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秘》节选之三：关于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_风闻

   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秘》节选之三        

关于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

个人认为，政治，当然是人类组织社会的集体生活的最高的一种形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每一个团体都追求一种善。而城邦则追求至善。”[1]

但是，在政治之下，其实还有着丰富得多，实质得多的社会的、文化的、尤其是经济的生活。（当然还有家庭的、个人的生活等。本书不准备讨论到那么深入。）它们是人类存在形式中更基础的部分，其实也是更重要的部分。它们同时是社会的更形而上的部分的基础，就像楼房的地基和底下的楼层。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结构（以及建构它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真的是这个整体的文明结构的最高楼层。它的确有能力统帅其它层。（所以它非常重要。）但它必须以其它的楼层为基础，并为其它的楼层服务。如果没有这个意识，而是以为整个社会都应当为某种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必是一种暴虐的政治（意识形态）。

宗教的地位则与政治相类。不过本书不会讨论宗教问题。

为了提纲挈领，这里先把关于发展方面本人达至的一些基本结论作为“大胆的假设”在这里先行提出。以后再慢慢地论证。

首先：本人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没有一种刚性的，单向的因果关联。就是说，不能认为政治是因，其它比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果。不能认为其它一切的发展，都是由政治（制度）的类型或其发展所限定或确定的。说到底就是说，无法论证，在某种（政治）制度形式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一定会好，或一定会坏。

所谓“路线是个纲，其余都是目”的说法，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本人完全不取。

那个“人生而平等，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诸般权利……”，并据此建立制度，然后要推行到全世界，说来也是类似的历史唯心主义。[2]

其实，倒是如果把上述立论反过来，可以得到多得多的现实的支持：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现实的基础，会极大地有利于、相对地有利于、相对地不利于甚至极大地不利于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自上而下的影响和自下而上的约束都是存在的。但自下而上的约束远远大于自上而下的影响。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通常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政治就是胳膊；其它的一切，就是大腿。胳膊拧过大腿的事态也确实发生过。但它们都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最多数十年过去，大腿就会把胳膊重新拧回来。

这和一般人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可能不符。但如果你能站得高远，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长时段的生活（数十年就行），你会发现，这是真理。比如请你想想，为什么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会被放弃了呢？是不是大腿又把胳膊拧回来了？

这套观点其实并不新奇，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笔者的感觉，冥冥之中，还是自有天道。只是为了寻到这个天道，有时人类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耗费的时间也太长。迷途之长，可能超过一个人的整整一生。

笔者发现，社会的变迁中有太多的自然的，非人力（尤其是一时的，有意识的，政治的人力）可挽的因素。社会当然是由人构成的，但社会的运动，很多时候是由广大的人群凭借下意识的本能在运动。（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9年来的造富运动。）领袖们担负的只是开启阀门的责任。但闸门打开后，有多少水可以、可能或成功地流出来，则是在漫长得多的历史中积淀而来，不是一代领袖所能真正左右的。（比如中华民族在当代中国和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经商和科技才能。）（1990-2010年代的西方资本势力全力支持的经济全球化，可作如是观。西方当年的殖民运动，也可作如是观。）

这里还想到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南非和曼德拉。曼德拉个人品格堪称完美，也没有恋栈。但是他身后的南非每况愈下。他费尽移山气力，抬起闸门，但是却放不出水。根本原因是，闸的后面水太少，或水的质量太差。）曼德拉很不幸，他的人民太差。

有一个说法叫做历史的迷雾。说的是人们的认识很容易被困在当下。错非有大智慧的人，无法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现在许多事情的对错，更难清晰地看到将来。但数十年，上百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过去，就容易得多，因为他只需要归纳确凿的过往事实即可得到相对可靠得多的结论。

这些自己得到的结论，经反复考量，还是决定在陈述证据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举证结束以后，再行完整归纳。

******************************************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原话有一大段，这里概括的是毫无疑义的大意。[2] 稍微说详细一点，我的意思是：《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独立宣言》，也是建立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基础之上。（比如，如果有一群中国人或阿拉伯人要在一个蛮荒之地殖民，他们会起的章程肯定与欧洲人的不一样。）那些似乎的公理，其实并不是天授。它们并不可能简单地、先验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有人肯定会说，那不同的理念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适合于不适合之分。要改造制度，必须先改造社会。否则就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橘移淮北则为枳。甚或邯郸学步，东施效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