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中的成人矫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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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南南

引言

作为通过惩罚来赎回罪恶的仪式，监禁的言辞往往具有明显的神学色彩。而关于监禁和惩戒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有可能受到社会工作者的支持，他们认为人类行为的大多数缺陷都源于社会环境，改变罪犯的关键在于学习如何操纵这些环境或他们的心理后果。社会工作者认为监狱应该为罪犯的康复、再教育和重新融入社区提供服务治疗。

评估与干预

惩教系统的主要焦点是对个体的管理，他们的行为不被社会认可。因此，惩教机构将重点放在评估技术上，这些技术主要关注在组织规划和机构管理方面更有帮助的行为概况，而不是为罪犯设计适当的矫治计划。监狱对每名囚犯都有明确的行为报告，这些报告用于对囚犯在监禁期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决定，包括需要或符合哪些待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报告被用来取消囚犯参加项目的资格，例如，某些治疗方案会取消监禁前或监禁后有暴力侵害历史的囚犯的资格。

在某些场合，包括惩教计划，都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任何被判犯有重罪的人，或者有监禁历史的人都是反社会的，在某些情况下，反社会或精神病的术语可能附是这类群体的代名词，因此，建议社会工作者在使用这些术语时要非常小心。对于男性罪犯，有心理病变检查表——修订版（PCL-R），包括案件记录和访谈中的20个条目，它被广泛用于刑事司法系统，因为它能够预测累犯、假释、暴力和治疗结果。其他用于心理健康检查和评估的常用工具包括：贝克抑郁量表（BDI）、简明症状量表（BSI）、一般行为量表（GBI）、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症状自评量表修订版（SCL-90-R）等。药物滥用筛查和评估工具包括：酒精依赖量表（ADS）、成瘾严重程度指数（ASI）、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UDIT)、药物滥用筛查量表（DAST-20）、密歇根酒精重度筛查试验（MAST）、简易筛查量表(SSI)、TCU药物依赖性筛查（DDS）等。

在美国，缓刑风险评估和模型分类系统已经在各地的惩教机构中实现了标准化，缓刑风险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风险评估工具和预测量表来降低缓刑人员再次犯罪的几率，而对罪犯的评估和分类则有助于确定必要的监督水平、累犯的风险以及罪犯的矫治需要，因此，刑事司法决策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使用风险预测统计来区分低风险罪犯和高风险罪犯。模型分类系统有助于指导缓刑官做出如何最好地为缓刑者提供缓刑监督和具体服务的决策。该评估系统包括：过去12个月内的地址变更次数、过去12个月时间使用的百分比、第一次被定罪的年龄、先前的缓刑/假释撤销次数、先前的缓刑/假释监管次数、先前被判重罪的次数、酒精使用问题、其它药物使用问题以及改造的态度和动机等。

假释与缓刑不同。假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法定法令只产生强制性假释，因良好行为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提前释放。另一种是自由裁量假释，假释委员会根据委员会的判决和评估给予假释。委员会通常会考虑囚犯被监禁时的行为，也经常使用心理测试报告，但是做决定时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受害者家属、检察官、法官和执法人员的反对等因素。换句话说，假释评估往往比缓刑评估更具政治性。

案例分享

亨利是一个30多岁的白人男性，他的父母在他3岁时离婚，他的继父常常在身体和情感上虐待他。他的学校成绩不好，10岁时，在学校做了坏事，因此见到警察。后来，他又涉嫌强奸、贩毒等行为，被带到相关寄养机构，被判缓刑，缓刑官每周给他一份表现良好的证明。一年后，他因偷车而被捕，他的缓刑被撤销并被送到该州的一所监狱，判刑两年。这是他第一次被关进监狱，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睡觉、发呆，监狱里有一名心理学家，但亨利从未见过他，监狱也没有社会工作者。在这段监禁期间，他还遭到另外两名囚犯的性侵犯。后来亨利开始吸毒，他的假释官要求他每周取尿样，并且在第三次尿检不合格后，假释被撤销。

此外，他还因伪造罪名再次被捕并被被判入狱，狱中还涉及酒精滥用问题，并且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因为该州的法律已经从康复转向控制和惩罚，他所在的州也废除了假释，他也因此接受了五年监禁的判决。这次亨利被送到了一个拥有强大系统的监狱，他再次遭到性侵犯，他还加入监狱里的白人团体“雅利安兄弟”，该帮派向他保证，他以后不会再受到此类侵犯，而且事实上，帮派成员殴打了侵犯亨利的囚犯，最后当地的社区学院在监狱实施了一些教育项目，这个帮派才得到了规范。亨利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的洗衣房工作。

释放后，他在当地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在一名女服务员指责他偷盗后，失去了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喝醉了在酒吧里打架，不小心杀死了一名参与者，虽然这次他提出了无罪的声明，但还是被判处10年监禁。亨利在心理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很多心理测试，他被诊断出患有学习障碍（但没有智力障碍），还被诊断为双相II型障碍并伴有酒精依赖问题，因此被一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注意到，于是和他每周进行一次会谈，此外还引导他参加有同样酗酒问题的罪犯的小组工作。在他被释放的两年前，有资格获得新实施的双重诊断囚犯治疗计划（包括药物滥用和Axis I精神疾病），他被转移到另一个单位，接受更多的心理测试，这些治疗计划主要在小组环境中进行。他成功地完成了该计划的前两个阶段，并在四到六个月后被释放回到社区，届时，他将被送往州社会服务部进行后续的干预。亨利在狱中或在假释缓刑期间从未见过社会工作者，他所在州的成人惩戒系统中唯一的社会工作者也处在行政岗位。

结语

尽管社会工作致力于为穷人和受压迫者辩护，但对于非自愿服务对象的担忧，以及案主自决和监狱控制之间的冲突掩盖了社会工作者参与刑事司法政策、方案和服务的需求。虽然卷入司法系统的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是受到压迫、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最易受伤害的人群，但社会工作在倡导替代性监禁服务方面仍然是沉默、无力的，很多社会工作者也并没有将司法系统中的就业视为可接受的职业选择。并且，在政策、规划和行政职位上的社会工作者对矫正领域的服务的设计或实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审查决定囚犯判决、生活条件和服务的法律和政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