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忆日本明治维新150年与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意义_风闻

◆蒋丰

风云变幻。无论从世界史的纬度观察，还是从亚洲史的角度观察，无论从日本史的视野观察，还是从中国史的视野观察，2018年都是一个值得驻足凝视的重要年头。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2018年，中国清王朝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兴起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的第120周年。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实施并且取得巨大成果的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日本40周年。

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也都曾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和威胁，最终又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经过变革走出自己的道路，缔造出国力强盛、繁荣稳定的局面。此刻，历史聚光灯同时投射到同一个时间坐标点上。站在这样起伏跌宕历史的重要关头，探讨日本明治维新与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与中国40年改革开放具有什么关系，应该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我们应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曾经给新中国的缔造者极大的影响。

1910年秋，不满17岁的毛泽东准备离开闭塞的韶山去长沙求学。临行前，他把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青年时代的汉诗略加修改，书写后夹在父亲的账薄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留下的是人生启程之际少年的豪迈情怀，也有来自日本明治维新的深刻影响。

在一百多年前那个资讯贫滞的年代，小山镇的少年如何会被数次引发日本社会震动的西乡隆盛的一首旧诗打动？有研究表明，走出乡村之前的毛泽东曾经在东山学堂学习了半年。学堂里有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师。毛泽东正是从这位老师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认为中国也应当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1917年9月，时年19岁的周恩来前往日本留学。出国前夕，周恩来为送行好友写下一首名为《无题》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壁破，难愁蹈海亦英雄。”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对这首诗不陌生，周恩来这首诗中的“大江歌罢掉头东”，是受到清末维新志士梁启超的影响，化用了他的旧诗。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写过一首长诗《去国行》，开篇即用“割慈忍泪去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交代了东渡日本的无奈与必要。诗中通篇用典，借中日两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表达了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歌颂和肯定，文末更有“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之句，再次强调了自己东去求法的决心。周恩来同志东渡时的济邦心志救国与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的梁启超有相似之处，其情相似，其感相通，借用过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从周恩来的诗句中读懂了他当年到日本留学的愿望以及要实地考察一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决心。

第二，我们应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曾经给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改革开放”的提出者胡耀邦深远的影响。

1977年5月24日，尚未完全复出的邓小平就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心中不仅有“明治维新”，而且对其发动者——“新兴资产阶级”以及行为目的——“现代化”都有明确的定位。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心有担当——“我们是无产阶级”，并且充满自信地说——“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一个不易界定的概念。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现代化”是什么？邓小平讲，“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注意科技、教育，在这两方面花了很大力量，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显然，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科技和教育的现代化。

今年，是邓小平访问日本40周年的日子。对于邓小平1978年的日本之旅，媒体界和学界多有评论，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是一次启动中国改革开发可持续性发展的“科技之旅”。当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乘坐了代表日本交通科技高水平的新干线列车，参观了代表日本汽车制造科技高水平的日产公司、代表日本家电科技高水平的松下电器公司，代表日本钢铁制造科技高水平的新日铁君津钢铁厂。这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不仅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也代表着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共同构建起具备“现代化”的住、建、行基础的日本社会。

邓小平一路走来，深入了解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切实感受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效，一幅恢宏壮阔的、适合中国民族发展的改革开放蓝图在总设计师的心中逐渐成型。乘坐新干线后，他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参观日产公司后，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参观君津钢铁厂时，他鼓励在那里实习的中国工人“好好学习，掌握技术”；参观松下电器公司时，他说，“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在电子设备技术方面，希望松下先生和各位给予帮助。”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的日本“科技之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才一直追求“科技现代化”，以至于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发展课题。

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会见在大陆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等人时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教育着手，特别是从小学教育着手的。他们很注意品德方面的训练。德育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的。”在邓小平的胸怀里中，“科技”与“教育”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两个关键词，是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是改善民生、增强国力的助燃剂。这也是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精心设计与推动的两个方面。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周大仁在《回忆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生活》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胡耀邦校长给我们讲读书的问题。他当时已65岁了，但是精力充沛。他讲课手舞足蹈、幽默风趣、生动活泼，大家最喜欢听他讲课。他在讲课中向我们推荐了日本首相吉田茂（1878—1967）写的《激荡的百年史》。他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短短100年，经历了两个改变国家命运的‘热血年代’——一个是‘明治维新’，一个是‘战后重建’，两次都是在一片废墟中崛起。”

人们皆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胡耀邦当时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要振兴中华民族，必须发展教育，要读书，提高人的素质。我们这样做了就可以赶超日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胡耀邦是不仅重视从明治维新中借鉴经验，更把目标锁定在“赶超日本”。

