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美国的漫长告别_风闻

来源： 歧路听桥

美国独行：2018年10月，蒙大拿州米苏拉市（Missoula），一场中期竞选集会活动中的特朗普。图：JONATHAN ERNST/REUTERS

《外交政策》2019年1/2月号封面

美国的漫长告别：特朗普时代的真正危机

艾略特·科恩（Eliot A. Cohen）

2018年最终没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灾难之年。正常情形下，这不会成为庆祝的理由。但考虑到人们惴惴不安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其行政分支的可能作为，如退出北约，发动对伊朗或者朝鲜的战争，那仍是令人心满意足的。

事实上，特朗普就任头两年的显著特征正在于令人惊讶的稳定程度。总统证明了，他自己正是很多评论家长期以来批评的那种人：逞强好斗、盛气凌人、惰于思考、脾气暴躁，以及迷恋自我。但出人意料的是，那些缺点并未转变成显而易见的灾难。

但过去两年表面上的稳定不应干扰我们留心美国外交政策正在酝酿的一张危机，特朗普既是这场危机的表现，又是原因。总统已经拟定的外交政策构想受到严重误导，对美国的盟友缺乏信赖，嘲笑国际机构，且对美国已经维持了将近八十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麻木不仁，若非敌意十足的话。但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总统突出展示了这一有瑕疵的构想；真正的悲剧在于，总统的外交政策构想仅仅是对作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新共识而迅速形成的一套想法的拙劣解读。这一共识是，美国理当认可其在世界事务上扮演更温和的角色。

人们可以也理当期待，迄今为止约束特朗普的力量将继续限制其在余下的任期内为害，但推动美国从世界舞台后撤的举动并不源自这位总统，也不会随着他的离任而告终了。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危机是长期形成的，并将在特朗普卸任后持续下去。

险中求生

尽管最糟糕的一幕尚未上演，但总统的外交政策早已匪夷所思，且在某些方面令人不安。

在贸易领域，他的行政分支摧毁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结果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取而代之，后者包括对美国奶农稍许有利的条款，但大多照搬原协定。更严重的是，特朗普发动了一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并使之逐步升级，同时强烈抱怨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在南中国海，中国军事力量和美国军舰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这些举动风险重重，但并未反过来伤及特朗普。

特朗普与美国对手之间的外交同样反复无常，但迄今为止损害是有限的。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收回了最初的威胁即释放“火与怒”，并突然转向安抚朝鲜政权。他搁置了美韩军事演习，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并在2018年9月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宣布他“喜欢上了”金正恩。（但这些举动似乎对朝鲜的核计划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影响。）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彻底扭转了奥巴马行政分支更为宽厚的政策，2018年5月退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并在整个夏天和秋天以一系列金融制裁措施打击德黑兰。在俄罗斯问题上，美国政府不顾总统发出的友善措辞，继续维持对抗政策。

2018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图：JONATHAN ERNST / REUTERS

美国与一些盟友特别是欧洲盟友的关系偶尔陷入紧张状态，但那些盟友与他国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未受伤害。美国与印度愈发亲近，并强化了与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府对特朗普行政分支满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特朗普行政分支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切断了对巴勒斯坦慈善组织的援助，且当以色列拒绝供职于“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BDS Movement）的年轻美国人入境时装作看不见。日本眼下避免了总统对其发怒，因其总理安倍晋三与特朗普形成了友好的个人关系。（“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是一个全球性的抵制以色列的非政府组织，2005年在巴勒斯坦发起。——译注）

