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19周年|张承志：从伶仃洋到扬子江_风闻

夙兴夜寐刘沫沫-2018-12-20 12:06

2018-12-20

来源：天涯杂志

一句歌

我没有想到，曾在离汉口一步之遥的盘龙城发掘过半年之久的我，曾在汉口和九头鸟们一起从背后从侧面扒上公交车的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里，居然有这么大的一块租界。

我就那样离开了武汉。把商代的盘龙城、楚国的纪南城当作湖北的印象，顺着刚开通的焦枝铁路，离开了湖北更离开了汉口，不久从历史系毕了业。

1980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听到的第一个日本歌手是佐田雅志（他只使用日文假名さだまさし作艺名。中国常用的名字汉字，未经确认）。

他有一首歌，题目有些怪，叫作《弗莱迪或者三教街，在俄国教堂》。

把歌子写得如同短篇小说，是佐田的厉害之处。文学性在那首歌里洋溢，叙述了一个少女与一个欧洲人的恋爱悲剧。第一回听过，有一句歌词就过耳不忘——“和你相遇是在汉口”。

弗莱迪，和你相遇，是在汉口

在沿着扬子江的江畔路上，你叫住了人力车夫

弗莱迪，和你初次去过的餐馆

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约会

还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的，三教街的蛋糕店么

“海泽尔伍德”的老人，怎么有那么深的蓝眼睛

他总是叼着烟斗，在安乐椅上，翻开报纸……

我多少有些震惊。“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不禁想起毛主席说过的“学习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否则一亿年后怎么办”——不是一句空话。我为我这发掘盘龙城的考古队员居然不知几十公里外的汉口、曾有过近代史的租界，不能心安。

这个心思悄悄保留了下来。

不用说，以后我不止一次又听过佐田雅志/さだまさし的歌。对他唱到的汉口，我开始留意一分。

——早晚，我想，只要再去汉口，我要把这些都弄清楚。

去南方！一个召唤在心里喊着。

弄清楚它非得绕一个大圈子。就像鸦片战争，要讲第二次先得从第一次说一样。我要一节节补课，抵达近代史的南方。

先在心里存下汉口。我牢牢瞄准的，是香港。没错，就是它，那座靠鸦片奠基、至今鸦片味儿不散的城市。

虎门

中国人，一辈子里，香港总要去一次。

从小背诵了那么多废话而没有记住至关紧要的近代史年表，上过大学考古系挖过那么多古城墓葬也没想起来挖一铲子屈辱近代的遗迹——混迹知识分子，其实脑袋空空，我对香港一无所知。

打算去了，我沉吟着。我预感，发掘是无望的。

香港人，我断定，没有几个愿意帮你抬哪怕一簸箕土。

但是，随着对世界的知识一天天增加；不，是世界强加于人的认识，它混合着从阿富汗到也门、从伊拉克到索马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强制塞入每个人的耳朵。西方为了它神圣的秩序，把地球的一半都推入了熊熊孽火。香港是这种秩序的象征之一。身处如此历史的时点，我对香港的兴趣，渐渐不可遏制。

我的脚仿佛已经溅上海水的飞沫，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它前后的广州湾、伶仃洋、马六甲、新加坡。我开始了解港口的类型，岛屿的位置。从摩洛哥到秘鲁，我已经观察过几块殖民主义兴衰的土地。我对比过哈瓦那，拉丁美洲的香港。我到处邂逅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从黑皮肤的佛兰茨·法农，到阿拉伯的穆罕默德·阿布笃，从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突破白种殖民主义”的言说，到孙中山“亚洲民族联合起来”的呼吁。

阅读中遇到过林则徐留下的两句诗。它使我心中一怔：“我无长策驱虏氛，愧说楼船练水军。”这是他离开广州回首虎门，走上充军新疆的长途时，留下的两句。

也许就是这两句诗，预先打消了我的浮躁。它不意露出了一丝心事，我一眼窥见了烈士的意气。我暗想自己不能随着滚滚游客，也去排队瞻仰鸦片贩子的豪宅，我要先去虎门：殖民主义恶魔已经蛮横地敲门、一个古国不得已实行近海防御的地点。

这两句，透露了由于殖民主义驾着军舰骄横征服，抵抗者的海军也正显雏形。海军，海军，唯它是决胜武器。人们不知是否意识到，林则徐不仅是一个挺身而出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个视野宽阔的统帅。如果没有“皇上”——这中国唯一无二的当权者、这中国独一不偶的汉奸，林则徐日夜赶造的海军未必一定失败。

但林则徐命定导演大悲剧。因为他顶戴的国王就是叛国者。他奋斗，失败，留下了闪烁魅力的个人故事，最后退出了海洋前线。

虎门销烟广场

第一站是虎门。

若去香港，先到虎门——这是我的计划。无疑不易深入，所以地理的感觉是基础。对远离古代的我们，地理的感觉，或许是抓住潜没历史的绳子。

我想感觉一下古代中国人对海洋的思路。从广州向着海，沿珠江的流向，先过黄埔，再出虎门，接着哪怕眺望一眼著名的、文天祥的伶仃洋。同时我也想从外海体会；捉摸那些从马六甲远来的商人、从印度满载了鸦片的巨船、从英国开来的三十二艘军舰与补给船的思路。像它们一样，先停澳门，再靠香港。

三次来过广州，只有这次才看清了它的平面。

一面浏览一面不由感叹。我为林则徐，还有当年广东军民的决意和苦心，深深感动了。

在虎门我想起了萨英战争。我用二十年后（1863）日本萨摩藩在鹿儿岛湾抗击英国舰队的故事，比较和理解虎门。

比起鹿儿岛，大国风度的虎门防御令人瞠目：威远炮台虎踞左岸，长长的永久性工事里，一门门巨炮虎视眈眈，对准珠江—伶仃洋航道。它的左右前后，下横档炮台、上横档炮台、靖远炮台、镇远炮台、南山顶炮台，还有鼎足支撑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数不胜数。虽然不是铜浇铁铸，但三合土硬如石，炮群的细节无法计算。

估计在整个虎门，清军部署了近千门大炮。在横档岛和虎门间的水道上，还有截断航路的铁链、堵塞河道的木排。

——嘲笑林则徐和当年清军意识落后的观点，是愚蠢的。拦海铁链并非像精英们嘲笑的那么可笑。日本萨摩藩在鹿儿岛湾也使用了拦海战术，差一点把英国舰队逼入死角全歼。

在虎门的鸦片战争纪念馆，能看到一幅珍贵的图片。那是一艘林则徐把美国商船改造成的军舰。应该说，那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军舰。

