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特默会”暴露跨大西洋关系的尴尬

虽然以G20轮值主席国身份到访，并且肩负为在欧洲相继举办的G7及北约峰会做铺垫的任务，默克尔同特朗普的第一次会晤还是发出了不和谐声音。当宾主双方落座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拍照时，特朗普有意无意地把目光从身旁的默克尔身上移开。而当默克尔轻声提出握手建议时，特朗普并不接茬，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这让在国际政坛上惯受礼遇的德国“铁娘子”一脸尴尬。

“特默会”的尴尬场面折射出跨大西洋关系的现实，这表现在领导人个性、国家性及时代性等层面：

首先，领导人个性相去甚远。特朗普和默克尔都是很有个性的领导人，但问题是他们趣味不投。特朗普的世界观是世界混沌无序，美国不愿成为古希腊神话中在世界最西处用头和手顶住天的“阿特拉斯”，背负沉重的世界责任，而应成为美国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因此，他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不上心。默克尔的世界观则是线性进化论，理性、平等、自由、多边主义与开放包容等现代欧洲价值观，是战后德国和欧盟赖以立国、立盟的基石，必须坚决捍卫。其结果是特朗普在美墨边界筑墙，默克尔则倡导边界开放和欢迎难民政策，虽因遭遇国内外反对而政策有所回调，但未改初衷。

其次，国家利益和安全关切渐行渐远。这种分歧最为关键。美国的利益内向化、亚太化，对美国的联盟体系和国际贸易都以“减负”“公平”为指针，安全观也从全球收缩为本土及其亚太安全体系为主。而欧洲的利益仍在地区一体化、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多边多层治理，国际安全看法则较关注周边，包括俄罗斯、中东等。

其结果是，刚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连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都没写进公报，美欧在公平贸易、受规则约束的贸易之间争执起来。美欧利益和安全关切的分野在“特默会”上也表现出来。不仅对G20不怎么上心，特朗普还就北约“份子钱”(成员国军费占GDP 2%)敲打默克尔。默克尔曾对美方“催账”表达不满，表示按照自身需要增加军费。贸易方面，特朗普指出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默克尔虽表示认可公平贸易的重要性，但强调应以开放思维看待全球化，暗怼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针对移民和难民议题，一向倡导限制移民的特朗普强调，移民是“特权”而非“权利”。默克尔则说，全球化应以开放和公平方式构建。

第三，“西方时代”正在远去。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政治话语中常把“西方”挂在嘴边，而美国则以“国际社会”淡然应答。奥巴马时期，这种分别更是以欧洲和亚洲相区分，美国的战略身份从跨大西洋向跨太平洋转移。到特朗普时期，则直接打出了“美国优先”旗号，特朗普成了“西方”的离心力而非向心力。无论从道义、利益还是情感上看，所谓的“西方”都在远去。后西方时代的来临，诠释了种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尴尬。

当然，事情的发展总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跨大西洋关系的尴尬只暴露出美欧“分”的一面，但它仍处于量变过程中，并不排除“合”的可能，何时迎来“质变”，仍有待观察。(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