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6）黄巾之乱的定性-谁是正义？_风闻

本章将对汉末的“黄巾之乱”作全面的系统性分析。在话题开始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整理前文的内容。

在灵帝刘宏有效执政时期：172-183年间。

东汉帝国的战争主要是对外（鲜卑），对异族叛乱，对宗教叛乱。没有汉人的农民起义。

天灾是不可抗力，东汉帝国基本上都有赈灾行动，没有发生过饥荒等人道主义灾难。

至于官员腐败、土地兼并、流民等问题并不是刘宏执政时的特有现象，而是东汉帝国自开国起就持续并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

我以为，如果灵帝拿这份“成绩单”去和顺帝、桓帝去比较，这可比他们强太多了。所谓“民不聊生”引发“黄巾之乱”的论调找不到足够的史实依据，难以让人信服。

说到“黄巾之乱”，我们无法避免且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黄巾之乱算不算农民起义？

大陆史家为政治服务，将黄巾之乱定性为农民起义，以此刻画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画卷。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我以为，毛主席的举例中唯独黄巾不算农民起义。

看看建国初出版的描述“黄巾起义”的书籍，里面的内容大概是“残暴的皇甫嵩、狡猾的朱儁、英勇无畏的黄巾军战士、悲壮的张角三兄弟”，相信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我在前文对“土地兼并”的问题做了简单分析。究竟太平道教徒中有多少人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我们无据可考，只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中间肯定有。有多少？不知道。

大家请看张角在起事前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种充满宗教气息的口号，可没有表达出对土地分配有何种政治诉求。

至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率军在兖州讨伐黄巾军时，黄巾军将领写信劝降曹操，写到：听说曹操你过去在济南为官时，曾毁坏神坛，如此你的“道”与我们太平道是相通的。当时的你似乎懂“道”，如今怎么却又迷惑了呢？汉廷的气数已尽，我们太平道则顺天而立，这是天命，不是你的能力所能抗衡的。

陈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看看，自张角起事后，八年过去了，黄巾军还是在宣传“天之大运”这种君权神授论，却仍然没有提出对土地、生存及利益划分等方面的政治诉求。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太平道教徒中的比例必然不高，大陆史家将黄巾之乱定位成“农民起义”的理由真是太牵强了。

我认为，对黄巾之乱最准确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宗教（邪教）叛乱。

封建时代的老百姓迷信鬼神，某些别有居心的人使用一些装神弄鬼的手段就可以让信徒们死心塌地的卖命，这叫“假托天意”。陈胜和吴广策划起义之前也用“学狐狸叫”、“鱼腹丹书”的手段使同伴们坚定反叛的信心；而太平道教主张角则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种口号也是昭示自己将能顺天命而得天下。

结果呢？张角当年就病死了，“黄天”也没能立起来，经过二十多年乱世后，倒是“三国鼎立”了。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宗教起义太多了，近代还有“太平天国”，也被大陆史家包装成了“农民起义”和“革命军”。天王洪秀全把基督教“本土化”，玩起了“上帝附身”的把戏【在基督教教义中，附人身的是魔鬼，也就是异端邪说。】，这种神棍式的作风真不知道算哪门子“革命”。

往后还有“义和团”，他们除了会“请神上身”之外，还会“神功护体”和“刀枪不入”；就这样一群凭借愚昧信念的人向西方列强宣战，竟然还得到腐败的清政府认可，这种荒唐事最终酿成了全体中国人的悲剧和灾难。

就这样的一帮愚民，还被包装成“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这是对历史、对民族极不负责任的解读方式。

封建迷信救不了中国，只会让中国人永远落后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脚步。范晔在狱中遗书中也谈到自己写《后汉书》的目的：“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所有读史之人的座右铭，因为读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明白“得失”，这与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一样的道理。

时至今日，我看过一些历史写手的“大作”，开篇就写某太祖皇帝出生时的种种“异象”，实际上，作为一个具备科学常识的现代人，怎么可能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已故台湾作家柏杨在评史时，将史书中这些段子统称为“鬼话”。这些历史写手们，连鬼话都信，还能指望他们能写出什么好的见解来呢？

谁是正义？

大陆史家写黄巾军，将其塑造成“正义之师”，而地方上的世族被描述成“贪婪、罪恶的地主阶级”，说的好像世族一贯欺压百姓，百姓加入黄巾军就是为了“斗地主，分田地”似的。实际上，我们去看史料，就会发现：普通百姓对黄巾军避之不及。

陈志《程昱传》：黄巾起，（东阿）县丞王度反应之，烧仓库。县令逾城走，吏民负老幼东奔渠丘山。

看看，黄巾军起事后，官民扶老携幼逃到山上躲避黄巾军。

那么，世家会被普通百姓所憎恨吗？以前文谈到“土地兼并”所涉及的集团中并没有明写世家在地方聚集财富，这大概是史书是士人所写，他们自然不愿意提及自己家族积累原始财富的事之故，但我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大部分人谁不爱财？不是有“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句俗语吗？

在汉末，不爱财的士人就成了名士，而故意装作清高，沽名钓誉的士人，则是为了“养名”。例如袁绍从濮阳回乡时车马众多，即将进入汝南郡界时就遣散车队，改坐一辆车回家，他是惧怕本地名士许劭“月旦评”的威力。

范书《许劭传》：初，（许）劭与（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月旦评：汉末时，汝南许劭、许靖在每月初点评本地士人得失。

东汉初名士向长的后人向栩，年轻时就非常轻狂、荒诞，甚至在市集里乞讨，而不肯当官。后来朝廷任命他为赵国相后，他却换上崭新的车马前去赴任，至此，世人怀疑向栩之前荒唐的行径是为了“养名”。他到任后也没干什么实事，甚至不去办公，以至于官舍中都长出了野草来。我想，这样的沽名钓誉的昏官想必也不是当地百姓之福吧！