林则徐依靠广州民间、动员民兵的全民战思想，他紧急改造外国商船为军舰、以海军抗敌于外海的思想，是先进的军事思想。

萨摩藩的运气令人艳羡。八十门炮和樱岛海峡的走向宽窄，竟然使英国舰队的优势一瞬顿失。虽然舰炮把鹿儿岛炸成了火海，但是舰队却险些被逼入密布水雷的“冲小岛”死角。而虎门的水面太宽阔了，侵略者的军舰有周旋的余地，自卫者的岸炮却打不了那么远……

如果道光皇帝和中华大国能够坚持给林则徐以支持，新建的军舰会在外伶仃洋开辟海战，广东强悍的民风也会在所有津浦岛岸被动员。萨摩藩能把英国舰队打跑，中国也没有不能的道理。

不，道光皇帝是第一个投降者。在他的龙袍背后，援军磨蹭着不来，奸臣却狞笑着来了。

虎门的炮台没有失败，紧接的失败在随后的天津大沽口发生。颁旨下令失败的，正是独夫一人却生杀全握的道光皇帝。他发觉事情危及了他的“朝廷利益”，独裁就要被战火殃及，于是猛地刹车扳舵。

一语既出，四海噤声——天朝大国的中华，从此忙不迭地赔银子、拆炮台、解散非法民兵。接着，换上乖巧的小人，查办中华的赤子。

后来事，人人知。忠良被问罪，炮台被拆毁，抵抗被否决，仇敌被美化——鸦片战争以鸦片贩子的完胜落幕，中国进入了自污与受辱的新纪元。

我搭上广东人挣钱的小舢板，渡过半条珠江，登上了下横档岛。

就连这小岛上也是工事纵横。三合土加沙石铸成的地下隧道四通八达，半圆形的炮孔里一尊尊大炮对准珠江航道。望着一旁的上横档岛不免有些遗憾，那里的工事更丰富，宛如一座小威远。但上横档岛是虎门大桥的基础，不消说反恐维稳，现在严禁登岛。

受鸦片战争刺激最深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日本咀嚼琢磨了鸦片海战的细节，二十年后在樱岛和冲小岛之间，埋伏了一个给英国舰队的陷阱。没准他们是受了横档岛的启发？我暗想。日俄战争时，日本就是参考美国在古巴圣地亚哥封锁港口的战例，沉船封锁旅顺口，然后取胜的。

若想把以威远左右的炮台遗址全部浏览，如果还想把江右珠海一侧的炮台也大致走走，最少需要十天时间。

这次不可能了……

没有真正细致的案内。当地人语焉不清，我放弃了寻找桥那边的“义冢”。不用说我还没有抵达镇远、南山顶，还有蛇头湾炮台。既然我对虎门还不甚了了，那么对鸦片战争肯定也远没有捉摸透彻。

我只能——透过下横档岛上的拱洞，远眺虎门形势。

再坐小舢板渡海回到虎门。我顺着大桥爬上威远上方的工事。虽然已经从考古退伍，但我知道它被大桥腰斩的故事。国家工程一开，文物只能妥协：架起一个铁板棚子，铁板上薄薄敷一层土，再草草砌几座清军的营房土垣。大桥从棚子下通过，隆隆的车流，震撼着上面浸透士卒鲜血的遗址。

虎门，它是江又是海——转目南望，前方就是外海伶仃洋。

澳门近在咫尺，香港也露出一角。

烈士们浴血奋战，背后没有祖国的援军。他们不仅战到最后一卒，甚至战到最后一匹马。沙角炮台立着殉死的战马雕像，诉说着那一刻的惨烈。

雾霾散尽，浮起的是林则徐那大将内敛的诗句：

我无长策驱虏氛，

愧说楼船练水军。

淇澳岛

登上淇澳岛，是为了抵达伶仃洋。由于文天祥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我一直想象着也向往着伶仃洋。这一次真的抵近了珠江口，就能琢磨伶仃洋了。

像虎门上横档岛禁止上岸一样，出虎门向南、坐落在江海之心的内伶仃岛，也禁止百姓登岛。

那我就在淇澳岛上眺望。在淇澳岛几天只有一个念头：眺望伶仃岛——体制外的身份，逼迫着旅行的质量。

处处设限，人怎能达到收获呢？

所谓孤旅，一靠胆识与知识，二靠现地的感性。一旦上路，全部感官和所有修养要立即张开触角。这一次，既然“殖民地无信息”，我就把目标定在理解地理之上。

内伶仃，外伶仃，伶仃洋，伶仃岛，这不吉的海上地名！

从珠江口到外海——鸦片趸船在暗夜黑影里停泊的伶仃诸岛，文天祥被俘、林则徐兴叹的丝绸海路，买办吵嚷叫卖鸦片、百姓拥挤懵懂的珠江口，关天培炮弹不能覆盖、敌舰却得以回旋的伶仃洋——明白这一点点，要顶着烈日，努力地走和想。若打算弄清楚那一段人、物、国、事的历史，先要看明白这一片江、海、岛、门的地理。

淇澳岛铁炮旁卖鱼的摊子

在淇澳岛的中心，有一个热闹的小集镇。我喜欢在里面挤来挤去，在妇女摊子的板凳上坐一会，再摸着生锈的大炮望一阵。民风淳朴，渔民的蹦蹦车很便宜。这样去了岛上的主要角落，也看见了隐没海天的内伶仃岛。

渔民们摆开摊子，卖腌好的大鱼。拥挤的海货摊子，紧靠着一个炮台。三合土的低墙上，铸造的铁炮对准大海。真的，铁炮就在咸鱼背后矗立！

集镇入口有个石头牌坊，刻着一幅口气豪爽的对联：

英军寻死路丢盔弃甲败兵逃

淇澳未沦亡拔剑请缨同杀敌

当时，鸦片船在虎门外左右停泊，如海上群狼馋涎欲滴盯着广州。趸船——英国人的海上鸦片仓库，就停泊在淇澳、内伶仃、大屿山一线。

海上的入侵，需要港外的踏板敷石。为了踩稳脚，虎门下方的这些岛屿，被东印度公司瞄准了。

于是，1833年10月淇澳岛发生了“夷人偷牛”事件，数十名英国水手寻到村内打架。因为岛要先占，所以要给岛民点颜色。

不想岛民一旦为了祖宗家乡，立即变得强悍无比。他们居然炮轰人打，淇澳岛骤然变作堡垒。洋人逃跑，还绑架了一个岛民又开枪打死另一个——以上的肇事过程，是东印度公司时代殖民主义的海外侵略模式。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八年发生的淇澳岛事件，是一个大事件的前兆，也是一次民族精神被阉割前的昂扬。

