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夸父逐日”：中国成为核聚变能开发领跑者
会议期间，发际线有些后退的王晓宇和头发发白的王敏穿行在中外核聚变专家之间，风度翩翩地与大家握手寒暄，俨然已经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中国核聚变人。而他们的成长，还要从16年前说起。
2001年，时任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潘传红致信国家领导人，倡议中国加入ITER计划，并制定国家核聚变能发展计划。当时24岁的王晓宇刚成为西南物理研究院的研究生，他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充满了想大干一场的豪情。
“鉴于机遇难得，我国应参加ITER计划。”2003年1月，国务院初步同意中国加入ITER计划谈判。经过几年艰难的谈判，最终在2007年，我国正式加入该计划。
该计划吸引了包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七方参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科学工程之一，也是我国第一次以全权平等伙伴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太阳能带来光与热，是因为它内部时刻都在进行热核聚变反应，如果人类可以掌控这种反应，就意味着世世代代将拥有无限的、清洁的能源，ITER计划便致力于打造“人造太阳”。
中国有一批像王晓宇一样的年轻人先后投身于这项计划中，他们的整个青春都演变成了剧烈的“核聚变反应”：在一次次蜕变和成长中释放出源源不断的能量，推动中国和世界核聚变事业的发展。
“年轻的元老”
这项多国合作的大科技项目涉及能源、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个领域，各方博弈在所难免，谈判在2004年前后步入了“胶着期”。
刚刚研究生毕业的王敏就是在这时从武汉被派到了北京ITER谈判办公室，做前期资料收集和准备等辅助工作。不久后，已经研究生毕业的王晓宇则从四川启程，前往ITER计划的德国联合工作站从事技术研发工作。他们成为中国ITER家族“年轻的元老”。
在ITER计划正式启动前的谈判阶段，这两位“小年轻”时刻都被老一辈核聚变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激励着，鞭策着。
当时霍裕平院士已年近七旬，但还在“到处飞”。2005年，霍院士去德国参与热核聚变实验堆选址问题的谈判，王晓宇挤进去旁听。
几十平方米的半地下室房间里挤了三四十人，“光线昏暗、空气浑浊，就像老电影那种场景”。王晓宇和各国的年轻工作者搬着小凳子坐在谈判桌后面，看着前面的“大佬们”唇枪舌剑。
“选址”是各方博弈的重点之一。热核聚变实验堆所在地将获得人力和经济资源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并且不同的地址需要选择不同的技术路线，这涉及各个参与成员将分摊到何种具体任务、争取到怎样的利益，因此各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
“霍院士一拍桌子，特别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你说的，但我们的观点是……’” 王晓宇模仿着霍裕平当时的样子。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科技弱势地位和英语谈判的不利环境，他压根儿不敢想象老院士“气势能那么足”。这给当时只身在国外工作的王晓宇带来了莫大的鼓舞。
“坐在谈判桌前，强烈的爱国情怀自然就涌上心头了。”王敏也被鼓舞过很多次。
谈判阶段另一个需要攻克的难点是“知识产权”之争。技术超前的成员坚持尽可能少分享技术秘密，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希望多获取。2006年12月在韩国召开的最后一次ITER计划政府间谈判会议上，时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林新作为知识产权专题的中方谈判主攻手进行该专题的最后一轮谈判。王敏则跟随其他谈判专题组一同前往。
“早上9点开始谈，林处长那组到晚上8点还没谈完！” 其他组的谈判早已结束，王敏和几个年轻人跑到“知识产权”会议室门口守着，焦急地等待谈判结果。晚上8点半，门终于开了。
“门开了，我就看见林处长和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满安婷两位美女欣慰地笑着往外走。” 谈判席上的女辩手凤毛麟角，王敏像个小粉丝一样激动地说：“她们那种表情你知道吗，一看就是……成了！” 最后，知识产权谈判以所有成员共享所有ITER计划的知识产权告终。
虽然彼时，初出茅庐的王敏和王晓宇更多的是辅助和旁听，但前辈们所展示出的爱国情怀和中国智慧总是环绕着他们，以至于这些年轻人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觉得“能为ITER贡献出哪怕一丁点儿力量都是值得的”。
直到后来，他们成长成为热核聚变领域独当一面的能人，这种初心也不曾改变。
从“跟跑” 到“并跑”
2007年，ITER国际组织正式成立，上层将热核聚变反应实验堆工程建设所需的设备和零件分解成不同的“采购包”，由7个成员国各自承担相应份额的“采购包”生产任务。2008年科技部成立了ITER中心，作为ITER计划的中方国内机构。十几个“元老”从该计划的准备者“转型”成执行者，由于人手有限，王敏被架上了项目进度管理中方联络人的岗位。
“我不是核聚变专业的，不是英语专业的，不是项目管理专业的，也不是学谈判的。”王敏长着一张娃娃脸，特别容易脸红。
ITER国际组织代表每个月都会召集七方的项目管理人员开会，讨论确定进度、管理方法和规则，谈判各方任务的进度接口，提出各方下一阶段的任务要求和目标，会议内容不但专业而且暗含博弈。29岁的王敏第一次参加会议，战战兢兢地坐在了“China”桌签的后面。
