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东亚政治开启“新三国演义”

面对着困扰北京、东京、首尔三边互动架构的诸多消极因素，中日韩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处？这不仅是一个争议性的政策问题，更是摆在东亚政治面前的世纪难题。当前中日韩关系的低潮并非偶然。

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从未出现过同时强大和繁荣的局面，东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陆、海分离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的现实，而观念与制度层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国因素的牵引与干扰，中日韩关系的“新三国演义”充斥争议和对立实属正常。

这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从未有过的新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韩三国关系也必定绝非易事。单纯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入手，或者单方面的克制和忍让，恐怕都难以打开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笔者对笪志刚先生《环球时报》2月22日见报的《中日韩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国》一文存有异议。

安全关切先于经济利益

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安排，背后的外交和战略考虑常常是决定经贸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决心加入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首先考虑的不是日本的贸易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和战略决定。

TPP的本质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杠杆，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斥中国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加强“孤立中国”的地缘战略集团。安倍力压国内一度强大的反TPP势力，愿意向美国开放汽车、农产品市场，就是为了全面增强美日军事同盟，避免美国在未来可能的日中军事冲突中战略犹豫。

韩国在2016年7月做出“萨德”部署决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样是——韩国必须在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威胁面前，强化韩美军事同盟作为韩国安全的可靠保障。这是1992年中韩关系正常化以来，韩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再选择”。面对来自金正恩政权迅速的核力量和导弹发展，韩国把国家安全的“宝”彻底押在美国身上。

近年来，中日韩之间出现的这种扩大的安全对立，有着深层的亚太地区战略性和结构性根源。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经济上的利益计算和相互依赖带来的红利，并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问题的关注。

安全利益的评估和选择，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优先于经贸利益的“高位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贸关系无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冷冰冰的现实。

现阶段重在安全“止损”

然而，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已不会重复历史版的“联吴伐魏”或者“兴兵灭蜀”!“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

当中国的游客一到节假日就挤满韩国的明洞和日本的新宿，当中国赴日留学生远远多于日本赴华留学生，一个开始身强力壮的中国，“心”需要同样的宽大和壮实。上演好东亚“新三国演义”，中国人一定要有自信、宽容和坚定的战略意志，韩国人和日本人面对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性趋势，则需要有同样的包容、理解和敬畏。

改善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思考“经济出路”或者贸易变量，也不能奢望三国间的民族主义冲突能迅速平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解决更是路途遥远。稳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需要对三国深化的“安全困境”做出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无需一味指责对方，也不必用过度的恐惧或者仇视的心态看待彼此。

我们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战略准备，中日韩关系的改善进程很可能是缓慢、长期的。着眼于现有中日韩业已建立起的广泛与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给中日韩争议和摩擦“止损”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就是要避免关系持续对立与恶化，避免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避免安全争议扩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领域，例如经贸和社会性交往尤为重要。而“止损”的关键，就是要在三边关系的各种冲突点上，建立和开展起双边事务性和功能性磋商，通过设定行为规则、培养信赖措施，以及增强彼此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冲突性议题上的潜在危机。

在斗争中寻求破局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离不开“斗争”，需要我们有决心表达和反映“中国关注”，在斗争中寻找“破局”的方式和途径。

在这方面，中韩与中日又有所不同。韩国虽一意孤行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东北亚的战略稳定，但中韩之间的政治沟通仍然好于中日。中韩之间的安全对立，也远未像安倍政府的日本那样一心以“制衡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朝鲜问题确实是卡在中韩间的一道“坎”。

对于日韩无视中国战略关注、损及中国安全利益的行动，我们将坚决斗争到底。但斗争毕竟是手段，合作共赢才是目的。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战略耐心”。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缘战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中日韩的经济社会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化。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28%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日韩经贸与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包括三边自贸区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我们塑造亚洲繁荣与和平的基本信念。

但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之间安全利益的纠葛和对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在安全关切上相互“靠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三国的社会和媒体更需要担任起沟通的桥梁作用，为彼此的客观和理性认识注入正能量。(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