美国的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与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和伊朗的伊斯兰国以及非洲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的作战正在加速推进，这与奥巴马行政分支并无二致。2018年4月，在被问及希望如何发落叙利亚的美国军队时，特朗普表示：“我希望撒手。”但随后他就改变了态度，今天有超过两千名美军士兵依旧驻扎在叙利亚，随时准备反击伊朗的影响。（2018年12月19日，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大体上取得胜利，特朗普政府正考虑从叙利亚撤回全部约2000名军人。——译注）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背后有一项主张（“美国优先”），但这不是地缘政治概念，也就是基于筹划和反思的一项计划或者一套优先选项。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不只与中国和俄罗斯，而且与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这样的盟友开战。他希望实现朝鲜无核化，解决巴以冲突，但多数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异想天开。他的政策似乎受到随时爆发的好斗或者热忱情绪驱使，而与任何一套合乎逻辑的目标或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无关。但在很多实质性问题上，尽管飘忽不定，特朗普行政分支依旧保持了美国外交政策大体上不受触动。

特朗普****缘何尚未脱轨

如何解释这一延续性？部分原因是，特朗普能集中精力于一件事情上的时间很短，对联邦政府的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且容易被国内政治斗争分散注意力。特朗普行政分支内部人士的讲述理当谨慎对待，但这些讲述描绘出一幅一以贯之的图景。在一篇《纽约时报》的匿名专栏文章中，一名内部人士的描述是，有“高级官员”告诉这位内部人士，“（特朗普）会否在下一分钟改变想法，实际上难以预料。”据一些人的讲述，特朗普从是电视中获得大多数新闻的，这样的人无法理解美国政府巨大的复杂性，并不令人惊讶。

那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指向了第二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特朗普在其自己行政分支内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特朗普换下最初的顾问班子后，反对意见愈发滋生。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两人对华盛顿的熟悉都胜过他们的前任，且都更精于告知总统他想听到的。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看法都不是非常疏远建制派共和党人；他们只是小心翼翼，不当着特朗普的面提到那些看法。眼下，他们正以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为榜样：马蒂斯绕开白宫，小心避免与总统发生龃龉，并平静地力争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维持现状，包括美国在中东的驻军数量和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特朗普不吝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赞美，随后又或多或少认可下属推行的强硬路线。

有关特朗普行政分支与以往行政分支之间政策延续性的另一个解释是，外国领导人与特朗普手下的官员一样，都学会了操纵这位总统。譬如，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建议美国在波兰国土上设立一处永久军事基地，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堡”（Fort Trump）。姑且不论特朗普对北约的疑虑，对一位喜欢将自己的名字镶嵌到建筑物上的总统来讲，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提议。法国总统伊曼努埃尔·马克龙邀请他观赏的那种阅兵式令特朗普印象深刻，乃至于他想在美国也来一出。朝鲜的金正恩发给他一封热情洋溢的个人信件，借以恭维特朗普。另一方面，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和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内的女性领导人与特朗普关系不睦：作为总统，他崇拜起了自己逞强好斗但并不尚武的男性气概。

特朗普还受益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经济持续复苏很大程度上平息了他的贸易战原本可能激发的焦虑。持续数月的股市繁荣、低失业率和连续增长，非但转移了人们对特朗普在世界舞台上很多反复无常之举的关注，还赋予特朗普以影响力。考虑到这三个经济体的规模，一位足够咄咄逼人的美国总统才可能威逼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考虑到美国现在欣欣向荣，做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

最后，特朗普本人并未因其策略上的审慎获得足够称许。在某些方面，他是规避风险的。对动用军事力量，他一度游疑，并表达过不只是从叙利亚，而且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的愿望。据报道，他玩笑般地考虑过军事介入委内瑞拉，但很快就被说服不能那么干。很显然，他不想有战争在朝鲜半岛发生；更可能的是，他想成为一位最终结束朝鲜战争的总统。作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的商业生涯建立在大量借贷的基础上，大量借贷意味着他实际上将他的风险转移给了他人，而他一生中已多次避开真正的风险，这或许也可解释他何以未能在战区视察美国军队。

新常态？

谢天谢地，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特朗普头两年任期所造成的短期损害仍不如很多人担心的那么严重。但长期而言，要摆脱他的恶性影响不会很容易。

