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成者主败者奴 强军变革决定民族生死存亡

原题：徐焰将军：成者主败者奴，强军变革决定民族生死存亡

本文首发于环球之音时代智库

本文系徐焰将军新书《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精彩段落。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校军事思想历史学科带头人。现兼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曾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兼职教授;连续三次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全军优秀教师”称号和“全军杰出科技人才奖”获得者。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日本防卫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和讲学。二十多年来单独撰写的学术著作已出版《金门之战1949-1959》《解放军为什么能赢》等二十多部，有一些还被翻译成日、英文在国外出版，有的作品还获得全军科研一等奖、中国图书奖和解放军图书奖。此外，还撰写过几十部电视片并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播出，并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特邀嘉宾。

纵观人类发展史，战争始终与之相伴。穷兵黩武固然会使国家遭受灾难，强盛国家却需要强大的军队。自古以来，各国之间也讲礼义、缔结协定，这是因为人类集群而成的国家作为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系统，是能够根据特定时代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而形成一整套文明规则的。在正常形势下，国家关系可以根据文明的规则运转，不过武力仍然是可以超越所有规则的终极手段。尤其是在文明规则对很多领土争端、经济纠纷等问题难以解决时，经常还是靠“拳头”说话，“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僵则死，变则通，古今一理。现在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改革，改革的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本书将回顾中外历史上重大的军事改革，揭示历史规律，寻找现实价值。

成者主败者奴，强军变革决定民族生死存亡

人类生存有两项最重要的需求，一是安全，二是衣食。前者要靠武力自保，后者要靠生产获取，当然强者也可掠夺弱者，于是战争便出现了。据考古资料证明，最早的战争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社会的战争在氏族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展开，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财富而发生冲突，进而演变成原始状态的战争。

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征战需要，就需要建立军队，这种有严密组织的武装力量的作用便是对内维护权力统治、对外进行战争。我国古代军事学《孙子兵法》在首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古代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争结果，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若是一国军力不振就不能对外掠到人力、物力，自己还会被别国掠夺甚至全民成为奴隶。中国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就是战败后被押到吴国为奴，甚至还要口尝吴王夫差的粪便。公元260年，罗马皇帝瓦勒良率军东征萨珊波斯时不幸被俘，成了波斯王上马的垫脚石，这使他本人和那个西方最强帝国都受尽屈辱!

“成则为主，败则为奴”的残酷法则，使古代各国军队发展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变革的成功者才能居于强国之位，败者就会跌落到苦难深渊。在中华大地上，秦国能以西方荒凉之域一统华夏，靠的是商鞅变法后的军制改革，从而打造出一支让关东六国胆寒的虎狼之师。

在18世纪欧洲的土地上，腓德烈大帝实行的军事改革使普鲁士从中欧一个不大的国家快速崛起，在很短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列强之中，为发展成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奠定了基础。中国封建社会自宋朝以后就转入僵化和衰落，当权者夜夜笙歌，丧失进取精神，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相继失败，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改革。清朝入主中原，却长期抱残守缺，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军事改革又总不成功，致使中华民族惨遭列强宰割百余年，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起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后，才使我们这个曾经衰落的古老大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的世界，虽然已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阶段，但军事实力仍然是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苏联在解体前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强大军力，其继承者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在世界上落到第十名左右，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总体军力仍居于世界第二，这就使它在国际舞台上仍能同美国叫板，其政治影响力远比其经济实力要强得多。

有无进取奋斗的理念，决定军事变革成败

国无军不立，古代、近代的执国柄者也都清楚这一点，除了极度昏聩的君主外都注重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往往视兵权如命。不过注重军事之国，并不一定能够强军，历史上经常有兵强马壮之国会逐渐变得衰弱不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事思想僵化和体制腐朽，不能引导变革甚至堕落得一代不如一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称雄西方的古罗马，就因军事体制崩坏落得个瓦解的下场，此后意大利半岛还出现了千年分裂的局面。

从古至今的军事变革，绝不是仅靠换些新武器，或提些新口号，而是需要以下三方面的并举：

1.提出创新的军事指导思想;

