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正视中等收入群体的“无力感”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爆出的一系列事件，如一些民办托儿所、幼儿园虐童;保姆欺凌受照顾的儿童和老人;以及老人被撞后本应负责的“老赖”赖账不负责，令受害人家庭陷入困境等事件，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些事件所涉家庭往往都是收入稳定，基本生活无忧的中产之家，舆论因事件而表现出的愤怒和不安情绪往往超过事件本身。事件所暴露出的状况显示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某种“无力感”，需要社会加以关注和解决。

这些年，中国人生活的中产化大趋势，让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普遍提升。但这一群体又都处在拼搏上升之中，虽然经济上都已有相对较好的支撑，具备了提升生活水准的基本条件，但也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庭的更好生活而奋斗打拼。中等收入群体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需要社会支撑，需要更多的市场或社会服务，需要高效的法律支持。一旦缺少这些支撑，中等收入群体在遇到问题时就会感到无能为力，从而发现自己生活的“脆弱性”。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发展，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也变得比过去更高，对生活提升的愿望更为强烈。但目前出现问题的往往是一些意外的风险，是通过付钱也难以化解的问题。比如由社会化服务所暴露的缺失引起的“安全”问题或意外造成的问题。就像那个老人被撞后事主就是不担赔偿责任的“老赖”事件，受害者家庭本来生活还不错，一旦遇到这样的事件，在各个方面都面临危机、陷入困境。这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无力感”。

应当说，这类事件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有可能出现，但正是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理想生活的期许，让这样的问题更为公众所瞩目。 这类问题过去也存在，但受当时发展水平的限制，基本生存保障和温饱还需要努力争取，其受关注度就不会太高。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这类公众过去往往注意程度不高的问题，变成社会最敏感、最具冲击力的议题。它们一方面是最切身的问题，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对最切身问题的要求最敏感;另一方面也是最具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对幼儿园状况的担忧引起家长的极大关切，就在社会层面激起更大范围的关注。这就是所谓当代社会的“生活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往往是从切己之处引发的，而不是抽象的大议题。每个人似乎都感同身受，也就很容易触动公众的“共同感觉”，从而激发巨大关注。

因此，这种“无力感”让许多中等收入者感同身受，引起一种“共鸣”。这种“无力感”在于：本来“我”努力打拼挣钱，为家庭和孩子挣出更好生活;本来“我”有更好的向上提升自己的可能性，现在居然发现有这样让人痛切的事情，挣钱或努力都没有办法解决，就更加愤怒和焦虑。“无力感”和生活的“脆弱性”相互叠加，形成这类引发公众聚焦的问题。因此，化解这种“无力感”就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化解“无力感”首先需要社会进一步地强化社会治理和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并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监管。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安全感”一直相对较强，而现在公众普遍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一般性治安等层面的安全，而是更高层面的安全，这就需要如社会保险或法律有效性等方面的更多支撑。

其次，也需要社会自身加强建设，中等收入者本身的积极参与，以及更多的中间组织和支持机构等积极迅速地回应公众社会诉求。这里既有政府的责任，也对社会和个人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如在政府的关切之外，各种社会机构的支持、公益事业等也必不可少。社会已经具备努力回应公众社会诉求的基本条件，下一步需要尽快地加强社会建设，在硬件建设之外，更加重视软件建设。

实际上，如何让社会组织运行更有效率，让人们生活中的自信超越“无力感”是有现实解决方案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不可或缺。中等收入群体自身需积极努力，在社区等层面上的积极参与对解决问题也有重要作用。公共生活的建设不仅依赖政府，也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

同时也要看到，虽然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新平台，但社会仍有其“有限性”。客观地说，与一些发达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许多方面的建设仍然存在现实的距离，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保障和支撑仍然还有其不足，难免存在盲点和问题，这些也需要让社会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些问题暴露解决了，还可能有新的问题出现。这些暴露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的困扰，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各种新问题的涌现是以新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社会的新状况，需要相对较长时间的努力才可能超越。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正在越来越正视这种“无力感”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有了坚实的条件和基础。(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