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诗歌要表现“劳动”的真正意义

年初以来一部难有票房的影片《我的诗篇》在“圈内”颇得好评，这部纪录片以六位打工诗人的诗篇朗诵为主线，呈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及理想追求的坚韧。然而“我五年的青春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化成一个个椭圆形的圣诞玩具。”在这些工人诗篇中，自我在劳动中是卑微和丧失的，和“咱们工人有力量”很不一样。这一颇得某个“圈子”赞赏的创作倾向，促使我们思考诗歌应如何表现劳动的意义。

对任何一个劳动者来说，劳动都有双重性。一是谋生，一是自我的展现和实现。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会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委屈和强制，这样的劳动往往疲累艰辛，充满无奈和感伤;而作为自我展现和实现的劳动，劳动者在其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财富赢得赞赏，得到快乐并实现人生价值。劳动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在社会性的集体劳动中劳动者强大且自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劳动者是创造人类历史的主人。

因此，如何看待劳动的双重性，既决定了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体验，也引导着诗人和艺术家如何表现劳动的意义，更进一步，还影响到作品的艺术风貌及其社会功能。如果只是关注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和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在劳动中所看到的，难免就是劳动者的卑微和渺小，由此无助而悲伤。如果注意发掘劳动者在集体劳动中焕发出的聪明才智和无穷力量，在劳动中看到的就是创造和快乐，以及劳动者的高大。表现这一切的诗歌，也就具有了昂扬的风格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文艺应关注人民的现实奋斗。当今中国文艺的一大缺失，就是这一现实奋斗没有得到充分关注，比如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浴火重生，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航天工程等建设伟业，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智慧创造和无私奉献。较之那些回避现实的言情古装剧或戏说历史的各种“神剧”，《我的诗篇》关注现实劳动，无疑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但只关注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和个体的劳动者，显然又是片面的。在这样的关注中，劳动是艰辛和异己的，劳动者是渺小的，即便抗争，也是无助无奈的。

在历史进程中，劳动者一直在探索劳动的意义及其艺术表现。“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国际歌》中石破天惊的觉醒和豪迈的回答。上世纪初，中国的广大劳动者打出了“劳工神圣”的旗帜，唱出了他们自信的歌声：“劳工，劳工，要做世界的主人翁!”

认清劳动的双重性，劳动者也就认清了自身地位和力量。劳动的目的更加清晰，劳动者的体验也更加舒畅。

其实，关心劳动者的疾苦，是久远的文艺传统;揭示异化劳动，也是近百年来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因此，《我的诗篇》沿袭的，还是一种人们早已熟悉了的创作倾向。说这样的诗篇是“真的诗篇”，诗篇中的中国是“真的中国”，不过是囿于某种趣味的一面之词罢了。

相比而言，如何在诗歌及艺术中表现劳动的创造和快乐，如何塑造高大的劳动者形象，才更是一个少有傍依、需要探索和创新的领域。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诗歌和艺术该如何表现劳动？是仅仅关注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进而表现渺小无助的劳动者，还是关注推动历史前进的劳动进而塑造高大的劳动者形象？这是对劳动者，也是对诗人和艺术家胆识的挑战。(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