2.更换新式的武器装备;

3.实现军队的新编制和结构重组。

如果把军事变革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军事思想就是头脑，武器装备就是手足，编制体制就是躯干。在三者之中，头脑自然最重要，军事理念的进步才能有效指导变革。

作为多民族组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河流文明状态，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在数千年间多次南下，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特点，然而在短时间内又被农耕文明影响，被同化。中国古代王朝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其在防务问题上崇尚礼义与和睦，鄙夷征服式扩张奴役他国，只有少数民族政权才在短期内热衷于对外远征。如中国从战国时期至明朝的两千多年间一直修筑长城，这便是军事上的防御性理念的突出代表，也是河流文明的深刻体现。

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贫困打败富裕、野蛮征服文明的赫赫战绩，关键在于富裕的“知识分子们”尚武精神丧失，贫困的“野蛮人”奋发图强，掌握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一情形在近现代世界上也一再出现过，如“二战”中的意大利也算得上是二流工业国，却打不过希腊这样的落后小国，原因也在于这些罗马帝国的后裔丧失了前人的战斗精神而只重享乐。

经济科技落后是灾难，观念僵化更可怕

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科技落伍和军事衰败，造成中国近代陷入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局面，追溯其根本原因是中华大地同西欧相比落后了几百年。自15世纪开始，欧洲走向资本主义后，明帝国便开始落后。清朝入主中原后以落后封闭的理念治国，导致国家愈贫、军队愈弱。

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苏发展核武器形成了“核毁灭平衡”，使得世界大战难以发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国力竞赛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竞赛。但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获得的发展机遇，仍然同自身的军力息息相关，适时地推进军事变革，保持和发展一支强大武器力量十分重要。

美利坚作为一个由跨洋闯荡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国民历来有一种开拓进取的文化基因。虽说美国文化有其粗俗、鼓吹极端利己主义的一面，却也有注重改革、鼓励科技创新的特点，这使它能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造就一支技术水平超强的军队，以“独霸”的姿态充当“世界警察”，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不过这个国家的改革精神、科技创新、体制探索还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历史积淀了无限沧桑，创造了无尽辉煌的中国，历来是求稳容易，变革却较难。若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进则退，军事变革是强国所必需。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从未有过的雄厚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有志于改革的亿万军民，在国防上建设实现腾飞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完成。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前景，现在已经在眼前出现，即如同毛泽东当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中所说的那样——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人类进步的灵魂是创新，军事进步的灵魂在于变革。人类建立了最早的国家形态后就有了军队，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又使兵器和作战手段不断变化。

靠军事征服而不靠凝聚人心造就的庞大帝国，往往都不能长久维持。亚述在靠武力走向扩张的鼎盛期时，就种下了衰败的种子。同众多的被征服地区的人口相比，亚述人只居于少数，残暴的征服政策造就了仇恨和不断的起义反抗，这迫使亚述帝国只能分兵驻守各地，军事力量分散，原来的军制也受到破坏。亚述只讲暴力不讲仁德的习性，也必然影响到上层，王室和贵族为了争夺权力和战利品，在征服埃及和巴比伦后便出现了尖锐矛盾，后来发展成一系列相互残杀的流血内讧。

回溯中国历史，大约4000年前建立的夏朝至今还没有发现文字记录，从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商朝的存在，提供了最早的上古兴衰史。无论是传说中的夏朝，还是有甲骨文记载的商朝，都是奴隶制国家。大禹领导黄河沿岸的部落治水成功后，被推举为头领，禹的儿子启世袭了王位，形成了最早的王国“夏朝”。不过严格而论，夏商时期国家形态还不完善，国王仅相当于一个部落联盟的头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古代兵学，正是在一次次战争的感性知识积累中逐渐发展起来。西周灭商之后以前朝为戒，一方面继续征伐不听命的部落、方国，一方面在各统治中心修筑坚城，进攻与防御兼备的思想就此树立起来，在某些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次大变革。

