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中国考古历史“造假”实例_风闻

我来观网时间也不短了，因为自己爱好历史，所以风闻社区下的“考古”和“历史”主题下总会情不自禁地逗留。风闻社区里有一股热衷于贬低西方历史研究和考古挖掘的成果的氛围。在天涯论坛上也有几个人一直发帖揭秘“造假”手法，据说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本书……风闻社区还转载过其中一个人的帖子，不过现在已被删除（天涯链接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743271-1.shtml）。  

这些揭露“造假”的帖子里，运用了大量有选择性的照片对比，以此证明西方的考古历史研究成果都是假的。我当时指出不能光给出一张照片就讲故事，需要给出详细的背景资料。最后直到帖子被删除，也没有后得到回应，只能不了了之。

借用网友的话：“大部分人对此信以为真，一方面是这些东西图文并茂，对于普通读者确实有迷惑性；另一方面是宣扬这些的人，虽然绝大多数不抱有特殊目的，但缺乏专业知识，搜索能力有限，只能凭借一张照片讲故事，自己容易轻信。”

考古和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必然遵循客观规律，无论是研究还是学习，前提是“客观中立”和“实事求是”，对国外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当然可以质疑，但不分青红皂白预设了所谓“西方一定造假”的立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这种错误的态度方法去研究学习，只会妨碍对历史事实的解读，最后损害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考古与历史研究。

为什么历史这么迷人？她就像是戴着面纱的新娘，你总忍不住想知道面纱下的她长得多美。历史对于人类而言，就像记忆对于个人，她轻轻诉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然有人觉得国外的新娘是整容的，最少也是用化妆掩盖了真面目，我这里整理了一些常见的”造假“之处，看看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的文物有没有”造假“。

被揭穿的“造假”一：出土的陶器等文物就和新的一样

首先是“造假”的古希腊陶器，号称是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瓶画黑绘风格作品：帆船上的酒神狄俄倪索斯

对比一下中国文物，半坡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黑陶高脚杯 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

涡纹四系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 约公元前3300到公元前2100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真相是中国的陶瓷器物和国外的陶器在发展过程中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釉彩，根据原料中金属成分的种类和烧制方法的不同，釉体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一般而言陶器的烧制温度在800～1000摄氏度，这也是能满足铜冶炼的温度。这层釉可以起到保护层的作用，如果器物保存条件得当，没有水沁土掩，就能千年常新。而仔细看照片，无论中外的陶器表面都有细微的裂纹，这是热胀冷缩后遗留的痕迹。

被揭穿的“造假”二：水下考古的文物就和新的一样

“造假”的古埃及水下文物：桑尼斯-赫拉克利翁发现的水下城市，大约在公元6到7世纪左右沉没

泡在海水里一千多年都没有腐蚀，再看看中国的水下文物

南海一号出水 青白釉铺首执壶瓷器 中国南宋初期（约1160年代）

南海一号龙泉窑青釉刻划花卉纹碗

黑石号沉船 出水长沙铜官窑生产带有阿拉伯风格的碗 公元830年

虽然在时间上可能和古埃及公元前的文物时间没法比，但也是过了好几百年却一点海水寄生物或者腐蚀都没有。

真相是海水的腐蚀性表现在对金属的电化学腐蚀和有机物的细菌侵蚀，以及海洋寄生生物的破坏。水下文物是否被侵蚀取决与文物的材质和水文环境。像黄金、大理石、花岗岩、陶瓷之类的材料，不会受到电化学腐蚀和细菌侵蚀，即使有海洋寄生物，清理后也不造成外形的破坏。

       揭穿的“造假”三：石雕、石碑没有风化

“造假”的古埃及与古希腊石雕：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创作于约公元前2世纪

埃及娜芙蒂蒂胸像 公元前1345年

罗塞塔石碑 制作于公元前196年

再来看看中国的石像：大足石刻 唐末宋初时期的摩崖石刻

云冈石窟北壁上层立佛 主要建于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到太和十九年（495年）间

