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肖永平教授专访

主持人：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近日主办了以“一带一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为主题的第二届东湖国际法论坛，请问此次论坛召开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主题呢?

肖永平：“一带一路”倡议，对未来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过四年的“一带一路”建设，在今年5月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可以看到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个阶段，我们发现经济方面发展得比较活跃，但法制建设方面相对有点滞后。“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差异也很大，有些国家的政治乃至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形势也还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未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的纠纷。对这种纠纷怎么样去预防它，怎么样去解决它，这是未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一个基础性、前提性，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么一个问题，来组织全国两百多位专家学者集中探讨未来怎么样去构建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服务。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还是会发生一些争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都存在着哪些国际争端呢?

肖永平：这种争端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如果根据主体来分，从法律上讲既有民商事争议、外国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也有国家之间关于贸易政策方面的争端。从不同的领域来讲，既有商事，还有投资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争端在国际上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的。比如说对商事纠纷，国际上通常运用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如果是WTO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可以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去解决;而对于投资者和外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一般要用ICSID来解决，它是世界银行下面所设的一个专门解决投资者与外国政府之间争端的机构。

主持人：面对这样的国际争端，这次论坛研讨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肖永平：这次研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国际商事争端的解决。我们讨论的是现有争端机构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如何利用这些机构解决问题，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争端，以及中国是否有必要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争议。

主持人：我们当时是否提出了“国际仲裁中心”这样一个概念?

肖永平：“国际仲裁中心”其实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最高人民法院从改善司法环境的角度出发，鼓励人们多利用中国仲裁解决纠纷。所谓“国际仲裁中心”，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从抽象意义上讲的，就是说中国要通过改变法律环境去吸引外国的当事人，让他们选择在中国仲裁。第二种含义是说，这个中心是一个实体性的，就是可以成立一个实体机构。其实国内现在有240多家仲裁机构，实际上都是可以受理“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所发生的争议。为什么提出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呢?就是因为这些已有机构属于中国国内法依据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不太够。贸促会的调研发现，中国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时，90%会选择仲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选择仲裁的又有90%是选择外国仲裁机构的。在外国仲裁机构解决的这些案子当中，中国当事人90%都是败诉的。所以我们倡导中国自己来主导建立一个争端解决机构，就是为了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主持人：所以我国要建设国际仲裁中心有它的有利条件，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要建设国际仲裁中心，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肖永平：其实未来国际仲裁中心在我的理想当中还不仅仅只是国际仲裁中心，我主张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性的争端解决机构，这个机构除了设置一个仲裁中心之外，还要设立一个调解中心，也要设立一个磋商中心，还要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因为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非常强调和为贵，仲裁或者法院是以规则为导向解决争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成立磋商中心和调解中心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纠纷，避免争端的发生，这符合东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这些国家现有的法制发展状况。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到WTO和ICSID，就是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几率是很小的。在ICSID所处理的500多件案子当中，有47%的案件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但只有17%的仲裁员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所以说很多案子是被西方发达国家的仲裁员所垄断，他们完全根据这种强制性的法律去解决纠纷，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原则与目标是不太契合的。比如说一个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如果因其中一个小的纠纷，通过法律解决途径可能使他们的合作关系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要建立一种协调、综合性的机制，才能够真正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最好的保障。

主持人：那国际仲裁及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如何为“一带一路”提供服务呢?

肖永平：这种服务是多方面的，如果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它首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协调国内的政策和法律方面提供一个协商平台。另一方面，当他们有一些分歧或者纠纷的时候，协调中心可以提供协调人来帮助他们进行沟通，使双方尽量能够达成共识。但这个协调员是不会就纠纷作出决定的，也不会提出解决方案，他在中间就是进行沟通。第三个是调解中心，调解员则直接参与到当事方的争端当中去，对争议解决提出方案。如果双方当事人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就可以形成和解协议，这个纠纷就得以解决。最后一个当然是通过仲裁的方式，而在作出裁决以后，由于国际上存在着一个《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150多个国家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你通过这个中心所做的仲裁裁决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所有其他《纽约公约》的成员国都会执行。这样一来，它不仅在中国有效，在国际上150多个其他国家也都有效。所以它在纠纷解决方面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其实，这只是它的直接功能，如果有这么一个机构，实际上还能发挥其他很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如果在中国设立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解决争议时，都会用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双边条约。那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将会有成千上万项条约，有这样统一的机构，它就可以统一适用这些条约来解决纠纷，使不同国家在理解这些条约方面形成共识。没有这样统一的机构，两个国家表面上签订了条约，但不同的当事方对它的认识，对它的理解可能还存在差异。有这么一个机构，就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对有关法律规则的理解达到统一，让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规则得以遵守。

主持人：所以这个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

肖永平：对，就像我们“一带一路”所提到的任务当中的民心相通。这个机构的建设，就是不断地在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则之间进行碰撞，最后通过竞争逐步消除差异形成共识，这是民心相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那您认为“一带一路”对促进教育以及文化交流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肖永平：由于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民心相通依赖于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相互认同、理解和融合，而教育是实现这种融合最重要的途径。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法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法学院，成立了“一带一路”法学教育联盟。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其他大学法学院都很积极来参加，他们派越来越多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法律。中国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要了解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才能够有效保障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的利益。所以，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交往过程中，教育能起到非常独特的作用。可以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每一个具体项目的落实，既要有技术人才的沟通，也要有人在文化上的交流，还要有法律方面的协调。这对教育方面的需求，对中国教育国际化的一些重点都会带来影响。如果我们回头看看中国的国际教育，可以说前30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以后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我们需要花更多精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合作。

主持人：那么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负责人，您在这方面也会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研究，那目前我们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正在做哪些工作?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肖永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是在1980年成立的，是中国高校系统第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在2015年被中宣部确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在智库建设之前，大学的研究机构主要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之后，我们一方面为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提供一些建议，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同时也和外国的智库、国际组织合作，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性规则提供中国的主张和意见，这是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目前主要开展的工作。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中国现在关于国际法方面的人才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还很不匹配，所以作为一个学校的智库，今年我们就计划招收一批智库型博士。主要的招收对象放在党政机关的学者型干部，大型国际和跨国公司法务专员，以及我国法律实务部门和法律服务部门的精英等，造就一批适合“一带一路”建设所急需的国际法律方面的人才。同时，针对智库型博士，我们将采取创新性的培养方案，突破现在高校根据学科领域以学术为导向的培养模式。最终目标是培养一批可以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咨询的高级专门人才，这就需要打破原来的学科界限。除了熟悉国际形势、国际法以外，还要了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等专业知识，而政治素养和战略思维，都是需要我们在培养智库型博士过程中重点打造的。另外，人或者队伍建设是智库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所以在创新性培养模式下，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准备在北京设立一个办公室，专门针对在北京的学员提供集中学习、统一管理的服务，加强导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互动交流。

主持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需要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撑，我们也期待着武汉大学以及更多的高校和学者能够为“一带一路”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感谢肖教授接受今天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