公元前5世纪末，古希腊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发展已颇具规模。与此同时，它的主要敌人，在西亚兴起的波斯帝国也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马其顿等广大地区。当时，波斯帝国的疆域西至埃及，东括印度、南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北到里海及黑海一带，公元前6世纪时已成为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地跨亚欧非三大洲。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和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在政治、军事上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大流士政治改革的内容包括：采取分权制，将其国土划分为20个郡(也有译为省)，各郡每年向中央缴纳一定的贡赋，并在打仗时提供兵员。各郡有自己的自治权，保留各自的语言、货币和度量衡，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第一次联合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大大加深了相互的交流和渗透。但是，这样的帝国实际上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表面的稳定下面蕴藏着时刻会爆发的危机。

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一向都是打出来的，马拉松战役后使整个希腊动荡的局势得以稳定，人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信，民族自豪感开始无比高涨。不过，波斯人所遭受的损失对庞大的军力而言并不重，他们在撤退时嚣张地喊出一个有名的口号——“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自古有识者想加快战争胜利，必须以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并用，秦军一味施暴，使许多敌军见形势无望仍死战不降，既增大了战争破坏又推延了时间。当初商鞅不听“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劝告，以峻法严刑积怨甚多，落得个五马分尸。秦惠文王杀商鞅却仍实行其法，将秦国社会变成一个极端尚武的战争机器，最终虽兼并了六国，却因坚持不讲以德服人而专恃暴力的思路，把全国都变成兵役、苦役营，自然播下了“二世而亡”的种子。

凡事过犹不及，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向反面转化。商鞅之法鼓励尚武又一味黩武，最后导致秦国人心、军心丧尽。正如杜牧所写的千古名篇《阿房宫赋》的结尾所感叹：“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千古兴衰，百年轮回。在封建体制下，唐太宗虽创立了炫目的文治武功，历史的周期率却注定其子孙会在养尊处优中走向腐败。安史之乱后，西北马场的丧失使华夏民族丧失了建立强大骑兵的物质基础，对北方游牧民族长期转入了消极防御，这说明中国封建体制已趋于沉腐，“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终成绝唱。对后来那些只知高筑墙缩头防御的懦弱王朝来说，汉唐出击漠北“踏破贺兰山”的战绩，只能在纸面上吟咏追念。

历史证明，一种划时代的武器出现，必须有创新的军事思想推动才能使其有效应用。中国自宋代以后封建思想走向僵化，知识分子只醉心于八股而重道义、轻技艺，这就使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只能“墙里开花墙外红”，反而在欧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西方军事变革对近代战争的影响

1992年笔者在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访问讲学时，正遇当地筹划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活动。许多印第安人和拉丁美洲人上街抗议说，“什么发现美洲，我们的祖先原来在这里生活得好好的，哥伦布的登陆只给美洲原来的居民带来几乎灭绝的灾难”。

军事变革又需要以科技工业发展为保障，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为全民参战提供了大量武器，同时让蒸汽船、后膛枪炮、电报等新科技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并出现总参谋部一类的全新指挥机构，19世纪的世界军事舞台也就有了划时代的变革。

近代战争是一种经济力量的竞争，这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北方的经济实力远超南方，加上林肯解放农奴的宣言让南方农场的黑奴大量逃亡。经过四年消耗，南军因后方供应和人力补充都陷入枯竭，最后在1865年投降。

新战争手段和军事变革的出现，是以经济和科技水平提升为基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类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问世和电力在发达国家的普及，使汽车、飞机这些新工具诞生，机枪这类自动武器和装甲车辆、铁甲舰的装备的出现，也使战场机动方式向机械化、摩托化过渡有了前提条件，军队通信联络也因电报电话应用大为改善。不过这时各大国军界头目还受传统战争思维的束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没有注意应用新技术装备，如汽车还只用于国内城市运客货，飞机在空中侦察充当“眼睛”而没有用作武器。

战争是矛盾的运动，战场僵局形成后往往就会诞生其克星。英国人发明了一种打破阵地战僵局的秘密武器，其代号为“水柜”，英文为Tank，按音译就是“坦克”