淇澳岛的民众喜气洋洋。他们快活地说，英国鬼被打得夹着尾巴逃跑喽，还给我淇澳赔了款。这条白石街，就是用鸦片贩子的赔款修筑的。他们说，老乡哟，这是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打胜的唯一地方！

地方的学者咬文嚼字，说还没找到文献对证。但我想，广东一线以宗族与结社关系构成内部的、广东民间一再展示的硬悍民风，让我们更理解了林则徐动员民间力量的原因。

白石街伸延出去，曲折有致。两侧的民居清洁典雅，座座连接起风情的集镇。街的入口有一座上溯宋代的祖庙，暗示着理解南方的思路。

坐着蹦蹦车，我们到了岛上各个崎岬。冬季的伶仃洋弥漫着一层雾气。但它毕竟懂得我们的悲愿：终于它半开纱幔，让我清楚地看见了——锁住江海交界的内伶仃岛。

文天祥在外海被俘，就顺着我眼前的航道，帆蓬囚船，被押解着一路逆水北上大都。我曾经连续三年下江西，为着去南方修学。记得沿赣江南下那天，我竭力想看一眼“惶恐滩头”，但是滩被炸掉了，赣水上空余地名。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是的——地理与文学巧夺天工的对仗，只属于真敢献身的诗人。

此刻，雾里的内伶仃岛远远蹲踞着，如一块分开珠江与南海的界石。

转过头来——澳门只剩一步之遥。

澳门

决定去澳门以后，我们曾向一位在澳门任教的、葡萄牙语和澳门问题专家李老师请教。刚巧在进澳门之前收到了他的邮件：

……提醒你们一下，当你们在珠海出境进入澳门时，不要忘记参观一下关闸的西式拱门，那是目前澳门唯一带有明显殖民主义标志的纪念物，但华人很少了解这座拱门的意义。

这座拱门是历史上大陆同澳门的分界。现位于边检澳门一侧。你们先通过拱北边检大楼出境，接着步行百多米到澳门边检大楼入境。走出澳门边检大楼，便能看到一座巴黎凯旋门式样的黄色拱门。当然比凯旋门要小得多。注意拱门上的碑刻文字以及门楣上的文字，你们学过西班牙语，应该了解文字的意思。还有面向澳门方向墙壁上的徽记，最好照些照片。然后我再慢慢向你们解释。

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件事，是因为你们将来从澳门码头出境去香港，不再返回珠海，不可能再看到拱门了。这个葡萄牙人建的建筑物记录了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很少有人了解这段历史，亦不关心，澳门政府把它当作重点文物保护起来，拨出重金予以维护。华人亦争相伸出代表V字的手指微笑着在它面前照相留影。至于其他的，等你们来了再详细介绍。

李

李老师这一细致的指点，是对全部澳门问题的点睛。

我们当然按他的指导，出了澳门的“关”后赶紧去看“门”。

挤过一群喊声震天的大妈旅游团，先在那个门拍照。

解释到了澳门听李老师讲。先列出门上的字：

这座黄门的正面，有左右两年号、右左两徽章、上横一标语。门洞两侧有同样一个年号。

我们只看懂了年号。左：1849年8月22日，右：1849年8月25日，左右差三天。门洞两侧的年号是：1870年8月22日。徽章呢，只看出左边是一个船锚，右边有两个炮。

标语是葡萄牙文（LA PATRIA HONRAI QUE A PATRIA VOS CONTEMPLA），我猜得出的就是一个词，“为祖国……，祖国在……”

等见了李老师再细问。我们拍了照，进入了澳门。

a-码头

到了澳门后第一件事，是寻找旧日的鸦片码头。

我想看见一只鸦片船……至少想看它的锚地，我想目击一个从印度满载毒品穿过马六甲海峡对准广州的英国毒贩子，想追着踏上他的码头。舟去锚位在，哪怕他拔了锚，我想从海水里嗅出味道。

从黄埔到虎门，江海时光冲淘，如今已不可能看到鸦片的运输、停泊、装卸、贩卖一切痕迹了。

但在进入香港之前，必须弄清一个布局：鸦片趸船的前沿锚地，鸦片战争的攻击基地。

珠江口上星点的小岛港湾，多是鸦片船泊地和毒品批发地。它们有：内伶仃岛、淇澳金星门、香港屯门、澳门内港。在淇澳岛我眺望了内伶仃岛，在澳门我想试试找到毒船的码头。

骄阳暴晒中，顺着楼兰面馆，我们到了内港码头。

至今那一排巨大的鸦片仓库蹲踞着一声不响。黄色的仓库离码头很近，几条黑色的水道围着古旧的石头。没有标志，不知改建与否。一旁，半被水浸的一座旧建筑上，一排繁体字雕在门楣：“广兴泰炮竹制造厂总写字楼。”码头上竖着系船的巨桩，像粗粗的树干，缆绳湿漉漉缠着。

它一排约有三四个，在澳门的烈日下呈着一股古色。它不会是当时的……但我忍不住想象：几根粗粗的缆桩上，拴着黑飕飕的鸦片船。

这里就是澳门内港。我们第二次再来内港时，在那座黄色“鸦片公栈”旁边的柯邦迪前地（广场）消磨了一会。指示牌上写着：“中国史上第一个鸦片专用码头。”

绕到黄粉涂抹的鸦片屋，回头再望码头，绿荫遮住了海水，只有那栋跨海沟的炮竹厂写字楼露出一角。它就算是昔日码头建筑的替代吧，与这边的鸦片货栈连成一片。

我努力在心里记下这一刻。扭转了古老中国的身躯逼迫它削足改制的、一旦灾难降临百年流毒难洗的鸦片战争，就在这珠江口外的码头，卸下了它致人死命的炮弹。

b-鲁滨逊

没想到，澳门是个读《鲁滨逊漂流记》的好地方。

比《甲午风云》里的颠地早一百年、比臭名昭著的鸦片商号怡和洋行早一百年——魅倒中国的传奇探险家，其实是个鸦片贩子。“鲁滨逊”，一边讴歌着英国的骑士精神，一边把鸦片运到了眼前的澳门内港。

