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数据造假”可判极刑罪有应得

“试药数据造假”可判极刑罪有应得

背景：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司法解释，首次将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纳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

*华商报发表晏扬的观点：*靠造假骗取批文生产出来的药品，甚至比假药的危害性更大。因为，那些有正规批文、披着合法外衣的“真的假药”，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此前，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处罚力度严重偏软，以往依据《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罚措施包括警告、责令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拉入黑名单等，均限于行政处罚，且处罚对象以机构为主，对个人的处罚力度更加有限。此次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司法解释，“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而根据《刑法》，生产、销售假药罪最高可判处死刑。药物临床数据造假不仅应与卖假药同罪，而且在量刑时还可视情节从重处罚，以此震慑犯罪，让任何机构或个人都不敢铤而走险。

*小蒋随想：*新药临床数据“不靠谱”的泛滥可从下述数字窥见——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数据，截至2016年1月21日，因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等问题，国家食药监总局不予批准的、药企自查申请撤回的药品注册申请高达1184个。事实上，此类数据造假已形成“产业链”，药厂、中介、医院联手“虚拟”数据，一旦图谋得逞，它们都能从中获利（甚至是暴利），坑害的是患者，蚕食的是救命钱与医保资金。试药环节连环造假，可能导致“谋财害命”，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可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人命关天，在试药数据上欺诈，必须零容忍。置药品疗效与副作用、人体健康于不顾的无耻败类，被处以重刑乃至极刑，罪有应得。

县公安局130多人吃空饷触目惊心

*背景：*河南省公安厅对邱海山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予以通报——鹿邑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邱海山伙同民警刘萍、鹿邑县人社局公务员管理股原股长张季梅等人，在办理毕业生分配、干部调动、公务员登记和入警申报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其中，邱海山为女儿篡改档案年龄，最终实现其“7岁上警校、10岁当公安、长期领工资”目的。

*钱江晚报发表陈江的观点：*这个事件的可怕之处在于：鹿邑公安局吃空饷的并不只是“7岁上警校、10岁当公安、长期领工资”这一位。通报上称：“该局130多名民警长期不上班、吃空饷。”而“鹿邑县公安局实有在编民警525人”，130位不上班吃空饷，就意味着四分之一的民警“占着茅坑不拉屎”。这种赤裸裸的相互勾连，实属罕见，意味着基层公权力“链条式”失守，基层治理生态几近败坏。从鹿邑事件可以看出：造假从入警申报到审批环节，涉及人事、组织、财政、编办等多部门，相关部门俨然已结成非法利益共同体，“合作”得轻车熟路。老子当官，儿子享福；老公掌权，老婆得利，被视为天经地义。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人就得帮自己人。在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中，基层权力是整个权力系统的基础，遍布于社会肌体上。现在，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延伸到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成为“微权力”治理重点。也许鹿邑“链条式造假”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再造基层治理生态已刻不容缓，杜绝微权蝇贪之风不能心太软。如此，正气才得以张扬，失落的世道人心才得以收拾。

*小蒋随想：*这事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力，再度证明了诡异之事只有草根儿想不到、“能人”却可以办得到。在许多人打破头都难以考入体制里的背景下，编制的紧俏尽人皆知。由于编制不够，社会管理任务越来越多，许多地方还要在编外扩充人手。有的地方的在编警员与招聘的协警的比例甚至达到1比1。反观鹿邑县，居然有四分之一的在编民警吃空饷，还有人“7岁上警校、10岁当公安”，编制居然成为了一批有路子的人“光拿钱不干活”的工具，让供给财政、养活公仆的纳税人与公众情何以堪？更引人联想的是，在鹿邑县四分之三在编干活的民警中，有多少人也是靠“关系”进入的警察队伍？“裙带关系”导致了多少不公平竞争？他们的工作是否称职？当执法权掌握在七大姑八大姨手里，局地的法治生态健康吗？招录也好，用人也罢，不缺乏制度，监督的紧箍咒同样摆在那里，但某些人仍能大摇大摆逾越，甚至可以搞群体窝案……若不能彻底扭转这种基层的灰色生态，就难以避免“逃回北上广”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