飞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刚出现的新武器，在使用上没有传统观念束缚，战时发展得最快，这可谓是“一战”期间最重大的军事变革，空中军事力量的出现使战争由平面发展为立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证明了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必须与经济实力相符，穷兵黩武不可持久。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也是经济力的较量，德、奥、土组成的同盟国一方的失败就主要输在人力、物力的枯竭。

国家的社会面貌，决定了军队内部状态。沙皇俄国农奴制残余和野蛮、掠夺、扩张性的特色，导致旧俄军队内长官对待士兵的主要用具是皮鞭，奸淫掳掠又是战时的习惯。十月革命后建立红军之初，布尔什维克从革命理想主义出发，规定入伍者要贯彻自愿原则，实行官兵工资待遇平等，军中大事要开大会表决，还一度实行士兵来选举指挥员的制度。

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同西方对比形成巨大反差，极大刺激了接触到世界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创建国民党并想振兴中华的孙中山在向西方和日本求援碰壁后，决定“以俄为师”，学习苏俄红军的榜样创建黄埔军校，准备建立有国民革命精神的“党军”，并实行了党监督部队的党代表制。参加黄埔军校的中国共产党人如周恩来等人，又在校内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思想教育官兵，从而开创了革命的建军之路。

在井冈山下的小村三湾，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首要任务是建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建党委，连建党支部，部队重要行动不是由长官个人而是由党组织决定，这就改变了旧军阀部队“兵归将有”而建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湾改编还奠定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连队内建立士兵委员会，从政治上、经济上(部队开支)监督指挥员，同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广大战士感到自己翻身做了军队的主人，纵然生活艰苦也无怨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中舞台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作战形式——战略轰炸。拥有最雄厚综合实力的美国和集中主要力量于建设空军的英国在战时，能生产出B-17、B-29和“兰开斯特”这类远程轰炸机，可对数千公里外的目标实施高空轰炸，德国和日本的主要工业基地和内地军事目标都遭受到持续不断的打击，这对促成其军事和经济崩溃发挥了重大作用。世界战争史上出现了远程战略打击的新手段，催促强国建立起了战略空军(航空兵)。

“二战”的海战证明，海军作为一个技术密集型军种，不能单纯追求军舰数量、吨位和火炮，而要同步发展电子、机械动力等方向的能力，美国的优势正突出体现在这里。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时，美军舰只数量和吨位上远逊于日军，却以电子优势处于敌明我暗的地位，导致双方航母的损失比为1∶4，日军海军航空兵主力就此损失大半。在随后的瓜岛附近海战中，双方投入的舰只数量吨位相当，美舰却安装了雷达来瞄准，日舰射击仍要靠肉眼找目标。日本官兵拿出所谓“武士道”的拼命精神，也扭转不了技术落后所注定的败局。

在“二战”的海战中，大西洋上以反潜战为主角，太平洋上以航母战决胜负。“制空权就是制海权”“电子技术左右战场”这些基本理念，在此时的海战中就已经显现出来，这也成为战时和战后各国建设海军的关注点。

核武器的出现，是人类将核学科研究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结果，这是发现了X射线的德国科学伦琴和发现放射性来源的居里夫妇始料不及的。一种能运用于军事目的的科技成果发明出来，往往就不是科学家说了算，而是由政治领袖来决定用途。

核武器改变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形态，也改变了发达国家的军队编组，掌握战略核力量的新军种就此出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思维。过去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核战争这一手段却可以吞食政治目标而导致同归于尽，国际上就此难以爆发大战，只有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力量的变革历程

朝鲜战争同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朝鲜战争本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始回到三八线终结，最终可谓是平局;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战争从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开始到停战时推到南边500公里的三八线。

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扫过去在世界上总是受外人欺侮而挨打的屈辱，恢复了鸦片战争后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从此在国际上树立了军事强国的地位。不过由于美国在物质条件和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过大，中国方面在局部战争中与敌达成势均力敌后也就适可而止，尽快实现和平以集中力量投入国家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经历二十多年战火锻炼的一支英雄军队，从总体上看却还是一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小米加步枪”为特色的装备极为落后的单一陆军，还没有海军和空军。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表情显得很凝重。他后来说过，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早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军队现代化就开始憧憬。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承认红军的游击性时也瞩目未来说：“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