大名鼎鼎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有上下两部，脍炙人口的只是第一部。但作者笛福不能容忍社会对他第二部所表达“思想”的轻视，于是在第二部（《鲁滨逊·古尔逊在其后的冒险》）前言里，忿忿地宣言说：

本书第二部实际上与第一部相同，在一切方面都趣味十足，充斥同样不可思议与令人吃惊之事件。它尚富于变化，无疑，无论对认真读者抑或聪明读者，都具有给人多方收益之魅力。因此，对此书进行省略版之制作，不仅乃对其价值之冒渎，更欠妥当而且滑稽。其欲将此书缩短之人，不仅将消减其价值，亦等于对书中宗教及伦理思索从原著一扫而光。惟其此般思索，方为本书之最大美点。它们正是怀着让读者无限受到启发之意图，才加以叙述矣。

“宗教及伦理的思索”……在第二部《鲁滨逊·古尔逊在其后的冒险》中，经过了连篇累牍的奇遇、海战，冒险家宣传着福音，他的一个核心念头，是《圣经》对“懒汉”的谴责。

宣誓“不懒惰疲怠”，大概是英国清教徒精神的主旋律。令笛福自负的“宗教伦理思索”，先以这个概念一语道明。长旅即礼赞，漂泊即修行，一片片海，一座座岛，一条条船——笛福看着地图，一路哗哗写去。

“地理大发现”后成熟的地图是他小说的提纲：绕过好望角、经过波斯湾、转过莫卧儿的印度，第二部的探险谭，指向渐渐对之合围的中国、蒙古、俄罗斯。笔尖随着时代，步步靠向澳门。

在进入澳门之前，有一次“商人”的述怀。鲁滨逊曾和一个英国商人结伴同行。商人曾畅诉衷曲，说破了那个时代的本质：

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地，对于擅长贸易和商卖的我们来说，实在是绝好的赚钱的好地方。如果你能在我的1000磅之上再加上1000磅，我们就能一块儿买条船，怎么样，咱们赶快就去买一条喜欢的船吧！你当船长，我做商人，怎么样？然后一块儿到中国去，来一次航海吧！……全世界都动起来了，骨碌骨碌地转动着，神给我们创造的一切，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球上的，都在拼命动着呢。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懒惰呢？世界上最懒惰的难道不就是人么？没有让我们加入懒惰一伙的法律！

主人公虽再三表白说自己只是一颗漂泊的种子，只追求无限地冒险，只想实践和宣扬基督教，但他觉得商人提案“很合我意”。面对着时代的邀请，浪漫家宣布：

如你所说，我也在想，差不多该朝着赚钱主义转向了。对吧？但是添上一句：那么一来我最后会干出什么，你也未必能猜得出。……

鲁滨逊是商人，但怀着对商人的优越感。他自定义说：“我们是贸易商但也是绅士。”（同上，第295页）

于是笔顺着地图写，贸易的绅士拐弯北上。他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买了一条船，穿过苏门答腊的亚奇，到了暹罗（泰国）一带，把一部分商品换成了“鸦片和阿力黑酒[蒙语（包括若干阿尔泰语言）中的“酒”就是alihi。日文版译注：“用椰枣汁和蜜等制成的烈酒。”（同上，第265页）]”，而且特别补充道：“鸦片在支那人当中被高价买卖，是当时的大商品。”（同上，第265页）

接着，他遇到了一个漂泊海上以引水导航为业的葡萄牙老人。

葡萄牙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亮相。

这个疯狂地与西班牙争雄、居然闹得教皇把地球切西瓜一分为二的小国（1600年的教皇子午线），这个在马六甲屠戮了古老南洋文明的强盗——在鲁滨逊和新教精神进入澳门的一刻，应召一般地出现了。英国的鲁滨逊，当然需要“葡人”老前辈指路：

我说，这样的话那就按着我们的愿望，请你给我们引水吧！我和他商量道，到你喜欢去的港口就行，能领我们到中国海岸最北边的南京湾吗？老人说，南京湾吗我很清楚，但是你到了那里要干什么呢？我说，到了那儿以后，把我们船上的货卖掉。然后，从那里买瓷器、白布、生丝、茶叶和丝绸。买了东西以后我打算原路返回。

这么一来，他说：如果这样，最好还是进澳门吧！到了澳门，我们带着的鸦片，无疑能卖好价钱。而且，其他各种的中国货，都能按和南京差不多的便宜价买到。……（同上，第291-292页）

世界名著上白纸黑字：鲁滨逊“船上的货”就是“带着的鸦片”。“我们是绅士同时更是贸易商”，是鸦片商人。

第二部《鲁滨逊·古尔逊在其后的冒险》写作的1719年，是中国第一次中央出面严令禁烟（雍正七年，1729）之前的十年。也就是说，远在鸦片战争孽火点燃之前一百多年，一种特殊的人持续地向中国贩卖鸦片。小说的问世，是那个时代“商人”和“绅士”心理的回应，小说在英国的热销，奖励和煽动了针对中国的烟土倾销。

那一种人精神昂扬。他们堂皇地把自己的欲望写进国际法。他们“生而有权”，有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旅行的权利”：

“我们是贸易商也是绅士，而且还想看看大都会北京和支那帝国有名的宫廷。老人听后回答说，那就去宁波吧！（同上，第292页）”

多么自由的灵魂和多么合理的愿望！这种心理，就是鸦片战争发动的基础。

我不愿大段引用鲁滨逊登陆中国以后对中国那些疯痴的丑化和咒骂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书，网上说“鲁滨逊”的中译本已经近百。那些诸如“装了八十门炮的英国或荷兰或法国的军舰只需一艘就可以和支那全部舰船交战并打败它”“只要有三万德国或英国步兵或一万法国骑兵大致就能粉碎支那全军”等等——与其说是文学的败笔，不如说是流氓的道白。