第一次开会，各国代表坐了一圈，王敏以为准备得已经非常充分了。召集人先代表ITER组织说了一大段提议，首先问中方对提议是否有意见。
但那时候的王敏并没有完全听懂召集人那一长串提议。
“能请您再重复一遍吗？”
召集人又说了一遍。
王敏还是没听懂：“能请您再重复一遍吗？”
召集人说了第三遍。
周围安静极了，各方代表应该都在等待着中方的回答，但是王敏依旧没懂。她感觉“很丢脸”，但她不断告诉自己“即使再丢脸，也不能随便表态”。王敏脸烧得滚烫，只好说会将中方意见通过邮件进行反馈。
这件事给了她巨大的刺激，也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动力。王敏开始“恶补”，学习储备各种专业知识和政策知识，到处讨教项目管理知识，积极参加各种讨论。
她踏上“恶补”之旅后不久，身在德国的王晓宇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他被调往ITER总部——法国，参与热核聚变实验堆核心部件的设计和研发工作。
氢弹爆炸的原理是“氘氚聚变”，但尽管距离世界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复杂的核聚变反应仍旧不能被人类控制。人们需要将聚变的燃料氘和氚形成等离子体，加热到上亿度的温度；同时还需要为等离子体提供合适的反应场所，供氘和氚的原子核进行大规模碰撞，从而产生能量。
而王晓宇在ITER法国总部参与设计研发的核心部件，正是等离子体反应场所——真空室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刚到法国，王晓宇更多时候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在工作。他比周围的外国同事来得早，走得晚，细心积累经验，直到有一天，他默默提交的问题解决方案给了课题组领导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大家才终于开始认可中国雇员的实力。
这个时候，科技部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的建设也已经走上了正轨。为积极探索符合国际大科学工程管理要求的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机制，ITER中心建立并实施了ISO9001质量管理机制。
2009年，曾经在科技部情报所从事财务和审计工作的赵文应聘到ITER工作，第一年就管起了12个亿的资金，老领导打趣说：“这小子现在管的钱比我还多！”而后，人事和资产的管理工作也交到了30岁出头的赵文手里，核聚变中心主任罗德隆戏称他是“大内总管”。
不过赵文这个年轻“总管”当得如履薄冰，“连洗澡都带着手机”，到2012年，在他和各部门同事的强力执行下，ITER中心终于完成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不久后，王晓宇结束外国的工作生涯，带着他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回国服务中国的核聚变事业；王敏也不再是那个爱脸红的小姑娘，已经成长为自信、专业、能独当一面的项目管理人士。
在此后的项目执行过程中，各方代表愈来愈感受到中方的影响力，以王敏为代表的年轻中方管理者们不仅很快赶上节奏，并且开始提出一些厉害的见解和建设性建议。王敏提出的建议多次被其他方支持，会议期间总有代表过来问建议的细节，她发言次序由最初开会的第一个调至了倒数第一第二个，而以前做压轴发言的通常都是美国和欧盟。
随着这些年轻“夸父”的蜕变和成长，中国的核聚变事业也从“跟跑”世界科技强国逐步进入了“并跑”的轨道。
冲向“领跑”
如今，时间进入中国正式加入ITER计划的第十个年头，王敏的头发白了，王晓宇也戏称自己“已经老了”，这些“年轻的元老”成为中国核聚变事业的中流砥柱。
通过他们和老一辈核聚变人的共同努力，中国认真履行承诺和义务，承担的ITER“采购包”制造任务全部得到落实，严格按照时间进度和标准，高质量地交付了有关制造设备和部件。
罗德隆说：“参与ITER项目的10年，是中国核聚变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大跨步前进的10年。”
而随着中国在受控核聚变领域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在参与ITER计划的同时，中国也正在筹建自己的核聚变实验堆CFETR。
前不久，为庆祝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国际组织成立10周年，“ITER十年——回顾与展望”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国际核聚变专家联合发表《北京聚变宣言——支持中国聚变能源发展》，支持建设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
“希望有生之年能做好这件事。”CFETR核心部件的概念设计便由王晓宇承担。
罗德隆介绍，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2025年基本组装完毕，2035年整体建设完成进入全负荷实验阶段，并力争在2050年进行商业投产。而中国的CFETR，则旨在建起ITER和未来核聚变电厂之间的桥梁。
前不久，科技部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出版了一本《中国正式加入ITER计划10周年纪念文集》，参与该计划的老、中、青核聚变人每人都写了一篇感言。
罗德隆写道：“在人类追逐‘人造太阳’的路上，中国正从‘追赶者’、‘并跑者’，成长为具备强大国际输出能力的‘领跑者’，并将在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方面发挥聚变人的作用。科学家们数十年艰辛‘逐日’，盼望着核聚变能的第一盏灯会在中国点燃。”（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