云冈石窟 沙弥

唐贞观五年（631年），太宗皇帝命令修复隋文帝之仁寿宫，在扩建后改名为九成宫。第二年，太宗帝避暑来到九成宫，在游览宫中台观时，偶然发现有一清泉。太宗帝万分欣喜，便令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而立一石碑。这便是《九成宫醴泉铭》。因为碑文是太宗的事，魏征的文，欧阳询的书，被称为“三绝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唐建中二年太蔟月七日（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是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1]根据唐贞观年间大秦寺僧景净的述文书写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颂文，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百个叙利亚文。与罗塞塔石碑、米沙石碑、阿兹特克太阳历石同属世界上四大代表性碑刻。

还有发现故事颇具传奇色彩的《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清咸丰二年，邓尔恒任南宁（现在的曲靖）知府。有天，他偶然进入厨房，发现案板上的豆腐块上竟然有字迹，仔细一瞧，居然是史书上所记载的《爨宝子碑》痕迹，深为震惊。因为此碑立在东晋，年代久远，一直不知流落到哪去了。于是赶忙问卖豆腐的人在哪里，厨子说是个越州人。邓尔恒很快就追踪调查到了越州扬旗田。做豆腐的是个农夫，告诉他说，有天吆牛去犁地，突然犁到块石头，把犁尖都犁断了，他用锄头刨出来一看，原来是块碑，就抬了回去做压豆腐的工具。邓尔恒于是打赏了那农夫，把宝碑搬回城里，放置在当时城中的武侯祠里。现存放在曲靖市第一中学内。

真相是石雕风化作用有三种：物理、化学、生物。而风化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组成岩石的矿物性质，而岩石内因力的破化也不容忽视。质密的石材，较小的热膨胀系数、气候寒冷或干燥地区都可以减少风化速度。考古发现很多时候就是无巧不成书，隋炀帝杨广的墓历经千年，最后被一个叫杨勇的开发商给挖到了，这是多么巧合的事情。

被揭穿的“造假”四：千年不褪色的壁画

古埃及历经3000年没有褪色的壁画，颜色有斑驳和脱落。

隆重介绍位于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

真相是壁画的颜料使用的是矿物颜料，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及不受人类活动影响，加上干燥的环境避免空臌、起甲、霉害等壁画病。

被揭穿的“造假”五：在垃圾堆里的莎草纸和陶片

说到垃圾堆，你会想到什么？大概是废物堆积如山，而且臭气薰天，对吗？你肯定没想过能在垃圾堆找到值钱的东西，更别说是找到宝物了。20世纪初，两位牛津大学学者伯纳德·格伦费尔和阿瑟·亨特到埃及考察，在尼罗河谷附近的垃圾堆发现了一些纸莎草纸残片。1920年，正当他们忙于为这些残片编目时，在埃及有更多残片出土，格伦费尔就为英国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买下来了。同样的在代尔·埃尔·麦地那村，这里曾经住的都是建造帝王谷的工匠，发现了一处垃圾堆场，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陶片，号称记录了当时埃及人的生活细节的书信和随笔画。骗人吧，谁家考古是挖垃圾呢？

1997年，沣河岸边找到一个垃圾坑H18，为我们确定夏商周断代武王伐商的时间。考古人员根据在垃圾坑中发现的青铜器不同型制，将垃圾坑土层分为先周和武周时代，再对出土的青铜器、炭化的小米、动物骨头等采用碳十四测定，终于将两个武王伐商年代确定为：1050~1020B.C.没有这个垃圾堆，断代工程恐怕无以为续。

真相是考古上十分重要的遗迹就是灰坑——垃圾堆，考古人员会在灰坑中发现大量的考古证据，日常使用的器物，食物残渣，衣物等等。而在中国，遗弃的粪坑也很重要，其中有时会发现竹简，没错，古人上完厕所在手纸发明前用的就是废弃的竹简刮擦，这个也叫厕筹。