但是他对中国人的恶评，却不能不提：

支那人是和野蛮人并无大别的未开的异教国民，……他们不过只是无知的肮脏奴隶的该受轻蔑的集团或群集。而且隶属于只有管治他们能力的政府。……我所说的他们的悲惨和他们的贫穷恰好一致，据我看倒是美国赤裸的野蛮人更幸福。野蛮人什么也没有也什么都不贪欲，而支那人傲慢而无礼，大部分都像乞丐一般龌龊地干活。可是又对面子排场大大关心，专门在衣服建筑、也在大批佣人奴仆上显弄。如此蠢到顶点的人再无二例，只是他们自己全然不知，径自在全世界成为人的轻蔑之的。（“ロビンソン?クルーソー”下，第320页）

这段话虽然恶毒，但它刺破了我们的虚荣。我厌恶但我记住了它——以它警戒自己。

香港在望了。

无疑，我的文章或我本人一旦进了香港，不少“绅士”会连连摇头，不同意我“和野蛮人并无大别”的论调。正像殖民主义的纪元一旦肇始未见终结一样，殖民主义的价值颂歌也在主仆合唱之中，经典金曲经久不衰。

不过，批判也没打算跪地投降。在资本高奏凯歌的时候，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也步步成熟。它如潜行的幽灵，它梭巡着，从地理至文学。它低沉压抑，但日益深刻。终于批判抵达了这一步：历史的道德，逼迫经济坦白它的道德秘密；人类的良知，要求着对笛福主义的扫荡。

我还没到达香港，但已听见了声声的合唱。我只是站在澳门内港，目击鲁滨逊卸下鸦片。是的，就是从这些码头，历史驶向战争和香港。也在这个码头上，旧书翻完了，新书尚未写成。

c-大海图

在澳门的功课，还有勾勒一个当年葡萄牙的海图年表。我先想背熟这条海图上的线：果阿—马六甲—澳门—双屿—日本。

像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出口营造了殖民主义的牙城新加坡一样——葡萄牙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筑起了它在亚洲的桥头堡。

略过葡萄牙的“果阿前史”，甚至略去它在美洲的暗黑秘史——与万恶的黑奴贩卖之间的关系、与肮脏的资本积累之间的承继——这一次只观察澳门。

葡萄牙，在它1498年绕过好望角、1510年占领了印度果阿、紧接着攻占了古老的马六甲王国以后，一刻不停，1514年（明正德九年）航行到了香港屯门。他们立刻在屯头南门“设营造铳杀人抢船”。

明政府下令驱逐。嘉靖元年（1522）水师收复屯门和南头，同年广东新会海面也爆发了战斗。这一轮在珠江口，海上霸主没能占中国的便宜。

但殖民主义的性格倔强。葡萄牙人掉头转弯，北上浙江寻觅。它探脚一试的，是宁波双屿港。1525年，厦门海商把葡萄牙人招到舟山双屿的六横岛做买卖，葡萄牙人立即在中国领土上建造了市政府还设了市长，所谓反客为主。

宁波外港是日本船的泊地——葡萄牙人通过它，想象着日本。1543年武装的葡萄牙人乘王直帆船登陆种子岛，这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铁炮传来”。日本武士用两支火铳当样本大量生产枪支，日本卷入了大量杀伤的热武器时代。同时热烈的传教与严酷的禁教次第演出，重色涂染了日本史的一页。

葡萄牙人、王直倭寇、耶稣会与日本、马六甲和澳门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一个印度学者的梳理：

“正是通过倭寇的系统，葡萄牙才首次在1543年从宁波来到了日本。事实上他们也可能得到了著名的倭寇中间商人王直的帮助。之后十年内又有人……来到日本，最著名的是1546年由豪尔赫·阿尔瓦雷斯率领的三艘船组成的舰队……

1547年阿尔瓦雷斯在返回马六甲的途中，遇到了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方济各不久就认定日本是他进行工作的合适之所，并搜集了关于该岛的许多信息，其中一些出现在叙述印度和日本的著作中。这些信息大部分是一位阿尔瓦雷斯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人弥次郎（yajiro）提供的。（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何吉贤译，第110页。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

“yajiro/亚吉罗”，即弥次郎，日本记载中也作“安次郎”（anjirou）。一般说来，他因杀人藏进阿尔瓦雷斯的船上，受了宗教的感召到了马六甲并终于与传教士沙勿略相遇。他对日本的介绍，导致了沙勿略最终传教日本（据片岡弥吉“日本キリシタン殉教史”，时事通信社、1979年。第10-11页）。

若热·阿尔瓦雷斯，本文作豪尔赫·阿尔瓦雷斯。

那一刻日本武士尚不知“教皇子午线”，不知道东海波涛里的国家无论明朝日本，一半已被划归了西班牙，另一半则赏给了闻所未闻的葡萄牙。

中国也不知道。广东南沿的中国官员只知：十年后的1557年，澳门的滩头晾晒着一堆货物，旁边是破旧的葡萄牙船。

——这就是葡萄牙在珠江口露面并晾货澳门的大背景。对浙江福建死了心的葡萄牙人，1557年绕海又回到了珠江口。

真是倔强不过老殖民，它就是缠着不走。只有他们自己，才尽知背后的盘算。这一次在澳门采取的是屈尊软语的低姿态：船底裂缝啦，贡品浸水啦，求块干燥地方，晾晒泡汤的货。明朝心软，借就借吧。不到一年，近万葡人蜂拥而至。

继果阿、马六甲之后，葡萄牙终于在东方的海面上，铺上了一块敷石。

那时的葡萄牙人毕恭毕敬。他们还没有大声聒噪，鲁滨逊式的白种优越和狂妄，还需要二百年才能卷地而起。

——现在可以打量澳门了。

这真是一处难得的绝妙宝地！一串小岛连山，隔开避风的内港。一条细窄的田埂小道，连着中国的关卡。山头可以设防置炮，滨海动土就是街区。珠江口上，山岛竦峙，伶仃洋外，沧海坦途——他们欣喜地赞颂上帝，在一个小山上建起教堂，名之为圣保罗，后被中国人叫成了大三巴。

