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商鞅的秦始皇 (下）_风闻

五

综合整个“毋忧案”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发现，“为屯”、“发屯”，是秦汉之际军事体系里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屯”字，或许正是我们解开一系列谜题的“钥匙”。

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

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职责，但却能看出一些端倪，简言之，中尉在京师的军事任务是巡守类，而非屯守类，卫尉则是“掌宫门卫屯兵”，而郡尉则说的很清楚“典武职甲卒”。

实际上，中尉和郡尉本就是对称“中外”的类似岗位，而商鞅变法时代**“中卒”的真正得名原因，应与“中都官”的“中”有关，即中都之卒，以区别于普通的“卒”**，其“已复”，也就不需要给县里的“卒更”之徭，而是给“中都”军役，他的管理主官，就是邦尉—邦司马—邦候系统，换言之，即进入中都系统的军事编制。

只不过，随着秦国的扩张，原本的“邦—县”管理，扩充为“中都+郡—县”管理，原本的“举国中卒”，实际上变成了“内史中卒”，而郡的“中卒”则复制为郡的军事力量，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区分和管理，虽然名称仍为“中卒”，来源却不仅限于“中都”。

这个过程的例证，即在于秦的“内史”地位的下降，根据前人学者基于兵器铭文的研究，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史”都是作为“副丞相”的角色而存在**（主管公家钱谷、主管内史地区的军政、主管文书转递）**，这个角色，逐步下沉，剥离、分拆其的权力，直到西汉时代，内史变为京兆尹等完全的地方官员角色。

而最先剥离出来的，**应该就是“中卒”的统帅权，**即设置“中尉”。

中卒，即汉代的“正卒”****，包括材官引强、材官赾张和轻车士（轻车按照史料说法，也是车轼上架强弩，战斗技巧都一样是“射”，只多了一个“御”），他们在商鞅变法之后，是秦军出征的战斗力中坚，在平时，则回归本县、道。

《汉官仪》**（李贤注《汉书》引用）**中记载：

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

也就是说，汉高祖“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里的“材官”，实际上是有标准的，即武力值高的才能被选为“轻车、材官、骑士、楼船”，也就意味着秦国当年也可能是使用这个标准选拔的“中卒”，当然，最初还不包括骑士和楼船。

最重要的是：“各有员数”，也就是有编制定额，靠的是立秋后的课试分出的殿最。

再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的一条律文：

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免，啬夫任之。

发弩，即材官，即引强、赾张，在《二年律令·秩律》中又有县发弩，则说明，发弩的业务培训和日常管理，是由“县发弩（啬夫）”负责，他的任命上级是“县尉”。

此处“士吏”与“发弩啬夫”并论，按照一般说法，士吏为秦汉低级武官，在《居延汉简》中，士吏地位在候长之上，尉之下，在上述律文中，肯定看不到候长，但是有发弩啬夫和发弩，而且分别有“射不中”的惩罚，说明，发弩啬夫不等于发弩，也就意味着，发弩啬夫管理“发弩”，而士吏则是和发弩啬夫并列的县“武职官”。

县一级是固定的，上面的政区，却有内史和郡两种，但《二年律令·秩律》中，兵种管理的“令”，内史和郡又基本一样，只是内史多了“枸（勾）指发弩令”，为什么区分，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们有“令丞”，则说明属于日常管理职位，而非战场临时职位，是可以确定的。

而在确认了“中发弩、枸（勾）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都是兵种管理职位之后，则，中尉、车骑尉、卫尉、郡尉，其中上层的职位是整齐划一的：

尉—司马—候（骑兵称曲长官为“千人”）。

也就是《商君书·境内篇》中，军事指挥序列的上半部分，这个编制名称与《大通汉简》对照看：

[以官]干行，五百将斩；以曲干行，侯斩；以部干行，司马斩；以校干行，军尉斩

尉，是校的主官，司马是部的主官，候是曲的主官。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汉晚期军事组织对秦国、秦朝军事制度的继承。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秦汉军事制度完全一致，以汉代军事制度的记载追述秦朝即为合理？又是否意味着中尉、车骑尉、卫尉系统完全相同？

答案是否定的。

在卫尉系统中，存在一个官职——卫尉士吏，为其他系统所无，又在上文中的《秦律杂抄》简文中出现，有意思的是，《二年律令·秩律》里特意提到了卫将军士吏和卫尉士吏为百二十石级，而没有提到“县士吏”。