一方面，他的策略和言辞削弱了美国的公信力。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一项调查问及25个国家的受访者，据这项调查，相对于特朗普，国际公众不只对马克龙和默克尔，甚至对普京和中国元首都更有信心。特朗普行政分支对美国带给世人稳定感的弱化已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而这种稳定感曾是战后自由主义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公信力丧失的影响眼下难以捉摸，但当危机来临——譬如，美国的盟友对寻求帮助的呼唤不做应答，或者更糟糕的是，它们选择安抚或者迁就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那些影响就将凸显。

其他危险会浮现出来。假如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对特朗普竞选阵营可能与俄罗斯勾结的调查以矛头指向总统或其某位家人的可靠指控而告结束，这将意味着一场国内政治危机，其溢出效应会影响到外交政策。当今世界还存在十足的不确定性：恐怖主义袭击、军事升级、核试验等等。这些事件曾经惊动以往的总统，也一样可能惊动目前的这一位。特朗普以往的执政业绩无法确保未来的结果。

但即令特朗普行政分支不曾遭遇国际危机或者国内灾难性丑闻的打击，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而言，特朗普担任总统都不是好兆头，原因较少关乎他的实际作为，而更多关乎他所代表的东西。特朗普行政分支的日常混乱背后，多少存在统一的愿景。特朗普在2018年9月于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中简要概述了他的世界观，当时他呼吁全世界“选择一个爱国、繁荣和自豪的未来”。他提到爱国，是要反对全球治理；提到繁荣，是要反对欺骗美国的糟糕交易；呼提到民族自豪，则是要反对普适性的人类愿景。

特朗普世界观的最危险之处，不是其构成元素缺乏内在的融通周全，或飘忽不定，而是那些构成元素的融通周全和一以贯之：它们的吸引力不局限于总统或者其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他的世界观与前任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特朗普认为，美国的大多数海外干预耗资靡费且愚蠢昏聩，美国理当专注于国内建设，而奥巴马是这么做的。尽管奥巴马行政分支的手段相较于目前更为和缓，但其对“幕后领导作用”的强调纵容了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危机得以展开。奥巴马行政分支还推行了自身形式的收缩，这一点在其决定推迟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事上有鲜明体现。之后该协定虽达成，但已经太迟。

这显示，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强调不单纯是一名外交政策新手的错误，毋宁说表达了更深层次、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主导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理念，在美国领导人那里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向。换言之，且用更智慧的明确语言来讲，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图景可能成就某种信条：依据这样的信条中，美国仅仅是多个大国之一。在这种观点看来，华盛顿理当追求其自身利益，主要在国内、仅仅是间或在国外支持自由，并拒绝将过去数代美国领导人极为用心打造的国际组织视作原则问题。

2018年7月，特朗普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图为停机坪上的空军一号。图：FRANCOIS LENOIR / REUTERS

最伟大的一代人

特朗普在任时不可能改变他的看法；事实上，他似乎肯定无法这么做。在最好的情形下，那意味着，预计美国得面对今后两年或者六年无能为力的状况，在这期间，这个国家会变得游移不定、茫然无措，对它帮助确立的那些国际规则和机构麻木不仁。相较于总统的一些早期批评者所召唤的核战争狂想，那一状况不算糟糕，但也足够令人惊惧。

但于未来而言，更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尽管特朗普恶化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但他并非美国外交行为愈发飘忽、短视、自私的唯一原因。他只是加速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华盛顿不再承担其全球责任，而这一趋势在他就任时已经形成，且生命力将比他更为持久。事实上，该趋势只可能延续，因其源头不在过往的政治事件当中，而在人们对二战鲜活记忆的亡失当中。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二战令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塑造了二十世纪多数时刻美国外交政策的行进路线。