紧挨着的，是训练神职人员、尤其培养日本人传教士的一所学院。它已颓塌净尽，只剩一片废墟。远藤周作的《沉默》里写过：日本天主教兴盛的时候，神职人员到澳门的这所学院来进修宗教。从这座小山下海，帆船能笔直地驶回九州。

d-示威门：

1842年鸦片战争后，天地沧桑巨变。

天朝大国，苟延残喘。几年后（1849），澳门总督亚马喇悍然将澳门改为自由港并驱逐了中国衙门。亚马喇为修通关门的路，掘了农民的祖坟，这下激怒了广东强悍的农民。

天下万事，惟祖宗大。年轻的农民沈志亮与族中亲友决意复仇，埋伏在亚马喇骑马出游的路上，将他刺杀。是日为1849年8月22日。

此刻已是洋人精神万丈高扬的时候，堂堂霸主怎能容忍“支那”的暴民！三天后的8月25日，葡萄牙炮兵军官美士基打在英国的支持下（据说英国提供了重机枪）上演复仇戏，悍然攻打关闸。结果大胜，清军死伤众多。

清廷重演了国家即叛国者的丑剧，将自首的沈志亮处死。被澳门人称为“美副将”的美士基打（Mezquita，意即清真寺，这源于地名的姓氏影射着他的家族背景）一举成名，变作了葡萄牙的英雄。

我们找到李先生向他请教。后来又多方查对，搞清了入关后看到的门上文字：

1849年8月22日，记得是那一天总督被农民刺杀。

1849年8月25日，指的是三天后“美副将”的猛将劫营。

至于1870年的8月22日或许是这座门的揭幕日？两侧徽纹，船锚是海军亚马喇的军徽，两个炮是美士基打的炮兵标志。

葡文横标“LA PATRIA HONRAI QUE A PATRIA VOS CONTEMPLA”，意思是“为祖国增添荣誉吧，祖国施恩于你们”——这句话用于葡萄牙海军舰船，一句誓言和训语。

他们至今天、至此刻都从未放弃鲁滨逊式的优越感。烈日暴晒下，黄石头门一步不退，紧逼中国的拱北关——

它不是入口的门，是一座向中国示威的碑。

e-请君置评：

还有一个尾巴，写了它澳门游记就算结束了。

它不合时宜，但不得不写。它被人忘掉了，但被刻在历史上。

是的，它就是澳门的1966年。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年号，多得使人生厌的年表和年号，但是这一个不见正史。偏偏惟有这一个颠覆了澳门的侵略秩序，惟有这一个，警告了狂妄的殖民主义。

不如在这里节录一篇网络文字（摘自网络：《一二·三事件：总督府里唱红歌》）。读着它，我只觉惊心动魄：

1966年7月，澳门氹仔岛的华人居民申请修建一所居民小学。数月未获答复，居民决定自行施工。同年11月15日，施工遭警察阻止，后演变为冲突，34名居民被澳门警察打伤，5人被捕。

当时正值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全城暗流涌动，“一二·三事件”就此酝酿。《澳门日报》发表题为“罪证确凿，无须调查”的社论声援群众。大陆新华社及广东电台也相继播出了支持澳门华人抗争的报道。

11月30日社团代表近60人前往澳督府递交抗议书。澳督拒绝接见，社团代表们在澳督府大堂内高声诵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四小时后散去。

12月3日，百余名示威者冲进澳督府。总督府命令警察制止。葡人警察动用警棍及高压水枪驱赶示威者。示威者转往市政厅广场（议事亭前地），用大货车将矗立在广场中央的美士基打铜像拉倒，并冲入市政厅。

由于澳门华人平日多有受葡警、葡官欺凌、勒索的经历，纷纷将此视作报仇良机，葡人遭示威者追打。澳葡政府随即宣布全市戒严。澳葡政府陆军总司令施维纳采取铁腕措施，急调数百正在澳门度假的葡正规军，对示威者实施镇压。葡军开枪，打死8人、打伤212人。

血案发生之后，中国派出炮艇在澳门周边水域巡弋，12月11日“卸下炮衣，对准澳门”。压力之下，澳葡当局做出让步，澳督下令在“一二·三事件”死难者葬礼当日，澳门葡萄牙国旗下半旗致哀。澳葡政府甚至派出警员查封了亲国民党的澳门工团总会及流亡澳门难胞总会。国民党势力在澳门完全瓦解，澳门已成为“半个解放区”。

1967年1月29日下午二时，澳督嘉乐庇与秘书长波治及翻译崔乐祺，来到了澳门中华总商会礼堂签署对澳门中国居民之《认罪书》。礼堂的正前方墙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及毛泽东像，礼堂两侧墙上则悬挂着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澳督府秘书长波治即率领澳葡政府的认罪代表团前往拱北，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递交向中国政府的《认罪书》。递交仪式于拱北一座大楼中举行，楼上悬挂着巨幅“澳葡当局必须低头认罪”的横幅。

至此，“一二·三事件”以中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终于要去香港了，我登上了渡船。可惜不是从澳门内港出发。

眺望着一水之隔的大屿山，能大致判断当年鸦片船的航路。九龙、香港、深圳以南的翠绿峰峦——进入了眼帘。

香港

在香港的几天，参观约会，奔波忙碌，自孩提时代就曾经听说的香港，渐渐在视野和思索中，变成了一个朦胧的具象。

但是我不想描写。

目击的直感，梳理的心得，我一句也不打算写。

虽然还想哪一天去更靠南的万山外伶仃岛，但此行已算告一段落。按我的观察计划，用地理的语言说，此刻我身处珠江口的南端。

好一个珠江口！……

它全然不同黄河。那种恣意满溢半是泥沙的平缓入海口，既无舟楫之利又无避靠之地。所以漫漫的古代，黄河口，无良港。长江也不能和它相比，面对太平洋的扬子江口，直面风浪，隐蔽不足。

而珠江口吞吐百里，几重遮蔽。它的深水石岸，仿佛处处的良港。左有刺桐城，右有马六甲，两侧接连天下最著名的港口，位处沟通古代东西方的航道。虽然我没能找到一个地点把这巨大的“入江”形势一览无余，我还是一次次地惊叹不已——为这神奇的大江入海，为这海湾曲折、岛屿丛立、处处泊碇、鱼米富足的形胜之地。