被揭穿的“造假”六：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由上下两部史诗组成共24卷，《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奥德赛》共有12110行。这两部史诗最初可能只是基于古代传说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荷马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将两部史诗整理定型的作者。不过事实上，荷马史诗是希腊民间几百年来口头相传的神话传话和英雄故事的精粹。两部史诗都主要描述英雄的故事，但是风格上仍有所差异。伊利亚特描写特洛伊战争中的两军的激烈厮杀，奥德赛描写英雄作为普通人的感情。荷马史诗生动刻画众多英雄形象，阿伽门农傲慢无礼，阿基里斯恃才自傲，赫克托尔爱国护民，奥德修斯聪颖睿智，潘尼乐普贞洁不二等等

两部史诗除了本身具有史料价值外，描绘从氏族部落时期到奴隶制萌芽之时古希腊社会的生活场景。在史诗的描述里，众神的干涉尽管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显示了命运的威力，但是人的勇猛坚强、忠厚诚实，以及崇尚自由和光明的美好品德，也会影响自己的命运。那个时候没有书写文字的纸张，靠口耳相传是否可信呢？

中国也有史诗，在西藏地区广为流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纵向概括了藏族社会发展史的两个重大的历史时期，横向包容了大大小小近百个部落、邦国和地区，纵横数千里，内涵广阔，结构宏伟；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降生，即格萨尔降生部分；第二，征战，即格萨尔降伏妖魔的过程；第三，结束，即格萨尔返回天界。

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征战”内容最为丰富，篇幅也最为宏大。除著名的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外，还有18大宗、18中宗和18小宗，每个重要故事和每场战争均构成一部相对独立的史诗。千百年来，通过说书艺人史诗艺人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的角色，以史诗对民族成员进行温和教育。传承《格萨尔》的说书艺人里面，有“神授艺人”——他们大多在得到“神授”前目不识丁、不会说汉语，但在一夜之间梦中学会说唱或一场大病之后掌握了说唱技艺。

真相是口耳相传的传说是考古和历史研究重要的依据来源，这些传说往往包含了隐藏的历史真相。大多数时候正史文献记载的是古人认为“事情应该的样子”，“事情真实的样子”就要到这些传说中寻找。

被揭穿的“造假”七：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希腊语：Αριστοτέλης，Aristotélēs，前384年－前322年3月7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的著作包含许多学科，包括了物理学、形而上学、诗歌（包括戏剧）、音乐、生物学、经济学、动物学、逻辑学、政治、政府、以及伦理学。和柏拉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一起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形而上学。真有这种人么？他可能融会贯通这么多知识吗？

同样中国战国时代有一个鬼谷子（约公元前420年∽公元前320年），大约活跃于战国中期的显赫人物，是“诸子百家”之一，纵横家的鼻祖，他既有政治家的六韬三略，又擅长于外交家的纵横之术，更兼有阴阳家的祖宗衣钵，预言家的江湖神算，所以世人称鬼谷子是一位奇才、全才。道教认为鬼谷先生为“古之真仙”，曾在人间活了百余岁，而后归隐山林。《鬼谷子》一书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中。民间亦有传说鬼谷子是命理师的祖师爷，在道教中鬼谷子尊号为玄都仙长。战国时代能活100岁的人，门下四个学生，庞涓和孙膑是兵家死对头，张仪和苏秦是纵横家死对头。

真相是这些人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他们是这样优秀能掩盖了前人的光芒，也许这是出于美丽的误会而非故意自我吹嘘。

被揭穿的“造假”八：现代建造的古建筑

西方造假最著名的就是随意搭建的古建筑，比如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宫殿，就是埃文斯造假的。但请注意，埃文斯发掘克诺索斯宫殿的时期，是西方刚刚将考古当作一门科学的时期，是考古和探险寻宝盗墓还混为一谈的时期，埃文斯是抱着出名和发财的想法去发掘的，本质上他不是考古，所以会出现当今考古发掘中竭力避免的错误和破坏行为。

当然也请选择性无视我们国家现在看到的那些古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重新翻建的事实。还有除了西方外日本对古建筑的修缮也是仿造一个新的。在中国建筑考古发展过程中，犯的低级错误也层出不穷。

