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合理”的信仰？——答同学问_风闻

   我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期待一个时代的来临，一种新的人、新的力量的产生。我用这些思想向他们致意——确切地说，向将来的我们自己致意。因此，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可惜往往不允许，因为我要工作，要生活，而且需要很多时间并且随时进行阅读、思考、记录），我乐意回答同学们的那些可以引起深度思考的问题——因为，新的那种人，那种力量，或者说我们的新的自己，必然是在年轻一代中产生，虽然我不确定具体是哪些人。

 前些天，有同学看了我推荐的《硝烟背后的战争》，问我（大意如此）：

老师您说您相信党，那么日本军人在被俘之前效忠天皇，杀戮中国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相信一种他自己的“党”呢？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他们被俘之前的那种信仰，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效忠天皇而失去人性呢？

 我理解，她的提问，是因为我讲过信仰对道德的支持作用（很多人无条件履行道德义务，是因为有坚定的信仰），而她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1.并非所有的信仰都是“道德”的；

2.人们有可能持有同样很坚定的自认为正确的信仰（例如相信共产主义和相信法西斯主义）；

3.然而这样的信仰其实是有善恶之别的，有的恶的信仰（如法西斯主义）甚至会让人“失去人性”；

4.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接受那些“恶”的信仰（如法西斯主义或某些邪教）？

5.我们如何鉴别“善”的信仰与“恶”的信仰？所有的信仰都会说自己是善的，日本法西斯也会说“大东亚共荣圈”是好的，共产主义者会说共产主义是好的，那么谁能保证某种信仰一定是一种善的信仰？

这位同学的问题，照我理解，代表了现在不少人在信仰问题上的想法。

这些人希望：

1.  自己一开始能够站在（或被还原到）一个绝对“超然”、“中立”的“无信仰状态”；

2.  自己能够找到或被人教给某种绝对可靠的或大家“公认”的规则，根据这种规则就可以来推演、判断哪种信仰“好”，哪种信仰“不好”；

3.  这就能够绝对排除那些“不好”或“违反人性”的信仰，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的、“合乎人道”的信仰。

比如：

1.  我一开始不相信也不倾向于任何“信仰”，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或者某个宗教——也许我实际上有倾向，但此时我要把它们全都“悬搁”起来，就当自己完全“中立”，什么都不相信且没有任何倾向；

2.  现在，请老师您来教我一套绝对可靠的方法或者说一套大家公认的标准、规则，让我根据它来推导出到底哪个信仰好，哪个信仰不好；

3.  这个推导的结论也应该是绝对可靠的，能够保证我一定能获得“善”的信仰而不上那些“违反人性”的“恶”的信仰的当。

这种想法看起来很合乎逻辑：我们似乎必须从某个“无信仰”的中立状态出发，根据一套公认的规则推导出对某种信仰的支持，这才能证明这种信仰的合理性。否则，我如果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从这个立场出发去推导、说明共产主义信仰的合理性，其实就是循环论证，是拿着要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实际上等于在说“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共产主义信仰是合理的”。

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不必要，甚至是不应该的。谁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事实上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任何“信仰”或者说“主义”。

1.      我们都知道：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每一领域内的认识都必须在相应的实践中得出和检验。

3.      因此，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真理必须在相应的“物质生产-社会政治”实践中得出并受到它们的检验。

4.      这位同学所说的可以用“善”、“恶”来形容的“信仰”，显然不是相对论或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的自然科学理论（那是没有善恶可言的），而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认识。

5.      因此，她所谈及的那些认识必须在“物质生产-社会政治”实践中才能得出和检验。

6.      进行“物质生产-社会政治”实践，和进行自然科学实验是不同的：在后者中我们可以完全“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在前者中，不管是上班劳动也好，办企业也好，进行政治活动也好，发动和参加战争之类也好，这些事我们只要去做，就必然有一定的立场和利益取向，并由此而对研究对象形成一定的态度。

7.      这种立场和利益取向和我们的认识之间有内在联系。

8.      因此，要完全摆脱立场和利益取向而达到“绝对中立”，就只有不进行任何“物质生产-社会政治”实践，而离开这些实践，恰恰会让我们完全失去对社会科学领域内问题的一切发言权。