当然它也是殖民主义攻入亚洲大陆的入口。

正当江海要冲的岛屿，如澳门，若香港，一旦割据，难攻易守，可以趸泊鸦片，能够补给军火，是它们一意必夺的所在。

我随着神色自信的英国人排着长队乘缆车登上太平山顶，我挤在密麻麻的群众里欣赏浮光跃金的红船夜景。我寻找以整顿黄毒黑名义刻意拆除的九龙衙门痕迹，我躲开保安从马路拍摄毒枭沙逊给他母亲修的犹太教堂。我远行南端的赤柱监狱去一座印度警察的清真寺，我绕到东端的鲤鱼门观察被日军攻破的英军海防。我挤出半小时去香港大学，本想看一座建筑一眼却看见学生跳“嘟嘟舞”。周日在九龙公园，和成群涌进公园歇息的印尼女工一起吃香喷喷的清真便餐。临行前夜，我摸黑去确认了拆掉又修复的女王雕像。归途路上，一瞥大屿山我仿佛看见了一条鸦片趸船。

——难道我会描写这些么？

不，正是沉默的季节。

汇丰银行矗立在香港岛正中。解说牌上没有写——它是由于鸦片战争得手夺取了这个岛紧接着又攫取了上海的巨额毒资，为了把鸦片暴利安全运回英国才成立的、一家缘起最肮脏的银行。

不仅烟毒、从鸦片孽生的金钱，腐蚀了一个民族的骨头。一百八十年前奋起硝烟的先行者，又倒在了金毒的笑声里。

当年鸦片贩子的魁首怡和洋行，特别在这里昂首阔步。它得意，在这儿的每一刻我都听见它的狂笑。从林则徐到毛泽东，一切对它的批判都没能成功。它的午炮，它的建筑，是香港旅游的必看景点。渣甸坊、渣甸街，“Jardines”（花园）被人说得口滑。而这个花园[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在它的社标图案上只写着Jardines，以西班牙语读即“花园”]是种鸦片的，它的徽章伪称苏格兰国花，其实我看惟妙惟肖是一朵罂粟——饱胀的花籽，是充斥的钻石。

在半岛酒店大厅排着长队、等着喝标志上流的下午茶的人龙一旁，我若大喊一声：鸦片贩子没有遭到批判乃是民主进步的耻辱——会有什么结果呢？

不，我不想喊那一声，就像我不想描述香港。我只是想着鲁滨逊的嘲笑：“他们自己全然不知，在全世界成为轻蔑之的。”

最大的侵略军头目，埋葬在一边澳门，如今也是参观景点，人称马礼逊坟场。把广州虎门烧成一片火海、把中国拖入阿鼻地狱的英舰队统帅施厚仁、英舰都鲁号司令邱赤尔——青苔绿树，安静恬谧，安睡于斯。我去看时，墓石上摆放着一些黑红绸布的花圈，估计有人在按期吊念。

我哑然。

骓不逝兮可奈何？林则徐只能默默西去。

殖民主义造成了人的深刻分裂，无论贴近享受它小康的你，或是遥遥痛恨它不公的我。

宰割之日来临，天下孽火蔓延。天造地设的美丽岛，成了贪婪魔鬼的滩头堡。不止于此，金钱居然改天换地，奴隶更餍足于残羹。包括革命的批判，居然都没能打败它——可怜的只有正义二字，流落在天涯街角，被一代代愚蠢的男女嘲笑！

在香港的滚滚人流中，我走着，琢磨着他们的神情。所谓一吐为快，其实很难实现。何况甜味的毒瘾一旦侵蚀至骨，就很难再指望什么。不，我们怀着比你们更深沉的民主梦，但彼此的基础不同，直至简单的常识。叙述和论说——其实还有明扬与沉默、倾诉与噤口等形式。诉说更不是放纵，我们的文化中，没有鲁滨逊的恶意。

也许，我们能做的事只是揖别——并等待天下公正的回归。

我尽量看了一些，当然不可能看全。

我怀着眼见为实的心情而来。我走时，带着一点感伤。天道的惩罚居然近二百年迟迟不来，人心的受辱居然要延及子孙——即便如此我仍感谢主，没有让我在这缘起丑恶的富贵里生活。虽然我拥有的话语，实在是囊中羞涩。

但是你且莫笑，新一轮对殖民主义的价值争论，如伶仃洋最深处潜忍的海啸，正悄无声息地一步步发育。就人类社会的公正而言，良知的批判，尚未掀起高潮。

我只想祝福你。本来，人都被命运强制着苟活。我知道，为了求得生存，选择否定是困难的。

人有病，天知否？

汉口

人会问：一篇写香港的随笔，为什么一定要扯到汉口？

我反问：一场对母亲祖国的强奸，为什么不能只在香港一处？

因为鸦片战争不仅有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因为征服、掠夺、奴性以及古老精神的沉沦，不单在沿海的港口更在纵深的腹地发生。

对香港的勾勒，要在汉口结束。

像每个人一样，终于我也迟迟知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香港催生了上海，而汉口是上海的内陆。“上海经验”加速了殖民者和侵略军把面孔涂改成“贸易商和绅士”色彩的工程——既然终极目标是为了资本像羊羔一样地钱生钱、既然鼠胆的官僚只会镇压人民而对洋人是恭顺家奴——为什么非要费力气打仗、割地、管理那混乱的土地呢？

1858年的清政府已是任人糟践。既然香港可割，既然上海可据，成串的“二线城市”如登州、潮州、汉口、南京，都以一份《天津条约》成了英法俄美四国以及后来强国的“通商口岸”。

《天津条约》中特别有一款：外国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传教——

“内地”，这个词语从此在历史上闪烁，忽明忽黯。

一衣带水的日本帝国，以它自古的中国知识，当然深谙“内地”的含义。一旦甲午战胜，日本不仅照单通吃一个个英法栽下的树上果子，更长驱深入内地，直抵中国腹深，甚至在“三线城市”扬子江上游的沙市重庆，都逐一辟为领馆，准备长期插管吸髓。

记得那时发掘盘龙城，我们总在汉口的一个街口挤公交。我们总是渡过长江，去湖北省博物馆，那时习惯了一脚扒上到站不停的汽车，却不知没几步远，便是列强的汉口租界。

广州鸦片贩子之一英商上海宝顺洋行1861年到达汉口，新一版殖民史于是在汉口掀开幕布。而法国一直到甲午之后才搭日本的顺风车来到，是为佐田雅志唱的“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

没来前就听说“东方芝加哥”云云。确实，这种出口秀特别适合于仅读三行便行炒作的国人。百年前一个日本人顺手写下的“芝加哥”，仿佛是艳羡沿海改革开放的“内地激素”，不仅愈说愈顺口，竟至武汉大学也拉着芝加哥大学，要按这句话结为姊妹。

