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光盛：澜湄合作，逆全球化杂音中的清音

去年的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在三亚举行。在今天澜湄合作正式启动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蓝莓之花”正绚烂绽放。

澜湄机制的最早设想源于2012年泰国政府，后由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11月举行的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2016年3月23日，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三亚举行，各国共同发表《三亚宣言》和《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通过45个早期收获项目联合清单。迄今，澜湄合作已经举行一次领导人会议、两次外长会、四次高官会和五次工作组会。

澜湄合作的快速发展超出世人所料，甚至超出了机制设计者和参与者的最初估计。纵观我国参与或倡导的区域及次区域多边合作机制，澜湄合作的高效务实让人印象深刻。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澜湄合作从机制提出到领导人会议召开，从合作基金成立到早期收获项目落地远超过其他一般的区域合作进展速度。目前45个早期收获项目已经完成大半，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的成立，也传递了中国方面的高效信号。

在澜湄合作机制之前，次区域6国已有多个合作机制，包括最著名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在此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澜湄机制的新意何在？

相比原有合作平台，澜湄机制具备多个新意。一是在主导权方面，澜湄机制与GMS由亚洲开发银行主导所不同的是，它是次区域内首个由6国共同主导、共同协调的机制。在合作领域方面，形成了政治-安全、经济合作以及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完美对接东盟共同体的合作框架。

二是在合作目标方面，澜湄合作首次正式提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超出此前其他区域合作的高度。从实现的可能性来看，纵观整个我国周边及更为广泛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对现实基础、制约因素和重大障碍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澜湄合作是最有可能率先取得实质成效的机制。

三是澜湄合作的一大特点是中国将与时俱进地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原因之一是在过去一些年里，亚洲开发银行对于本区域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之二是中国参与区域合作能力和意愿明显提升，并将之作为周边外交的重点区域加以建设和经营。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也是次区域其他国家所乐见的，还是澜湄机制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展望未来，澜湄合作这朵“蓝莓之花”将越发灿烂美丽、硕果累累，在一些所谓“逆全球化、逆区域化”杂音中响起清鸣，告诉世人“这边风景独好”。当然，我们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就像王毅部长说的那样，澜湄合作不要做“清谈馆”，而要做“推土机”，使澜湄合作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块“金字招牌”。(作者是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