     在社会实践中，每一个意志都会认为自己是善的。这正如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说的“善是意志的在它自身上规定了的普遍东西，并因而在自身里包含有特殊性”——换言之，每个意志都把“善”当做是“自己”应该有的普遍规定性，即：1.我是“善”的，我追求的就是“善”，这“善”属于“我”（这被黑格尔称作“意志在自身中规定并因而在自身中包含有特殊性”）；2.我的这个“善”，或者我追求的这个“善”，是有普遍性的，简单点说是应该被大家所公认的（这个被他称之为“在自身上规定了的普遍东西”）。

那位提问的同学所说的“所有信仰（包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都会坚持自己是善的”，大概就正是黑格尔所说的上述情形。

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认为：坚持自己是“善”的意志——尤其是如那位同学所说这还是一种“信仰”的话——不光会自说自话地认为自己是“善”的，而且还会要求建立这“善”的普遍性，即要求所有人承认他所信的是善的。照我的理解（我相信康德黑格尔也会同意），意志之所以不同于兴趣、嗜欲，信仰之所以不同于个人爱好，正在于前者（意志、信仰）要求真理性，要求客观的、绝对的效力和普遍的承认，而后者并不要求。

于是问题在于：怎样获得这个真理性和绝对效力？

如前所述，那位同学，以及很多人，都希望采取一种“还原到绝对中立”的方法来设置一个证明这种真理性的前提。

这其实正是康德式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实际上扬弃了康德的“善良意志”概念（我在之前的讲课中解释过这个概念）：

在康德看来，“善良意志”是一个追求与个人的任何特殊目的都完全无关的纯粹抽象的“善”的意志；

而黑格尔认为，这种纯粹抽象的“善”或“善良意志”是不可思议的。“善”总是包含着“这一个”主体、这一个“意志”的特殊性。所谓“善”以及善的普遍性，并不是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要通过取消这种特殊性来达到，而是要让这种特殊性得到更具体的规定（我越是“善”，就越是会明白自己到底应该追求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目标；我越是追求“善”的普遍性，就越是会把“善”在一切具体活动、具体目标中普遍地实现出来，而不是满足于一个空洞无内容的“善”的观念）。我们要知道：虽然“特殊”和“普遍”是反义词，但是在黑格尔这样的辩证法大师看来，完全抽象的东西，完全脱离特殊性的东西，恰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

我们更要知道：此后，尼采以他的“权力意志”来“重估一切价值”，更加猛烈地冲击和颠覆了康德的“善良意志”。在尼采之前，叔本华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早就指出过，那种什么都不意欲，“唯一的意欲就是意欲一个遵守规则的意欲”的“善良意志”，根本就不算是什么“意志”；而尼采则进一步尖锐地抨击道：建立在这种空洞软弱的“善良意志”上的康德式的道德，其实还是有一种特殊而不可告人的“意欲”的，那就是“末人”意欲以此扼杀强者、英雄、超人的权力意志，让他们和自己一样变得平庸懦弱，无所作为。这种扼杀可以让强者在“定言命令”的驱策下，使用自己强大的权力意志来禁锢自己，来扼杀自己的生命，并将此当做一件崇高伟大艰巨的事业而无条件地履行下去，从而让权力意志自我毁灭。这“意欲”的背后无非是对强者的深深的恐惧与嫉恨——这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善良”呢？

叔本华和尼采对康德的这一抨击，黑格尔早有预示。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直接批判了康德的空洞无内容的“自由”和“道德律”：

 “不过进一步便可看见，这种自由首先是空的，它是一切别的东西的否定；没有约束力，自我没有承受一切别的东西的义务。所以它是不确定的；它是意志和它自身的同一性，即意志在它自身中。但什么是这个道德律的内容呢？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又是空无内容。因为所谓道德律除了只是同一性、自我一致性、普遍性之外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形式的立法原则在这种孤立的境地里不能获得任何内容、任何规定。这个原则所具有的唯一形式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同一。这种普遍原则，这种自身不矛盾性乃是一种空的东西，这种空的原则不论在实践方面或理论方面都不能达到实在性。”