我们国家专业的建筑考古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夏鼐院士的关心下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对待遗址—遵循“挖到生土为止”的原则，大多是将夯土台基连同其基础全部挖掉，直见到地基下的原生黄土为止。其结果是，一座宫殿遗迹发掘完毕，而发掘对象也随着堆积一起被扬弃了，完全破坏了遗迹。

例如洛阳太学遗址，由于自东汉以来，历经魏、晋及北朝几代的经营改建使用，各时期的遗址一层叠着一层，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的若干次发掘，重复在不大的开方中做建筑物的局部发掘，使得同时显露各时期的难以辨识的遗迹。最终只能放弃发掘。

*在更多的情况下，涉及专业分析的遗迹现象，经常被遗漏或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遵循一般常识将新石器时代的建筑遗址一律复原图画成为茅草顶而无视保存完好的屋盖遗迹显示的泥背屋面。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对于先秦至西汉时期的高台宫殿遗迹，因发掘所见夯土墩台损失殆尽，就凭晚期古建筑的常识而臆断为低矮台基。

对于反映岭南与中原秦、汉文化关系的一处极为重要的南越王宫殿遗址，以其残破的木构基础为完整的“滑道”，认定为“造船工场”的“船台”，而载入经典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对于建筑构件及建材标本的处理，也是按照普通考古学对待一般器物的方法一律刷洗干净，应予保留的重要遗迹现象就这样被破坏了，这些错误都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

选自：杨鸿勋：中国建筑考古学概说

西方一百年前犯的错误，中国考古界直到改革开放才慢慢更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多么大悲剧啊，有多少建筑遗迹就被这样毁了！

真相就是大家都是在不断犯错误并改正的过程中做到完美。

被揭穿的“造假”九：被阿拉伯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经典

就传世文献而言，古希腊、罗马著作流传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拉丁语抄本或译本的形式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流传，二是以希腊语抄本的形式在地中海东部流传，三是以阿拉伯语译本的形式在伊斯兰世界流传。现在人们所见到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版本是12世纪的阿拉伯译本翻译过来，12世纪之后，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人士通过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洛依（Averroes）重新见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并从希伯来语转译为拉丁语。大约在1255到1278年，绝大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已有拉丁文本。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佛兰德翻译家莫依贝克（Moerbecke）所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拉丁文本中，还有一半是从阿拉伯文转译过来的。那么阿拉伯人为什么要保留古希腊的著作呢？

2018年6月26日，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代表日本永青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36种4175册珍贵汉籍。其中有《群书治要五十卷》至宋时已佚，此次永青文库捐赠的就是《群书治要五十卷》日本天明七年(1787)的刻本，共25册。

明清时期中国刊印的小说日本都有保留，其中《西游记》明刻本日本保留最丰富。而列为禁书的《金瓶梅》更是在日本流行，甚至还被改写成日本小说。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的明朝科学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在修《四库全书》时发现有“北虏”等反清字样而一度被列为禁书，且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虽然在《古今图书集成》以及《授时通考》中仍然可以看到《天工开物》的几乎全部内容，但较难见到单行本。但早在17世纪末，《天工开物》就传到了日本，作为日本生产技术的基础图书，在日本各藩的“植产兴业”中被奉为指南。

两百年后，1837年，法国汉学家儒莲（最早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史实介绍到欧洲的人）把《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加上《授时通考》的蚕桑篇，译成了法文。“丝绸制品自古就是中国的优势贸易产品，他们想要学习和突破。当时欧洲蚕桑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导致生丝大量减产。《天工开物》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真相是知识的传播不受意识形态的桎梏，文明间最常见的交流就是书籍。

关于历史研究，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是尊重史实的客观性，还是任意为我所用，把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反映的是一个人思想的深度。对于其他的文明以及他们的历史，我们是嗤之以鼻、还是趾高气昂、抑或是心平气和。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世界，了解世界是为了找到与其他人、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相处的方式方法。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畏。”这就是我现在找到的相处之道。

图片收集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