冯海宁：“假冒茅台暴利比贩毒高”是双重提醒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刘平均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对于假冒伪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没抓住，他们都能牟取暴利。前几年我负责打假执法分管的时候，曾有销售白酒的电商告诉我，假冒茅台50年陈酿，利润比贩毒还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打造“中国品牌”，让“打假”再次成为两会关注的关键词。对于假冒伪劣商品，除造假链条上的人之外，恐怕是人人痛恨之。假冒伪劣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损害了品牌企业利益，还对实体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尽管《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都为打击假冒伪劣提供了法律支撑，有关方面也开展了专项治理，但假冒伪劣在有些地方仍然十分猖獗。

假冒伪劣为何难治？刘平均委员所说的“假冒50年茅台比贩毒还暴利”，对于打击假冒伪劣有双重提醒：一是提醒我们假冒伪劣难治的根源在高额利润;二是实际上还为我们指出了治理假冒伪劣的一种路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近日在微博撰文表示，打假需要全社会各方的协同，更需要法治完善的基石，法治打假、行政打假、平台打假、消费者打假形成合力，谁都不应该置身事外。他建议，如果参照酒驾醉驾入刑的思路治理假货，结果肯定会大不一样。

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企业家就打假提出的意见建议，值得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认真听取。假冒商品假冒的对象基本都是知名品牌、高价产品，企业为品牌和产品投入了巨大成本，造假者通过较小投入进行假冒，就能获得难以想象的暴利，自然有很高的造假积极性，也敢于冒险一搏。

当假冒比贩毒还暴利，巨大利益就会驱使造假者去冒险，这是假冒伪劣除不尽、打不绝的主要原因。“对于假冒伪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没抓住，他们都能牟取暴利”，这句话既告诉我们假冒伪劣的暴利程度有多高，同时也说明暴利是造假者敢于冒险的真正原因。即使有些假冒伪劣商品的利润不及贩毒的利润，那也比原品牌厂家、比很多商品的利润高很多，原因是造假者投入极少。

从实践看，我国法律的惩罚力和执行力远远不够。譬如，阿里去年大数据排查4495件假货线索，但公安机关得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件，只占十分之一;而33例已经判决的案件，比例不足1%，80%还判了缓刑;去年工商行政处罚的200例制假贩假案件，平均罚款额不到10万元。

再对比其他一些国家对造假者的处罚力度，就会发现我们的相关法律真的太软。“假冒茅台比贩毒还暴利”，这句话其实可以作为制定严刑峻法的一种参考，即惩罚力度与造假的暴利程度、违法所得紧密挂钩，让造假者不敢冒险。

造假者利润率越高、违法所得越多，受到的惩罚必须越重，让其违法成本远远大于造假所得，不再给造假者一次冒险的机会。为此，关键要社会、政府、企业等形成合力，比如品牌企业应该投入更多人力财力来打假，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有利于消费者和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