可见，黑格尔对善和意志的解说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打开了近代哲学通向现代，通向当代思想和精神的道路。

于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我自己的这种特殊的“善”一开始本身就是抽象的，没有任何规定原则。在没有任何规定原则的时候，意志对自己的规定活动，是自由的并且和普遍的东西相对立。

这里也需要提出我的两点理解：

1.  这里的这个“没有任何规定原则”的意志，和康德的“善良意志”、“自由意志”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抽象的“我”，追求一种抽象的特殊性；而康德的“善良意志”、“自由意志”是追求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2.  康德认为，没有任何规定原则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但在黑格尔看来，意志追求规定自己，哪怕还没有具体的原则，这也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开端。

因此，在康德看来，这个“没有任何规定原则”的意志是应该抛弃的非理性的东西；而在黑格尔和尼采看来，这种“没有任何规定原则”的特殊性，其实是一种“不顾一切地要成为我自己——虽然我尚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自己”的特殊性，而这恰恰是一切原则的来源。我们不是应该抛弃它，而是应该而且必然在自身中发现它，进入它。

说明了这些之后，我再来谈谈自己对“信仰”的看法：

信仰的背后，是我们的意志，是我们要成为自己并且获得承认的意志：

一方面我们要通过信仰而真正成为我们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学习的数学物理等等自然科学知识，并不能让我们成为自己——这些东西并不进入自我的最内在的层面，唯有信仰才能进入，才能让我们感到“这真正是我的，这真正是我”。因此信仰很多时候会被作为一种个人的最深的秘密。所以有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网友在线互动，他回答了很多关于自己的问题，但当被问道“您信仰什么？”时，他却答道：“我倾向于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这个问题拿到公开场合讨论。”作为思政方面的教师，我不得不和大家谈论我的信仰问题，但其实我并不愿意老是说这些：如果一个人愿意和你分享他的信仰，那说明他对你有最大的信任——遗憾的是，这种信任往往是大多数人承受不起的。

另一方面，正因为信仰中有我们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要为自己，为自己的信仰要求绝对的真理性，绝对的效力。这种绝对性，事实上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的水平：我们从未见过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不同的主义和信仰之间的规模巨大的剧烈战争却是史不绝书的。当然Marxism认为冲突的最终根源是物质利益，但是物质利益的矛盾日益激化、升级，就必然会表现为截然对立的信仰体系的冲突，这就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的讨价还价可以解决，而往往是以一方压倒甚至消灭另一方来解决。——这种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与酷烈性，大概正是那位同学观剧之后问出那一问题的动因：她不希望这是一种分不出是非善恶的无意义的残酷。

一个共产主义者可以分辨其中的是非善恶，例如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罪恶的、反动的”，但这正是基于他相信communism——他关于这些问题所说的一切话背后，都有他自己的这样一种信仰或者说立场在作支撑。当然，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是一生下来就相信communism，但是，从阶级地位（例如，他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历史情境（例如，他目睹或了解和他处境相似的人曾经遭遇过和正在遭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和正在做什么，曾经赢得过又失去过什么）要求他思索信仰问题的那天起，他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也从来不假装“中立”，因此他的感觉会是：

我一直在为自己已经准备去相信的东西去确定理由，或者说，我发现自己开始相信一种自己其实老早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相信的东西,我发现那个一直在寻找“我自己”的“我自己”终于找到了“我自己”，终于能够理解什么才是“我自己”——你认为这话矛盾吗？然而这就是无数共产主义者的真实感受。

我们来看这两种人：

一种人很清楚自己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对手也永远不可能“中立”，因此他对对手也不作这样的要求。但一方面，他还是会从历史情境下的客观要求出发，对自己的意志、立场（这意志和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有偏向的”和“非中立的”）进行越来越充实的具体规定，赋予其客观的内容——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他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员，成为一个有自觉明确的阶级意识的“自为”的阶级成员；另一方面，为了批判和战胜敌人（也仅仅为了这个目的），他能够去“理解”敌人，他知道从敌人的立场出发，敌人的思想体系中有哪些是敌人自己可以改变的，有哪些是他们不能改变的，有哪些即使站在敌人立场看来也是自相矛盾的。在这两点的基础上，他们进行着越来越犀利、猛烈和有效的斗争。