塑造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代美国政治家从那次战争中汲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他们从与天皇的日本、纳粹的德国和后来的苏联打交道的经历中领会到，抗击敌视个体自由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是自由国家不容推辞的责任。他们从1930年代的的大萧条和经济民族主义中领会到，以邻为壑的政策和对国家优势而非系统性规则的专注，可以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兴盛创造条件。他们还从两次大战之间地缘政治的混乱岁月中领会到，为促成和平，联合国必须经由美国领导的一批永久盟国和国际机构，去强化和确保和平。这些教训或许不总是有利于美国的政策，但美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些教训长期而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过去七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可以证明，那一代美国政治家汲取了正确的教训。但事实上，他们构想的外交政策与美国1940年代之前的传统格格不入。1940年代之前的美国传统，将这个国家主要视作一个对全球性大国政治缺乏兴趣的商业大国，只是作为保护其自身并维护其在西半球势力范围的手段。要打破那些传统的束缚，有赖于这样一些人士活生生的经历：他们亲眼见证了大萧条带来的贫困和战争岁月造成的毁灭。

但今天，那些教训已不再是活生生的真理；或许如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论，那些教训已经成了僵死的教条。大多数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都已忘记该如何论证这样一种全球秩序的合理性：相较于他们大多数人的年纪，这一秩序存在的历史更为长久。

向一切说再见

尤其是，二战期间及二战之后很快就成年的那一代人，对假如美国选择不去领导，当时那个世界可能变得多么可怖，有发自肺腑的认识。他们是以惨痛的方式，通过一场战争认识到这一点的：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超过四十万人死亡的代价，其他国家则有更多的数百万人死亡。这一代人的故去，以及由他们塑造的随后一代人的凋零，是关乎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事实。

**变化的征兆在2018年8月25日到来，当天，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病逝，享年81岁。**麦凯恩1936年出生，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日后在二战中有卓越表现。父辈的经历塑造了麦凯恩，召唤他不只是支持美国参与世界事务，而且在海外不知疲倦地为美国代言。视察危机地带或者只是亲近于盟友关系不会带来选票，但麦凯恩矢志不渝地做着那些事情。不论在两党中的哪一个，他都没有继承者。也没有任何一位当代政治家如他那般，毫不含糊地致力于在外交政策方面展开跨党派合作。

特别是涉及制度时，惰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眼下，惰性继续对特朗普沿着更民族主义、更自利的路线再造国际体制的诸多努力构成约束。但一旦他离开，局面不会立即回到1990年代或者本世纪初期的那种共识，头脑中满是“世界没有了美国的领导将会如何”的个人记忆的那些男男女女维持着那种共识。

事实上，今天民粹主义右派那一飘忽不定的“美国优先”，极有可能在2020年或者2024年被民粹主义左派不那么飘忽不定的“美国优先”取而代之。这一趋势在夏威夷州联邦众议员图尔茜·贾巴德（Tulsi Gabbard）之类人士那里已经清晰可见。她是一位民粹主义的民主党人，2017年1月曾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晤面，随后质疑阿萨德在其政权对叙利亚平民发动的化学武器攻击中所承担的责任，这一切都打着反干预主义的旗号。

最终，这两类民粹主义都可能被精疲力竭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优先”所取代。相较于其左翼和右翼的伙伴，这一版本“美国优先”的明显特征可能是更多的中庸和更大程度的焦虑，但其主要特点可能回归1930年代晚期的观念模式。美国可能在经济方面接触世界，但对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报以麻木态度；若非正式退出，也是在心理层面退出国际机构；同时说服自身，只要其军事力量依旧强大，其他国家无法影响到其自由和利益。

最后一项看法尤其将被证伪。美国政治进程中的外交干预某种程度上已经证伪了这一看法，但随着外国开始认为他们可以在不刺激美国做出响应的情形下以耀武扬威或是残暴凶狠的方式动用武力，这一看法也将被以其他可能更暴力的方式证伪。这种事先前发生过，当时美国未能挺身而出，领导其他国家；结局也令人不愉快。不幸的是，那些记得那些不愉快结局的人士很快就将离世。我们希望，但并不指望，他们所领会的那些深刻教训不会随他们而去。

[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教授。本文原刊于《外交事务》2019年1/2月号，原题“America’s Long Goodbye”。本文是当期《外交事务》封面专题“Who Will Run the World:America，China and Global Order”中的一篇。听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