1949年新中国诞生，有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国防终于有了基础。毛泽东就此发出号召：“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国军队提出了现代化、正规化、系统学文化的口号。当时苏联对华提供大量军援和派出众多顾问专家，其军事理论也对解放军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初军内曾提出过对苏军要“全面地学，不走样地学”的口号，就此出现了如何变革的争论。

不过苏军的很多做法中国的确不能照搬。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军委在学习苏联问题上提出“科学技术全学，行政制度半学，政治工作不学”。

毛泽东以其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精神，在1955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决定着手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准备独立研制核武器，从此中国核力量建设得以起步。

中国的“两弹”建设实行了“超越式”起步，在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生产的情况下就开始研发核弹，仅用不到十年就跨入了世界五个有核国家的行列，堪称国际科技史和军事史上的奇迹。

自1966年8月起，解放军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兵种──第二炮兵。这一新兵种装备战略导弹，主要担负战略核反击任务。这一新兵种的建立，使中国军队的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革，武装力量的发展也开始适合核时代的需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上的高技术信息化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舞台的主角，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向中国国防事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展现了新的机遇。

现代的军事斗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较量。随着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中国军队通过加强院校的教学质量和培训水平，大幅提高了官兵的科技文化素质和现代军事素质。解放军的数量虽然一再减少，遂行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能力却在不断增强。

如今中国本着“科技强国”的原则，在发展国防工业时注重了军民技术通用，军工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改变了完全国营的“独此一家”局面，允许民营企业参加军品生产并建立竞标机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采购中也形成了激励机制，这种变革打破了过去中国军工体系延续了几十年的苏联模式，促进了军品研制的竞争和创新。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上信息化大潮的到来，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既面临着一次机遇，又面临着一次挑战。对我们民族幸运的是，中国抓住了这次机遇，国防现代化建设终于从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忍耐”期之后，自90年代后期起，解放军加速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从人员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发展成为一支较为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合成军，高技术军兵种成为战斗力的骨干力量。这一历史性跨越，使中国军队摆脱了延续百年多的技术落后面貌，现在中国被世界军界公认为战斗力和技术水平仅次于美国、某些领域与俄罗斯并列的处于国际第二档次的军事强国。

在2004年中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第一次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单独作为一章进行阐述，强调“走复合式、跨越式发展道路，实施科技强军，深化军队改革”，这就说明了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基本方针原则。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经成为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

自2012年起，领导人带头树立新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强调继承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党风建设和军队建设出现了新面貌。从2015年以来，中国军队又开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军改，主要表现为领导体系改革，实现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这是符合世界军事变革潮流的应有之举。

这一次军队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瘦身”，还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结构改革。全面启动不仅牵涉到众多利益，而且需要解决观念问题。新一轮改革要解决“头重、脚轻、尾巴长”的长期痼疾，即领导机构过大、基层人员不充实、服务保障机构太多的弊病。取消了设立几十年的大军区，新设立五个战区司令部，而且新的领导体制突出扁平化、精干化、高效化、一体化，以优化组合。

在新一轮军改中，全军组合形成了五大军种，除原有的海军、空军外，新建了陆军司令部并之平行，改变了过去不单独设陆军而实际存在的“大陆军”观念。二炮变身为战略火箭军，并新建了适应信息作战的战略支援部队。这一前所未有的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军队的传统结构。

如今的中国面向世界，2015年国防白皮书又首次提出“海外利益攸关区”，说明国家权益和国防范围在不断扩展。我国增强军力的目的，还是创造和平建设环境，军事准备的目标是遏制大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从而确保国家的和平发展，军队的改革也要服务这一大局。

自2015年起，中央军委领导开展了全面的军事改革，这也是中国军队在信息化进程中胜利前行的重要保障。有英勇奋斗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中国军人，必将抓住信息化的历史机遇，从而豪迈地自立于世界之林。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