另一种人则相反，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地达到“中立”，达到某种康德式的“善良意志”，然后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居高临下地颁布“定言命令”，“完全中立”地说长道短，谈是论非。事实上，他们既不理解对手，也不理解自己，而当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善良意志”规定具体内容的时候，也只是像康德那样，利用实际上是循环论证的形式推演，将有条件的东西说成无条件的、绝对必然的。例如康德认为：盗窃不能普遍化，因为盗窃一旦普遍化，财产权就消失了，没有财产权，则盗窃（盗窃的意义是非法侵犯财产权，它要以有财产权为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盗窃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尊重财产权才符合道德律。黑格尔指出：“盗窃”要导出上述矛盾，有一个前提就是“有财产”，如果我不以有财产为前提，那么盗窃行为就并不存在矛盾。照我理解，黑格尔的意思是：假如盗窃者并没有财产，也并不把盗窃来的财产当做自己的合法财产，他只是要享用这些偷来的东西而已，那么盗窃就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尽管这种盗窃仍然侵害了被盗者的利益，仍然是一种“恶”。因此，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个批判实际上告诉我们：康德并不是“中立”的，他默默假定了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是有产阶级或者想成为有产阶级的人，都是为了得到“财产”而盗窃。另外，“盗窃不能普遍化”，但这并没有妨碍盗窃、抢劫成为“合法”的事情：资本原始积累、英法联军洗劫火烧圆明园，不都是“侵犯财产”吗？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把“尊重财产”作为“普遍义务”来标榜的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以暴力“侵犯”小农的财产权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我们觉得哪一种人更加“客观”、“公正”一些呢？

毫无疑问，我的上述分析的出发点决不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也都是出于我自己的立场和信念。与我立场对立的人也仍然可以找到各种理由来批判我，而我和同志们也会从自己的立场加以反驳。但是，和我立场相同和接近的人（我相信这是大多数劳动人民）一定能够判断我所说的话是否有意义，是否正确，是否值得他们考虑和采纳。

那位同学提到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其背景较为复杂。

综合我所了解到的Leo Trotsky、米哈伊·瓦伊达、杨宁一等人的研究（当然这是很不够的），我想可以这样概括一下法西斯主义的实质：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时期，某些新兴的、具有特定历史背景（旧贵族势力、旧的封建专制势力仍然比较强大，例如德国的半封建的容克地主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由参与倒幕的下层武士转化来的藩阀）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利用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群众来强化自身力量，镇压国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

我的基本认识是这样的（其中参考了Trotsky的看法，但本来我自己基本也是这样理解的）：

1.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严肃的政治分析，都必须以三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出发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包括农民) 和无产阶级。

2.       在经济上拥有强大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从它自身来说，只代表了国家中的极少数人。要维持其统治，它就必须和小资产阶级建立一定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小资产阶级的调解，和无产阶级建立一定的关系。

3.       要理解这三个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必须区分三个历史阶段：（1）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资产阶级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它的历史使命；

（2）资本主义政权的兴盛以及成熟时期：资产阶级用秩序、和平、保守和民主的形式为其自身赋予统治权力的时候；

（3）最后，是资本主义的下降期间——资产阶级被迫通过内战来对付无产阶级，以此来保护其剥削权利。

4.       这三个阶段，人数较少的资产阶级都必须利用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小业主、工匠、各类小知识分子等等）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因而形成相应的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本质同时混杂着小资产阶级自身的愿望和情绪的思潮和政治运动：

（1）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雅各宾主义等激进主义；

（2）  在资本主义的兴盛成熟期是改良民主主义；

（3）  而到了资本主义的下降、没落时期，就是法西斯主义。

5.       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把小资产阶级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的阶级地位是不稳定的，因此小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或政治方向，而它不是与资产阶级联盟就是与无产阶级联盟，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6.       而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社会危机（经济、政治、文化）在不断发生（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这些国家所承受的危机后果最为严重，并且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日常抗争并未得到有效领导而走向真正的革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够坚强和健全并且政策失当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似乎只是让社会变得更为动荡，使得小资产阶级生活极为困苦和不稳定。