范书《向栩传》：后特征（向栩），到，拜赵相。及之官，时人谓其必当脱素从俭，而栩更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

真正清高的士人自然会得到社会认同。

例如，建安三年（198年），曹操攻破下邳，诛杀吕布，允许下属随意瓜分吕布军中财物，大家纷纷满车满载，只有袁涣仅拿了数百卷书和口粮，大家听说后，都觉得十分惭愧，曹操也因此看重袁涣的人品。

陈志《袁涣传》裴注引《袁氏世纪》：时太祖又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吕）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袁）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众人闻之，大惭。涣谓所亲曰：“脱我以行陈，令军发足以为行粮而已，不以此为我有。由是厉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破邺城，没收了审配等人数万家财。等再攻破南皮后，派人查抄王修的家，只有不到十斛的谷和数百卷书，曹操闻而叹之：“士不妄有名！”。

陈志《王修传》：太祖（曹操）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及破南皮，阅（王）修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

由此可见，在汉末，至少还是有这么一批能够得到世人尊重的名士。“世族与地方百姓的矛盾”也远没有“豪族+官僚与地方百姓的矛盾”那么严重。以至于在黄巾之乱时，地方百姓甚至去投奔当地世族寻求避难。

范书《袁闳传》：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袁）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卿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

——汝南郡的百姓就跑到袁闳的乡里避难，而黄巾军也对袁闳表示敬重，约定不去侵犯。

范书《儒林列傳》：黄巾贼起，过（孙）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

——原来连黄巾军都尊重地方名士，两者之间并无仇恨。

陈志《任嘏传》裴注引《任嘏别传》：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闻（任）旐姓字，乃相谓曰：“宿闻任子旟，天下贤人也。今虽作贼，那可入其乡邪？”遂相帅而去。

——贼寇听说任嘏之父任旐的名号后，便放弃侵略本地。

范书《郑玄传》：（郑玄）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献帝时，汉末大儒郑玄从徐州返回老家青州高密县，途中遭遇数万黄巾军，当黄巾军得知是郑玄返回，都在路边跪拜，并约定不去侵犯高密县。

此外，还有地方世族、名士在战乱之时，出钱出粮安抚本地百姓的史料：

范书《刘翊传》：后黄巾贼起，郡县饥荒，（刘）翊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中。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

范书《盖勋传》：时人饥，相渔食，（盖）勋调谷禀之，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

陈志《常林传》：（常）林乃避地上党，耕种山阿。当时旱蝗，（常）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

陈志《杨儁传》：（杨）儁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儁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儁皆倾财赎之。

范书《张俭传》：献帝初，百姓饥荒，而（张）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

原来在战争、饥荒面前，个别名士和普通百姓并没有利益冲突，甚至唇齿相依，共渡难关。

至于黄巾军的残暴行径，如上史书所列，均是概述。若去寻找细节案例，倒是也可以找到一些。大致内容就是黄巾军劫掠百姓，残杀无辜，奸污妇女这类暴行，和贼寇没有两样，跟“正义之师”更是沾不上边。

例如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中就提到，益州黄巾军攻占巴郡阆中县时，劫掠妇女为人质，其中有三名普通妇女为了免受侮辱，选择跳水自杀。

《太平御览·卷441·人事部八十二》引陈寿《益部耆旧传》：“巴三贞”者，阆中马眇新妻义，西充国王玄愤妻姬，皆阆中人也；阆中赵蔓君妻华，西充国人也。姬早失夫，介然守操。中平五年，黄巾余类延益州，贼帅赵蕃据阆中城，构迫衣冠，令人妇女为质，义、姬、华等随北入城。后贼类争势，攻破阆中，时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义、姬、华随类出城走。传闻后贼，或构略妇女，于是三人自度穷迫，恐不免于据逼，乃相与自沉水而死。乡党闻之，莫不感伤，号曰“三贞”。

同样，《舆地纪胜·卷162·渠州人物》中也有类似的两则故事：县吏赵璝之妻赵姬听闻黄巾侵入县城，便和女儿赵英在家中自杀；百姓赵万在避难途中被黄巾军士兵所杀，士兵欲趁机奸污其妻，其妻不从，以身体撞入长矛而死。

《列女传》记载：扬州吴郡许升的妻子吕荣，被黄巾贼陈宝用刀威逼，吕荣誓死不从，惨被杀害。

我在这里说这些悲惨的故事，不是想证明“因为黄巾军非正义，所以政府军就是正义”，而是说：在战争中，百姓永远是最可怜的群体。吹捧任何一方为正义，都是非人道的论调。

战争始终是残酷的，虽然黄巾军中有因愚昧而盲从的教徒，但更多的还有被挟持的百姓，最终也因战败而丧生。

如皇甫嵩在广宗之战，斩首三万，被赶入河中淹死五万，妇女儿童全被俘虏；随后，皇甫嵩在下曲阳之战，又斩杀十余万人，将尸体在城南筑成京观。无怪乎有人称皇甫嵩“残暴”了。

范书《皇甫嵩传》：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

范书《皇甫嵩传》：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京观：将尸体堆积成山，封土成丘。

这场让中原百姓的蒙受战争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张角，这个邪教头子为了一己私欲，引发浩劫。张角虽然覆灭于中平元年（184年），但其歪理邪说流毒难除，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后，史书上才没有了黄巾军的记载。

我认为：把张角美化包装成“替天行道的英雄”，又把黄巾之乱前一个“没有饥荒”的东汉帝国丑化成“腐朽堕落、势必被推翻”的封建王朝，这是颠倒黑白，对历史真相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