我从日本下载了水野幸吉的《汉口》，浏览了这八百页的巨著。这是一个勤勉的外交官把就任汉口一年半的细密调查，发奋写成的资料书。在前言里，他代言日本帝国，做了日俄战争大胜之后的豪迈述怀：

满洲事已决。值此剑影尚未去眼底，炮声仍存于耳际之时，当然应试长驱以拓展利益之圈。唯其满洲仅支那问题之一部而非其全部，最大且未决之清国问题，乃在中央支那即扬子江流域之利权角逐。惟帝国毋忘自己之运命，以图其临之终局解决之际，占据最有力之议席。[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自序第1页。合资会社富山房，明治四十年（1910）]

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资本侵略的两幅嘴脸。大炮军舰和账本银行——是资本运行的两手。

跨过了1841年林则徐的虎门，又粉碎了1861年的天津大沽口，接着烧毁北京圆明园彻底捏破了清政府官僚的鼠胆后——进入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穿上了海关职员和商号大班的西服。

先对中国彻底作“社会学”调查，再牢牢扼住扬子江这条大动脉。此一番要搂紧这呆然的女体，吱吱有声地吸血。

扬子江穿过母亲的胸脯，密密的水网，是她裸露胴体的血管。沿着条条水道，远不止汉水洞庭，一直到周口桂林其实都在数中——针头直插九省通衢的心脏，她被恶魔攫住，枯槁而绝望。

由于资本主义被上帝选中，天下己任之感充斥胸间。天降的“运命”，甚至使一介小小领事也自信满满。散文家堀口九万一出任湖北沙市领事，他讽刺地写道：沙市清朝官员居然没听说刚打过的甲午战争。比喻“芝加哥”的水野幸吉则指出：汉口是“致中央支那死命之处”！

我沿着修缮一新的江畔大道，一座座地寻觅和欣赏。确实，殖民主义的胜利与建筑美学的胜利同步。石筑的大厦屹立江头，宣布着一种自豪的价值。

在汉口，我特别明白了俄国的茶叶经营。

怪不得我们当牧民时，喝的砖茶多打印着湖北的字样！与龙井碧螺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粗茶的制造、买卖、运输的体系。俄国商人独占这一行，因为俄式帝国主义征服了中亚和蒙古。

我在乌珠穆沁草原上放羊时，粮本上每月有一块砖茶的配额——虽然卖家变了，但粗饮茶的我们，依然处于这个体系的末梢！

顺着歌词的索引，穿过改了地名的“三教街”，院落幽深的法国领事馆如潜伏般蹲伏。那以后，二十世纪翻云覆雨，新兴日本虽然一路突入冲到了沙市，大国梦却在扬子江上灰飞烟灭。

佐田雅志的母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42年来到汉口。她给海军当打字员，时而去“海泽尔伍德”等店铺消磨时光。她在回忆录中说，“遇到机会就把和一个德国青年淡淡的浪漫故事，作为母亲青春的一页，讲给后来长大的雅志听”[佐田喜代子‘永き旋律：さだ家の母と子供たち’（自由国民社）2008年。页数未核实。包括后面引文出自网络]。

儿子写的，其实是一曲帝国挽歌。

弗莱迪，暮色中你向着钟划了十字

被梧桐枯叶遮埋的那个人，简直是一张画

但是教堂的钟，其实也该——为你我奏响

只是梦中的一切，就连你也一起

夺走它们的，是腾起的红色火焰，交飞的战斗机

……弗莱迪，和你的相遇，是在汉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约三十年，甲午胜后日本强置租界于汉口。1937年8月中国宣布抗战，汉口日侨全部回国。一年后日军攻克武汉恢复汉口租界，后来佯作交还了汪伪政府。1944年12月18日汉口日租界被美军飞机炸成废墟。歌手的私人故事，就这样翻完了末页。

佐田雅志在大型纪录片《长江》里，批判了“悲惨的战争”。

但是他语焉不详。我读不出他批判的宾语——他批判的，究竟是分娩畸形儿一般制造了汉口租界的甲午战争？还是把日本租界一天炸为废墟的美军的战争？是把人类从那时拉入地狱的为了鸦片贸易的战争？还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百年殖民史的抗日战争？

日本的粉丝也在网上唏嘘：“歌的主人公在中国又在不是中国的‘租界’里培养爱……战争是悲惨的，一句就可说尽战争的本质。但把它具体的说又意外的不容易。佐田的《弗莱迪》，肯定就是果敢地挑战这种难度的一曲。”

——说《弗莱迪或者三教街》“果敢地挑战”了战争叙述难度，是一种香港式殖民主义教育的结果。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爱”，在巨大的他者面前，在一时弱势的他者的屈辱、痛苦、贫困面前——不仅尴尬，而且轻浮。

我停掉了佐田雅志这首歌的音频，随手翻阅日本领事的《汉口》。第88页他讲及中医，第97-104页他分析汉口的开港大势和中国内陆。第297-302页他综述了“买办制度”……这是一部百科式的中国内地调查录，必须说，内容十分扎实。

我们甚至没有像1961年印度断然出兵打得葡萄牙军立即缴枪、一举收回了殖民主义据点果阿那样的——彻底的批判。

匪夷所思地想起的，居然又是鲁滨逊的毒舌。“无知奴隶的群集，自己全然不知成为轻蔑之的”……

陈天华当年就是不能忍受这样的毒言恶语，一转身跳进了滔滔的大海。今天，也许我们该把它当作镜子，清除身上心头的污染，每日三省，一点一滴。

这么想着我不觉笑了：这对香港人可能太难。

因为他们抱着一个幻想。而我们却可能——我们虽然两手空空，但我们是思想的自由人。我们不与它媾和，惟要丰满自己。

在汉水流淌来汇的两江口，大楼上“江汉关”三个苍劲大字在向我呼唤。

扬子江上，雄关缄默。我思索着，想猜出它给我的哑谜。从背后的盘龙城一直远至蒙古草地，求知的痕迹随人生勾勒一过。我从汉口开始，经过了虎门、淇澳、澳门、香港，又回到了汉口。

茫茫九派，极目楚天，我留恋地向南眺望。已是最后一个傍晚，靠着扬子江与汉水交汇的石岸，仿佛人在享受着休息。九龙城被毁了，黄鹤楼却还在。我知道，学习与辩驳，都还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