7.       于是小资产阶级对与无产阶级联合来改变自己命运没有信心，反而对他们“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心生怨念，他们就容易求助于一些看起来能够让“社会稳定下来”，能够“让自己变得有力量，让国家强大起来”并且能够“马上实施”、“马上奏效”的明确、极端的路线。

8.       于是渐渐“小资产阶级就会失去耐心，并开始认为这些革命工人群众必须要为他们的艰困现实负责。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这关键节点上，就可以左右他们的想法。当社会危机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严重地步时，一个特殊的政党就会适时出现，它以明确的目标（“消灭Jews!”,“消灭背叛祖国的Reds!”,“征服低劣race例如Chinese!”）来鼓动小资产阶级群众到狂热地步，并引导他们把仇恨与自身的绝望发泄到无产阶级身上。”——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就容易被同样急于摆脱危机的大资产阶级所利用，甚至许多对无产阶级革命失望并切望改变现状的无产阶级群众也会被裹挟其中。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这就是那些“普通人”被卷入军国主义狂热，心甘情愿地充当杀人工具和侵略战争炮灰的真正原因。    

当然，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旦被充分煽动起来，并且有Hitler之类的“强人”为其代表（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的，分散得像一个个“马铃薯”一样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比大资产阶级更需要拿破仑、希特勒之类的“非凡人物”来“代表”和“凝聚”自己），那就会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也就不完全是资本集团可以控制的了。

你如果说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一定是三菱、三井这些日本财团直接授意的，那倒也未必（这正是某些“阴谋论”失之于简单的地方）。事实上，垄断财团自己也经常感受到他们从潘多拉盒子里召唤出来要加以利用的这些魔鬼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军事机器与资产阶级本身之间存在矛盾，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往往会欺压、迫害个别的甚至相当多数的资本家，并且资产阶级各个不同派系会利用官僚军事机器的不同部分和狂热群众的各个派别来互相倾轧，这更是司空见惯的。    

在历史上，资产阶级经常根据不同条件进行这样的“冒险”，让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墨索里尼、希特勒这样的充满“魅力”有大批狂热的、悍不畏死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强人”上台代理自己处理某些靠“宪政民主”下的“常规手段”处理不了的尖锐矛盾，替自己不择手段地扫平对手，争夺霸权，然后自己也做出战战兢兢匍匐其下，仿佛也是“受压制者”的样子。待到这些“强人”完成了历史使命，并与其对手两败俱伤，或者像希特勒之流一样完全失败之后，资产阶级再把清算和仇恨都算在这些“强人”身上，从而洗白自己，继续扶植新的更加“温和”的代理人出面进行统治。——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和德国的垄断财团势力基本原封未动，奥妙尽在于此：所有的责任，都已经推给希特勒、东条英机那样的“狂人”，推给那些直接参加战争的小资产阶级官兵，那些直接杀人的“刽子手”，或者进而通过“忏悔”、“道歉”而推给日本、德国全体国民的“民族性”了。  

 

  总之，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狂热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亡命爪牙，一段时间内也可以是资产阶级畏之如虎，对着跪拜磕头的偶像，但最终会是资产阶级可以随时甩出来的“背锅侠”。  

  这并不光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又面临巨大危机的现在，这样的把戏现在仍然在不断上演着：   

 有学者已经指出，美国实际上越来越像一个军人支配的国家，Donald Trump的上台和美国“红脖子”对他的狂热支持，也预示着美国资产阶级又会采取“非常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世界霸权了。因此，他们认为，防范美国的法西斯化和战争冒险，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当然，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但有一点可以十分明确：

想要拒绝那些反动甚至疯狂的“信仰”，决不能靠退回到某种看似“超脱”的无立场的“中立”状态，或者靠某种抽象的“人类之爱”、“人道主义情怀”，而必须切实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就像我在这篇文章里尝试运用的那样——才能真的做到头脑客观清醒，而不是自以为“中立”而实则充满莫名其妙而容易被人利用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