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百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考察_风闻

  自1840年起，西方列强开始侵入中国。中国在日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也被卷入了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一批有识之士随着国门的打开，开始认识世界并作出种种努力，力图改革时弊，寻求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这些实践活动，构成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探索社会改革活动的历史长卷。考察这段历史，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以制夷”，希图依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来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借以抵御外侮。然而晚清帝国巨大的惰性并没有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所消除。战后，但朝廷大员到普通民众，大部分人很快就忘记了战争所带来的创痛。林则徐在其杂记中记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的首都被英法联军攻陷，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以及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亲身体验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这才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开始成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发布上谕，决定设立南北口岸通商大臣。其中，南洋大臣负责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的通商事务，北洋大臣分管烟台、天津、营口等地的通商事务。自此，清政府以“自强”为口号，开始兴办洋务，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此次改革的目标，首在“强兵”，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内容上，以军事技术为主。作为改革开始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果，一大批军事工业先后得以兴办。1861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军械所，是为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1863年，李鸿章接受英人马格里建议，筹划建立了一所西洋炮局，后李鸿章调任两江总督，该炮局迁往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成立。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除上述3家外，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还成立有天津机器局、广州机器局和山东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共计21家军工企业。同时，洋务派领导人还运用西式方法训练军队，引进大量的西方军事顾问人员，参与中国的军事建设。在创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型军队特别是创建北洋海军的过程中，为解决资金不足、原料燃料供应以及和专业技术人才等问题，一批民用企业和军事学堂开始兴起。其中，兴办的民用企业主要包括航运、煤矿、金属矿、电讯、铁路、纺织、冶炼等方面40余家；兴办的学堂包括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翻译机构和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军事技术教育机构。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成为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这也成为洋务派所推进的改革运动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政府的国力，使这个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一度充满生机和活力。

毫无疑问，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首的洋务派创建近代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洋炮船，培养新式人才，其直接目的是希望依靠技术上的进步来改进和提高清政府的国防力量，以维持和加强清政府的统治。这些人最初以为，通过创建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海陆军，就能达到与西方国家相抗衡的目标。然而，在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此，他们开始主张采用近代经济设施，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图自强。李鸿章在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时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主要是由于贫穷；西方国家领土幅员不如中国广阔，每年财政收入之多却很惊人，无非是由于它们开采矿产，征收铁路、电报、邮政等税；衡量目前的时势，中同如不早图变化，仿照西方的设施，那末，以贫交富，以弱敌强，必将产生严重后患。尽管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的物质技术，为中国进入近代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并使近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貌似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然而，洋务派的阶级属性以及兴办洋务的目的决定了他们的改革运动只能止步于近代物质技术层面。他们无法、也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有学者通过分析军事现代化与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作为洋务运动重要内容的军事重建计划尽管产生了一代儒将，这些人有能力引进先进的军事财政和供给方法，锐减常备军的规模，改善军队的素质，使军事装备现代化；但重建计划又是失败的，它证明要使现代化的军队适应儒家的秩序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军事现代化要求清政府愿意进行的改革走得更远，发生更大的变化：在阶级结构、价值体系、赋税制度、帝国行政制度的组织原则等方面发生基本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所推行的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和创办新式企业，即改善生产力，却根本不去出动封建的生产关系极其上层建筑，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洋务派的改革只是浅尝辄止，长期停留在比较低层次上，没有进一步深化下去，因此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

二  

1894年中日甲午之役，中国惨败，洋务派引以为豪的北洋海军惨遭覆没。割地赔款的巨大耻辱强烈的刺激着当时的人们，促使他们思考：为什么洋务运动进行了这么多年，泱泱大国在东瀛小国面前却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战后中国社会上下再次弥漫着“改革”之声，无论是激进者，保守者，面对战后中国的困难，都趋向于改革。各种大胆的思路开始出现，而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对历史的批判，也越来越激烈。

甲午之后以“维新”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活动与之前的洋务运动颇不相通。自强时期，洋务派基本上遵循了“中体西用”的原则，虽然求新求变，但尚相信中国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因此他们的“求新求变”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改变。他们较自强运动派更相信西学，视其为国家民族求富求强的“万灵丹”。维新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皇权”思想严重，缺乏近代国民意识，因此，开始兴办报纸、创立学会、设立学校和引进西方民权学说，希望以此来宣传西方文化，陈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促进国民觉醒。同时，维新派上书光绪皇帝，希望政府支持其改革主张以便付诸实施。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变法上谕，从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来改造晚清朝廷。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维新运动仅进行百日便告失败。但变法所主张的选拔人才、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经济改革等内容却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并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浪潮，推动着晚清这艘巨大却破旧的航船前行，加速了帝国瓦解的速度。此后，清政府实施“新政”，废除科举，实行“预备立宪”等活动基本上都是按照当年维新派的思路来进行的。

尽管维新派的改革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维新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在思想文化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维新运动对西学的大肆宣扬，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被摒弃，为大规模摄取西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其结果，引起了对传统思想重新评价和彻底清算的浪潮，“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和儒家文化价值观被完全抛弃。著名思想史学家葛兆光教授在分析这一思想界的巨大变革时写到：当本来就因为由满足建立而缺乏汉族文明认同的有缺陷的政治权力已经在“坚船利炮”下失去天然的合理性的时候，当本来就并不独立的宗教在天地翻覆的时代并不能够起“收拾人心”的时候，当历史传统中就过于偏向人文学而缺乏技术知识和使用意味，知识在这种全球竞争的时代已经不能支持国家与民族的自信心的时候，痛感体用皆无的中国知识阶层很容易引出“反传统”的思路。如果将维新变法运动看成是反思和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始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则可以看成是这一运动的巅峰。

