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纯 杨嘉威：摘掉传统标签看当下欧洲政治

近来，随着全球化的负面阴影不断呈现和展开，尤其是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及意大利宪政公投的失败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频出，一些观察者认为，在英国，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和本土中小企业赢得“退欧”;在美国，是铁锈带的失业工人把特朗普送入白宫;这些现象表明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圭臬、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失败，预示着左翼政党即将在欧洲迎来新的春天。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以笔者之见，分析当前欧洲党派势力的角逐，应当跳出传统的左右界定窠臼。

不错，从简单的传统左右政治分野的逻辑推理来看，欧洲左翼的崛起和轮流坐庄应恰逢其时。2008年以来持续困扰美欧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不仅使其经济复苏乏力，也使得成员国之间和成员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凸现明显扩大趋势。2009年至2013年间，欧洲贫困人口从750万迅速增长到5000万。在传统左、右划界的政治分析框架下，这似乎是右翼政策的负面后果，而为青睐社会公平为特色的左翼政党创造了茁壮成长的土壤。

但稍前和当下的欧洲政坛现实却并未让欧洲左翼政党得到全盘咸鱼翻身的机会：在欧债危机荼毒欧洲的2014年，欧洲议会大选中，中右的人民党团仍以221席维持最大政党联盟地位，中左不进则退，倒是极端政党有所斩获;在刚结束的荷兰大选中，左翼工党失去29席大败亏输;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民意支持率最低仅为4%，不仅自己被迫放弃竞选连任，还连累本党候选人在大选中敬陪末座。

目前位于欧洲政治舞台聚光灯下的恰是一批极端、民粹政党和相对标新立异的政坛“新秀”，而拽取世人眼球的恰是他们突破传统左右分野、反建制的政策主张。去年底，创立于2009年的意大利草根政党“五星运动”等成功阻击宪法改革公投，迫使时任首相伦奇黯然下台。在前段结束的荷兰大选中，2006年成立、极端反穆的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法国，反欧盟、反全球化的国民阵线由边缘党派成为大选民调的领跑者，而其最有力的挑战者马克龙是高举“团结左、右”大旗的独立候选人。甚至在一贯警惕、压制极右翼的德国，民粹党派“另类选择党”在去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屡有斩获，也有望在今年的大选中历史性地获得联邦议会议席。

纵观欧洲政坛的时下现状，显然并不能用简单传统的左、右翼分类来定性和描述。首先，这些新兴的反建制党派既有来自左翼，例如西班牙第二大党“我们能”等;又有来自右翼的荷兰自由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其次，它们的政策主张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左、右范畴划分。法国国民阵线尽管在穆斯林问题上被定义为“极右”，但在经济政策上似又吸收了左翼的传统政策，主张反全球化，提高贸易壁垒，保护国内企业;马克龙则声称左右翼的划分是“无关的、过时的”，他的政纲中既有支持集体谈判、不延迟退休等左翼政策，也有降低企业税等右翼主张。经济政策上偏右，社会方针上追左。第三，最值得关注的是，它们不约而同地将突破传统左右、“改变”作为自己竞选口号和政策核心。

究其根源，无疑是民众对现状日益滋长的不满，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民众的诉求和呼声。“欧洲晴雨表”数据显示，相比于危机前的2007年，民众信任欧盟的比例从57%降至36%，信任本国政府的比例从41%降至31%。

面对欧债、难民、恐怖袭击、“欧洲认同”和乌克兰危机，以及老龄化、全球化、民粹和特朗普冲击，欧洲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党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传统左翼政党的政策要么机械执拗于社会公正等传统主张而无力推进结构改革，难以推动经济复苏，社会公平政策在债务压力下也难以为继。要么，政策主张右倾已与中右政党难分伯仲，失去号召力。加上官僚化，离底层民众已久矣;传统右翼政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剧欧洲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固化，为蔓延欧洲的民粹运动火上浇油。传统政治精英，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因此，尽管反建制政党和势力及其代表人物不少缺乏执政经验和完善的政治纲领，但它们敢于直接喊出传统建制政党和政客不敢碰触的激进口号，吸引不满现状的欧洲民众抛弃传统的左右翼，为其投票。

当前，反建制甚或民粹的浪潮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欧洲政坛传统的左、右翼格局，左右混搭成为时尚。在荷兰大选中获胜的首相马克·吕特大量吸收了极右翼自由党的口号;在法国，勒庞和马克龙均力图淡化左、右之争;在德国，似乎随着舒尔茨代表社民党出战，左右翼竞争可能重演，但其吸引选民的也是一副“政治素人”新面孔和变革的信号。

因此，分析当下欧洲政治，应跳出传统的左右翼定性框架，摒弃标签化思维。更多关注政党能否给欧洲当前面临的多重危机开出针对性药方，在经济竞争力与社会公平之间实现平衡，呼应民众求变的呼声。对于在这一轮反建制和民粹浪潮中饱受打击的传统政党而言，这是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对于一时间被推上时代风口浪尖的反建制政党，这也是避免自己的辉煌昙花一现的唯一方法。(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