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被排名坑惨了的中国大学_风闻

［导读］近期，因高校排名（特别是科研排名）而引发的争议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例如江西、湖北等地的一些高校强力推行科研淘汰机制，某名校推行的“3+3”聘用制，更是被传出大比例淘汰未完成科研指标的新进教师的惊人消息。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高校排名问题的反思。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五届年会暨“重构教育评价体系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谈及他眼中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时，直言“大学排名害惨了教学，也害惨了人文学”，学者不该做“深宫怨妇”，而应当积极介入排名规则、标准的制定中。

文章转自“中国科学报“（china_sci）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高校不应做排名高墙内的“深宫怨妇”

1.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

问：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在您看来，大学排名对于高校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陈平原：早在十年前，我就专门谈到大学排名的问题，那时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对于大学排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存在质疑。

目前，高校排名只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做假的。即便数字不作假，也会有些数字有效，有些数字则无效。

而人往往都会趋利避害，尽量生产对自己有利的有效数据。这种用“数字”的衡量方式，会使得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损害。

大学校长对排名也是又爱又恨，明知这样的衡量方式有问题，但迫于整个大环境，又不得不参与这样的排名。

可以说，大学排名给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问：您曾经提到过，目前高校中，被大学排名害得最惨的是教学？

陈平原：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培养人才。以曾经的西南联大为例，在其存在期间，西南联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

那时西南联大的研究生人数不到100人，资金的短缺也导致了很多科研实践都难以进行。但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如今，在大学排名的规则下，很多超出数字统计之外的工作会被无效化，教授们也普遍不再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学生身上。

特别是大量本科生的教育资源，被投向了那些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中。这使得近20年来，中国大学固然在飞速发展，但却充满了内忧外患。

在排名的影响下，大学的个性也都逐渐被消灭和同化，很多大学都在举全校之力做同一件事情。

而在我看来，再伟大的事情也不可举全校之力，这等于把大学的教育功能彻底废掉了。

2.被害惨了的人文学科

问：您提到被大学排名害惨了的不只是教学，很多学科也深受其害。那么您觉得最深受其害的是什么学科？

陈平原：我在很多篇文章中提到过，大学排名对于大学和院系都会产生影响，但最不能够忍受的是人文学科，损害最严重的也是人文学科。

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成果的评定和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定，虽然标准不一，也受到很多人的诟病，但是相对来说还算是“靠谱”。

然而，这种标准在人文学上就很不“靠谱”，人文学里的特异性、精神性以及思想性最容易在排名中被抹煞。

在社会更喜欢用数字和金钱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衡量学科价值的今天，人文学科显得更加脆弱，也更易受伤害。

我们看到很多高校都想要成立或合并医学院，因为其投入和产出明显，对学校排名也有着显著的帮助。但却很少有学校想扩展或增强文学院，因为它的“效果”不明显。

问：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教授，您认为人文学为何在大学排名中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陈平原：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每个大学的评价体系里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只要是数字化的评价，就容易出问题。

在排名和评价中，用与衡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人文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社会上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整个社会就有“重工轻文”的倾向，在大学里一旦排名，就必须有数字，但是思想是看不出数字的，更不能够用数字加以衡量。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好的剧作家、文学家和好的史学家做学问，一个人、一个脑袋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组建一支团队。

这个特点在越优秀的人文学家身上，表现得越明显，他们往往是特立独行的。在北大，我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文学者，他们不要课题，只凭良心、凭学问、凭大脑，一直前行并不断有成果产出。

而且这些成果比同学科中，那些手握很多经费的人花费三两年就出产的成果要好得多。

因此可以说，当前用课题项目、重大资金、庞大团队等数字做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对自然科学会有损害，对人文科学的损害尤其明显。

3.积极介入，不做“深宫怨妇”

问：既然人文学在大学排名中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保护人文学，扭转这样的局面呢？

陈平原：当前，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人文学的重要性，让大家看到这个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学科，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壮大，人文学被逐渐边缘化。因此，人文学更需要相关学者站起来，捍卫自身位置。而不是做“深宫怨妇”状，只知道批评和抱怨人文学不被重视。

我们需要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说出人文学在人类文明、国家建设、文化传播与传承等方面的意义是什么。

问：除此之外，针对当前学科排名的现状，我们还能够采取哪些方法，保护人文学不被排名损害？

**陈平原：**我们还要抓住一些机会，积极参与到评价体系的制定和改革的过程中。

既然当前的评价体系、指标不完全适用于人文学科，那么在包括评价标准、操作流程、指标、权重的设计等各个方面，我们更应该积极地提出完整建议。

事实上，对于一级学科的评估和排名，很多人刚开始时并不满意，但是在专业领域内的人士积极参加制定工作，并不断征求专家意见后，最终确定了哪些东西要、哪些东西不要，以及不同内容之间的权重如何等，才使得一级学科的评估有了很好的改观。

如今的大学排名也是如此，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应该多倾听一线工作者和学者的声音，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不是以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群体作为导向。

同时，专业的研究者们除了批评排名之外，更要共同参与到逐渐完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努力让中国产生一两个比较可信的评价体系或排名，这才对得起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

▍大学排名和大学精神

1.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儿。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看不懂。形形色色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大学排行榜好不好，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

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国外，北大在清华之上。

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于是，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的人文与社会学科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无法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它不靠统计，主要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17；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

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70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早在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和学生。因此，我对于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2.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有人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很容易成为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愤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