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发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攻。以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纷纷撰文，痛陈中国传统文化之诟病，主张“全盘西化”，即以西方的制度、价值观和文化来重新构建新的中国文化，以此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这种希望从思想文化层面解决问题的思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独创。当时的知识精英之所以不约而同产生这样的想法，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变化剧烈的时代表现出了不适应性，而这种不适应性又激发了更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从洋务派否定经济和技术层面的传统文化，维新派否定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革命派否定“皇权”，反传统一步步扩大化，到新文化运动演变成一种靠否定传统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是中华民族在其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一系列明显的挫败之后兴起的思潮。其特点是以文化革命为宗旨的总体革命的总动员。其精神动力，却是来自当时从西方觅得的新经。当时的人们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和现代化是不相容的，不打破这个价值系统，中国现代化就无法实现；西方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是我们改选相扬弃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系；拒绝这个参照系，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就不可能打破。

综上可以看出，甲午之后，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由甲午战败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对西方文化推崇的思潮开始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并愈演愈烈。有学者在分析这种反传统倾向时指出，反传统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性强的偶像破坏论，它的矛头不仅针对具体问题相具体的人，而且谴责了传统文化的所有接受者。“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斗争贯穿于从甲午至五四之间二十余年并以“反传统”的胜利而告终。这种“反传统”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为前提，反映了当时从学者精英到一般民众对国内动荡政治环境的不满和对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强烈期盼。有人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自始就不是—项单纯的书斋中的革命，而是终究要与社会变革的脉络相通的社会行为。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实际上却是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准备。

三  

五四之后的中国，军阀派系林立，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军阀的有效控制，地方军阀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导致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四分五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国，随后开始致力于国家建设。1931年11月，中国国民党四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发展农业经济以作发展工业的基础，调整金融包括中央银行向地方发展，向地方延伸铁路、完备铁路网，建设水利，中央统一、调整税制，开拓边疆，为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教育”计划完善大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社会教育，充实农村教育，计划实施义务教育等。南京国民政府各项建设由此展开。在此过程中，为提升改革和提升国民品质，使国民在思想状态上具备现代化的特质；另一方面，为统一全体国民的思想，为抗日做好准备，蒋介石发动了为期10余年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一次集会上宣布发动新生活运动，成立了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自己自任会长。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此后，国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该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至1936年，有20个省成立了省“新运会”，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四个院辖市成立了市新运会，有1355个县成立县“新运会”，此外还有铁路“新运会”14个，华侨“新运会”19个。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日御侮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题。运动各项实际工作基本上都是为抗战服务，如组织伤兵慰问组、医务委员会、战地服务团、伤兵之友社等，提供各种战时服务，并开展节约献金运动、进行抗日宣传等。1939年以后，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大部分融入了国民政府发动的另一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的，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服务抗战。他说：“我从前倡导新生活运动……就是鉴于国家的危险，要大家有应付非常事变，担当非常责任的准备……这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抗战最大的武器”。客观地说，蒋所发动的这一运动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内部腐败现象蔓延，在民众中丧失公信力，因此，运动所要求民众的“正气、清洁、朴素”，民众根本不信从。胡适在运动开始不久后就指出：“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一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一般的国民党员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方法“都没有一体领悟、切实做到，更不能以身作则”。因此，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蒋介石对于改造中国国民精神状态的尝试，但由于运动本身在内容上的缺陷以及当时社会政治条件所限，这一努力不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此后，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蓬勃发展，生产力得到解放，新中国到处呈现出勃勃生机。正当新中国各项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实现快速发展的时候，由于中苏决裂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当时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阶级斗争取代发展生产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至文革结束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叶剑英等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为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引导人们要“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及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年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等先后出国访问。在访问过程中，这些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这种认识构成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1978年7月6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门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与会同志纷纷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建议。李先念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主张。同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讲道：“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各条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使党的指导思想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不但将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革命，而且还将在世界范围内突破已经落后于时代、日渐僵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旧模式、旧理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新理论。从此，党和国家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土地经营权的问题。然而，改革的重点在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上。在初期的试点过程中，改革主要围绕企业扩权试点；试行经济责任制；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几个方面来展开的。接着，开始创办经济特区，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应展开：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设立了书记处；强调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改变了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等问题。1982年9月1日，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明确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二大，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展开。期间在经历了一系列如社会供求矛盾、价格改革受挫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的“制裁”等波折后，国内一些人士一度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疑虑，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张。针对这一现象，邓小平奔赴中国南方一些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并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清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试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这些谈话内容，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此后，改革开放事业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并取得伟大成就。

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其实际所取得成就看，改革开放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在20世纪寻求自我拯救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国内许多学者都对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事业所留给世人的启示就是：改革别无选择；改革没有坦途；改革充满希望。有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面临着腐败猖獗、贫富分化、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仍需要过大关。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有的发展方式难以包容和应对已经或将要出现的矛盾与挑战，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当前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新形势下，需要在关键领域改革和体制建设与创新两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五

如果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社会改革活动都可以看做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尽管最初是被动的被卷入近代化进程，但是在过程中，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并主动地通过改革活动来寻求独立富强。每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活动，都是发生于国家和民族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改革不仅表达着人们对过去和现状的不满，更是寄托了对改革所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的期待。后一次的改革总是在前一次改革成功或者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前行，从而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活动的历史长卷。从这个意义上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寻求国富民强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一选择，关系着关系着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着社会主义中国在21世纪的走向，生死攸关，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