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酒席礼金“绑架”了熟人社会的人情

20世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的著作中提出“熟人社会”一词，更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在更注重亲情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模式更加盛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但在名目繁多的婚丧事活动中花费也在逐年攀高。

酒席泛滥成灾。办酒席的理由不断推陈出新，除传统的婚丧嫁娶之外，还有订婚酒、升学酒、建房酒、入宅酒、参军酒、开业酒、升迁酒、谢师酒、买车酒、探亲酒、迁坟立碑酒、小孩（满月酒、百日酒、周岁酒）、生日酒（18岁酒、36岁酒、49岁酒、60岁酒、80岁酒、80岁以后年年办酒）……，甚至母猪下崽都大摆筵席，关于奇葩酒席的新闻，也在农村和网络上广为流传。在攀比风和人情债的驱使下，再加之很多人担心自己以往送出的礼金无法回收，于是寻找各种理由办酒，使得摆酒之风愈演愈烈，大有酒席成灾的趋势。

随礼负担沉重。伴随着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礼金也随之水涨船高，从过去的5元、10元，发展到后来的50元、100元，再到今天的数百上千，甚至上万，点钞机出现在乡村的酒席现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打工一年好几万，回家吃酒荷包干”，这也是对滥办酒席导致沉重经济负担的真实写照。随礼负担已经成为农村群众的隐性负担，甚至成为部分脱贫群众返贫的一大诱因。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乡里乡亲大家都沾亲带故，很多村民也知道滥办酒席不好，也难堪随礼重负，但单凭个人没有能力独自去改变整体的风俗和传统，只能由着酒席礼金愈发严重的“绑架”着熟人社会的人情。欲改变这种局面，可通过宣传教育、行政指导和群众自治等方式实现。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通过电视广播、移动媒体、远程教育、村民学校、文化广场、文艺汇演、集会庙会等途径，大力宣传推动广大干部群众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遏制陈规陋习，消除群众的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引导建立勤俭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饯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理性行政指导。各级政府要理性行政指导，合法整治陋习，制度规范必须纳入合法性框架下仔细考量，不得与法律法规相违背，避免不顾公权戒律越界强制干预。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关要求，动员全民参与做客事简办的推动者，尤其是公职人员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严格执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度、婚丧喜庆报告和公示制度等，做到事前报告、事后备案，杜绝隐性腐败、借机敛财。

三是发扬村民自治。民间办酒席关联到礼尚往来的习俗与传统，从一定程度上讲，其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大可通过自治这一途径解决。而村委会、居委会、民间理事会等组织正好具备这样的能力，通过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居规民约、理事会制度等来合理设定酒席操办名目、标准、规模，简化程序，新事新办。积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宣传典型案例，推广成功经验，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雪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