正是因为有了胡耀邦的推荐，198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才刊登了一篇题为《读<激荡的百年史>》的文章，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认为，‘维新的大业不能只靠领导人自己，必须借助于多数受教育的国民之手来推进。’因此，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就努力普及教育以期培养人才。即使在培养领导人物的大学中，不问出身和财产情况如何，只要有能力，贫寒人家的子弟也可以入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不仅要多读，还要亲身实地的考察学习了解。1983年11月，胡耀邦作为中共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曾到大阪参观工厂，其后题词：“向创造世界第一流现代化工业水平的日本企业家、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致敬！”这里面的关键词“科学技术人员”，也是值得关注的。

美国纽约市韩特学院政治系教授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在一篇讨论中国改革的长文中（美国《外交》季刊1984年春季号）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曾广泛阅读有关明治维新的资料。这除了说明中国领袖重视与中国有很多文化共同点的日本的改革经验之外，也显示他们正设法将目前的改革摆在适当的历史脉络中看待，使它与中国的历史一脉相承。

2005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了《激荡的百年史》，该书后记说：“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这正是胡耀邦大力推荐的结果。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曾经给中国新生代政治领袖巨大的影响。

1998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日2000年交往中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尽管江泽民主席没有直接提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他在日本明仁天皇举行的宴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国家的发展。”笔者认为，这里面所说的“相互学习”，就包括中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种学习。

如果说当年邓小平注意到明治维新给日本科技带来的发展，这次江泽民主席日本之行中仍然重视中日科技交流。他在日本经团联举办的午餐会上致辞表示，“我认为，加强两国在高新科技领域以及产业技术领域的合作。当今世界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成为决定各国发展与前途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中日两国互有优势，合作前景广阔，完全有条件开展技术转让，提高合作质量，以利共同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时候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关注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1995年9月3日，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明治维新以后70余年，日本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是侵华战争。日本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以1937年７月７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江泽民主席在对日言论中罕见地明确提到“明治维新”。可以看出，江泽民主席把明治维新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起点。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2007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期间，在日本国会发表讲演。其间，他这样说到：“我还想说，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探求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这里面明确强调了明治维新后，中国大批志士仁人到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2010年5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再次访问日本期间，与中日文化界人士座谈的时候，又一次指出“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志士到日本求学，这都说明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2008年5月8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讲演时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日本在制造业、信息、金融、物流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这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也值得中国人民学习。”这是新中国新生代领导人对日本明治维新成果的一种肯定性评价，对推动中国持续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中国领导人没有忽视日本明治维新的负面成果之一——日本强大之后，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有日本学者指出，验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之一的就是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1894年，正值日本明治27年，日本人把发生在这一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称为“明治青春的战争”。检验的结果是中国人不愿意看到却又必须重视和正视的——日本胜利，中国失败，日本从此加入帝国列强的俱乐部，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日关系也发生了从“中强日弱”到“日强中弱”的根本性逆转。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及甲午战争。2014年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他同时表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从这番讲话中，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的负面成果——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习近平主席也意识到当时的中国输在哪里。他倡导的“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国”与邓小平当年谈论日本明治维后的强调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具有相同并持续的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9年12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日本期间，曾特意到日本北九州市环保和高科技产业参观。在参观考察结束后，习近平表示，“北九州市在环境生态保护和高新科技发展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很值得我们结合中国实际，认真学习借鉴。中国正在致力于科学发展，致力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中日在这方面合作潜力很大，前景十分广阔。”如果说当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重视的还是“科技”的话，此刻习近平已经关注日本的“高新科技”，强调了“中国正在致力于科学发展”，因此值得“学习借鉴”。这既与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注重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力投入科技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以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践行。

2018年6月12日下午，下午，习近平主席前往中国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刘公岛教学区。他登上东泓炮台遗址，了解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防务情况和威海卫保卫战、刘公岛保卫战历史。随后，习近平主席来到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参观甲午战争史实展。习近平主席表示，“我一直想来这里看一看，受受教育。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13亿多中国人要发愤图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可以说，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对日本明治维新衍生负面效绩的一个正面回应。

笔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并没有能够走出“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路径。今天，中国实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时，汲取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沉重教训，不是用强势霸权侵略扩张的方法与周边邻国交往，而是通过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双赢和共嬴。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变化中的中国和变化中的世界，因为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更因为借鉴了明治维新，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而不走霸权强国之路。

笔者的结论是，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执政领袖，从当初侧重吸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在科技和教育上积极布局促发展，到现在侧重汲取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惨痛教训，不欺他国谋共赢，都从多个角度说明了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有深远的影响。

历史大河滚滚长流。善于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执政者，一定会带领所在的国家和人民创造新的辉煌历史。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重忆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就更有一番特殊的意义。（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