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 | 应当公开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_风闻

最近，武汉大学“3+3”教师聘用制第一个考核期结束，在119位教师中，只有4人通过评审入编，97%的教师被淘汰，学校将不再为被淘汰者发放薪资。这一严苛的考评制度引发网络热议，也让高校“青椒”的困境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青椒”，是网络上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一群体通过二十余年的寒窗苦读跻身高校讲台，本应承担专业知识生产和传承使命的他们，却被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压得分身乏力、困顿焦灼。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又进一步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教学水准与科研状况。

今天分享的，是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致《北大法律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目前高校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许多学者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从申请课题到码字数发表，苦苦寻求那官学体制的认可、给分、报销、奖励，哪一样不是在往脖子上套枷锁？”，而“仅凭社科工具与学说，仍对付不了当前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大敌：官僚主义”，“当务之急，乃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进而让’理论掌握群众’”。

“使耻辱更加耻辱”

——致《北大法律評論》編輯部（三）

馮 象

編輯同學：

這次年會人不算多，卻很成功，足可稱賀。四比特老師的發言跟提問評議，有板有眼，談的都是實際問題，體現了《評論》的好傳統。希望堅持下去。

不過我寫此信，首先是致謝，感謝你們贈送的驚喜——母親松江女中時代的一封家書。是網上拍得的吧，真是再好沒有的紀念。看內容，像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會考前寄出的，距今八十多年了。

母親在女中，是理科尖子，但受國文兼世界語老師徐聲越（震堮）先生影響，終生保持了對文學的愛好。同年考取浙大。入學後發現學術氣氛沉悶，校方壓制學生；抗議無果，遂轉學北平，上了清華物理系。

來到清華園，才感覺如魚得水，十分喜歡。不久，經好友中文系同學孫蘭（韋毓梅）介紹，加入了蔣南翔的讀書小組。“一二九”運動，翻牆進城上街遊行，被軍警抓住關在牢裏，最後還是梅校長出面，將她們一夥保出來的。所以我從小知道，中國的學生運動，物理系同學總是沖在頭裡的。

1935年12月9日，清华学生游行队伍在西直门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讲者为清华大学学生陆璀。

當然現在時代不同了，不能動輒鬧“群體事件”。**但青年的迷惘、學界的沉淪、人的理想追求和鬥爭精神，並沒有變。**這是我回憶舊事，想到與各位分享的一點。

其次，年會的題目“部門法中社會科學的運用”，我以為對於法學教育，也是極重要的。這麼說吧：我們的教育太糟糕了，充斥著教條，跟解放前的舊法學舊法統一脈相承，包括繼受域外（例如德國）的術語，連案例也照單全收。

然而已形成了路徑依賴，這教學體系很難剷除。學生進了法學院，得啃一堆所謂“歐陸”的規範教義，充當法學原理。可是中國怎黏得上“歐陸法系”，有哪個正兒八經的“法治國”（Rechtsstaat）認過我們這門親戚？他們看中國，絕不含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一元化政法制度；好醜不論，反正不是一家人。

面對如此“完美”堅固的教條主義，社會科學能做什麼？我想，一是可用作分析工具，揭示主流教義的虛妄。但更重要的，是調查研究，解决中國的問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此即我說的“重新出發”，關鍵要有歷史的廣闊視野，以使法學上升為歷史批判（參《信與忘》，頁191以下）。

這是因為，社會科學一般論說的出發點，還擺脫不了個人權利話語，或“理性經濟人”的迷思；故而僅憑社科工具與學說，仍對付不了當前大學教育和學術的大敵：官僚主義。

昨天我去機場，同開車的師傅聊天。說起新規定報帳難的事，師傅撂下這麼一句箴言：那肯定不是大領導的意思，是下邊的人給他擰了：你反腐敗？沒人給你幹活兒！

你們看，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人託名“改革”，撈錢抓權也罷了；如今又是“員額制”，又是核心期刊、英文發表“國際評審”，整人的招數層出不窮。

要說官員們不懂“世界一流”“哈耶牛劍”地方有個東西，叫學術獨立，那是扯淡。那為什麼一味瞎折騰，摧殘教育禍國殃民呢？因為幹部脫離了羣衆，墮落成官僚集團，追逐起自身的利益來了。

而他們高高在上的老爺做派，天天叨念著“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又是在哪兒學的？不正是我們的大學？教條主義不僅害人，到頭來，也害了教條主義者自己。

而且，既然他們的“管理”手段如此理直氣壯、無孔不入，知識勞動者便不能繼續就學術論學術了。想一想吧，許多學者一天到晚在忙些什麼，從申請課題到碼字數發表，苦苦尋求那官學體制的認可、給分、報帳、獎勵，哪一樣不是在往脖子上套枷鎖？

同樣，學校辦班創收、買賣文憑、抄襲氾濫，這“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種種，亦非反擊或破壞，而是向腐敗屈服，與之合流。因為破壞者只是破除了職業倫理，收穫的卻是人格的分裂，及行動能力的喪失。

明乎此，學術的當務之急就清晰了。不是琢磨哪門子方法論、解釋學，抑或論證教義法學跟社科法學孰優孰劣、如何互補；那不重要。

**當務之急，乃是“讓思想衝破牢籠”（pour tirer l’esprit du cachot），進而讓“理論掌握羣衆”。**鑒於形勢已極端嚴峻，而勞動者身單力薄，現實地看，不妨由這三件事著手：

一、勞動者團結起來。除了揭批官僚主義，停止一切公開的學術批評，以免授人把柄，傷害青年，砸了無辜者的飯碗。嚴肅的爭鳴可轉入私下的小範圍的討論：告別核心期刊。

二、强烈敦促核心期刊，包括院系自定的評分獎勵發表的學刊，停發教授的論文，只接受副教授和講師/助理教授投稿。

畢竟，教授博導的壓力較輕，故應讓出版面，給更需要發表的年輕人。學刊則應擴版，儘量容納合格的來稿。換言之，支援學者是學刊編輯不可推脫的倫理義務，直至消滅核心期刊。

三、教師要聯合學生，向公眾揭露現行學術評估體制掛羊頭賣狗肉、違憲違法的官僚主義實質，一條戰壕抵抗壓迫。因為，反對官僚主義不僅是知識勞動者求生存的鬥爭，也是《憲法》承諾的受教育者同人民的福祉所在。

是時候了，侮蔑當作“學術評估”、踐踏稱為“教育管理”，這樣的日子該結束了。這意味著，學術批判須轉化為對官僚主義的抗爭；而法學的重新出發，其“歷史任務”或“為歷史服務”，必然是對法權即法治化的腐敗的批判。

為達到這一倫理目的，誠如全世界勞動者的導師指出，我們惟有一途：“應當讓受現實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實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公開耻辱，從而使耻辱更加耻辱”。

長夜小酌，滿目衰微，就此打住。順頌

編祺，新年大吉！

                                  二零一五年除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