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筹建墙看美国_风闻

联邦政府已部分关闭，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仍然没有得到边界墙的资金。本周早些时候，他拒绝了一项能使九个联邦部门持续运作的资金法案，使国会匆忙地争取在周五午夜这一最后期限前找到解决方案——但那也徒劳无功。被拒绝的法案里没有包括他长期以来承诺在美国南部边境修筑隔离墙需要的50亿美元。

众议院的控制权将在新年伊始交给民主党，在不久的将来，特朗普获得边境墙所需资金的可能性会日益下降。为了填补这一缺口，网上出现了数个众筹活动，直接在向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收钱，标榜将把筹集到的资金上交给白宫或国土安全部。其中最成功的是一个GoFundMe（一家营利性的众筹平台）项目，发起者是一名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有着利用脸书账号散布阴谋论的黑历史。该项目已筹集了超过1600万美元，而它的目标是至少10亿美元。

（GoFundMe边境墙众筹页面截图）

即使高达10位数的集资将是一个新的极致，这种发展在逻辑上也走到了在线众筹本已朝向极端前进的极限。不到十年前，由Kickstarter（一家为创意项目筹集资金的平台）开启的为创业者筹集资金的活动。现在，它已成为人们偿还医疗债务或避免交不上房租被驱逐的一种方法。在刚刚过去的中期选举期间，众筹使人们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心仪的候选人并直接支持他们，对最具争议的各地方候选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人们因各式各样的理由发起或参与众筹，但从总体上看，愿意在网上给陌生人20美元成了定义美国2018年的现象之一。这种活动之所以如此流行，是由于两个相互作用的实现：一些在美国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基础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以及，最终能决胜的议题往往是那些背后有钱在支持的。

特别是医疗债务，使在线众筹从本来主要是为实现个人追求的而出现的活动，转变成了一种更加黑暗也更具政治性的项目。让人意志消沉的医保费用虽然与别的问题联系不大，但它们通常都源自于有缺陷的系统，远非接收账单的人所能控制。即使对那些有保险的人来说，账单也可以让人无法接受。从整体上看，许多人的储蓄都在枯竭：2017年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44％的美国成年人手上连400美元的应急现金都没有。这让越来越多的人暴露在不稳定因素下，从而使众筹变得格外诱人。

人们通常认为，与医疗相关的实际问题主要影响的是年纪大了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但从人口比例上看，千禧世代受医疗债务的影响比老年人更甚。部分原因是年轻人从26岁时起便不再受父母的保险覆盖。在工作中，年轻人也更可能被划归为独立承包商，而承包商很少能得到由雇主补贴的保险。然而，千禧世代切实拥有且普遍掌握的是社交媒体的动态和使用。这意味着，他们应对美国医疗保健结构性失败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利用其线上人脉，一点点地凑出所需资金。

确定“谁有钱”、“ 谁需要钱”以及“如何重新分配以便帮助最多的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议题。而近年来，支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年轻自由主义者数量显著上升。当结构性权力反对他们实践这种思想，人对人的众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大家实现理想的捷径：有点闲钱的人可以直接给那些需要点小钱的人，不需要不可靠的第三方参与。

但不止是年轻人和左翼人士对那些长久以来为美式生活注入活力的结构逐渐丧失信心。修筑边界墙作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中心政策目标，在共和党控制联邦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两年之下，也始终无法获得资金。为了规避国会的僵局，支持者已转向非政府资助的替代方案。这种选择让他们有可能获得以前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特权：像对待个人爱好那样对待会影响数百万人的大型政府项目。即便筹不到特朗普希望的50亿美元，这也是事实。

“是否能直接从特朗普支持者那里筹集到建墙所需的全部资金”并非重点。受政治原因推动的众筹，其目标不再是实用性。在美国，获得资金的渠道连接着权力的获取。而随着这些渠道变得越来越不平等，通过肉眼可见的公开集资来证明一个想法的受欢迎程度，可以成为巩固这种权力的工具。

边界墙只是这种观点的最新例证。几个月前，为福特博士（Christine Blasey Ford）在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大法官提名确认听证会前的个人安保而发起的GoFundMe项目筹集了将近65万美元，超过了集资目标的四倍。

在美国，金钱是少数几种让声音和行为具有任何影响力的方式之一。而承认这一点，可能是美国所剩无几的两党共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