但是在《二年律令·捕律》中，又提到“士吏”：

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

士吏是县尉的属官，并无疑问，按照与“捕盗贼”有关的职责，则士吏应该负责地方的守御和卒的管理，而这个职务，为卫尉、卫将军所有，却未记录中尉有设，原因何在？

因为卫尉管理的是常态的“屯军”，而中尉却没有常态的“屯军”，只有少量“中卒”构成的“治安军”，所以，辖下有兵种主管，却不存在基层军吏的配置，也就是所谓的“有头没脚”。

由于简文联缀的问题，孙闻博在《秦汉军制演变研究》一文中对《二年律令·秩律》中一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排**（文中数字为简号）**，三解经过推演后表示认可：

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酆、云中、□□□□□、新丰、槐里、睢、好畤、沛、郃阳，郎中443**□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442田、乡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马，郡司马，骑司马，中轻车****司马，备盗贼，关中司马□□关司□468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444******

那么，《二年律令·秩律》所见的军事职官可以编列如下：

……廷尉……中尉，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卫）尉……******秩各二千石。

中司马，郡司马，骑司马，中轻车司马，备盗贼，关中司马□□关司□468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

中发弩、枸（勾）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秩各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卒长五百石。

中候，郡候，骑千人，*（卫）将军候，*（卫）尉候，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上林骑，秩六百石。

县、道尉（情况特殊，层级多，下文详述）

县、道传马、候、厩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车者，及仓、库、少内、校长、髳长、发弩、*（卫）将军、*（卫）尉士吏……秩各百廿石。

简化一下，即：

诸尉，二千石级；

诸司马，千石级；

诸发弩令、司空令、轻车令，八百石级，因有丞，故官称全名应为令或长；

诸候、骑千人、上林骑，六百石级；

卒长，五百石级；

县尉，五百石级、四百石级、三百石级，道尉为三百石级、二百石级；

县、道有乘车“候”，百六十石级；

县、道有毋乘车“候”，有校长、髳长、发弩，中央有卫将军、卫尉士吏。百二十石级。

我们知道，秦汉都以“六百石”作为坎儿，以上为“显大夫”，先说上半部分，中央诸尉与郡尉，对照关系尚不明显，而司马一级，发弩、司空、轻车一级，候一级，明显形成了“中—郡”的职务对照。

如果我们考虑到商鞅变法时，仅见邦（国）尉，可能集合了诸尉的职务和权力的话，这种对照关系，就自然形成了，即自上而下的“中—郡”对照。

这种关系，孙闻博在《秦汉军制演变研究》一文中已有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正如上文所述，商鞅变法时，秦国的中都官军事职官，就是整个秦国所有的军事职官，则《二年律令·秩律》中体现的完备的中尉系统、卫尉系统、卫将军系统、车骑尉系统，应该即自其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成。

**拆解开来，**看中（尉）—司马和郡尉—司马系统，带“中”和“郡”字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复制”的设置，为：

中尉、郡尉，各二千石

中司马、郡司马，各千石。

**中发弩令、****枸（勾）指发弩、**中司空令；郡发弩令、郡司空令，各八百石。

中候、郡候，各六百石。

卫尉（卫将军）—司马系统是这个样子：

卫尉，二千石。

卫尉司马，千石。

卫尉候，六百石。

卫尉士吏，百二十石。

二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卫尉—司马系统之下，没有中、郡尉—司马系统下，兵种管理的主官，而多了百二十石的士吏。

再看车骑尉—司马系统则应该是这个样子：

车骑尉，二千石

中轻车司马、骑司马，千石。

中轻车令、郡轻车令，八百石。

骑千人，六百石；卒长，五百石。

《汉书·张冯汲郑传》记载：

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汉景帝时，曾改郡尉为郡都尉，可见，加“都”字，在汉初的武职更名上，属于常例，**也可能是史书记载时不知有车骑尉，所以加了“都”字，这种情况在史书编撰上偶有发生，比如《新唐书》提及唐代兵种“兵募”时就有去掉“募”字，而误解为“兵”或“府兵”的情况。

言归正传，冯唐的这段记载，实际上指明了，车骑尉的执掌范围，包括中尉和郡国车士，注意，是“车士”而非“车卒”。

六

称“士”不称“卒”的，还有“卫士令”的“卫士”，琅琊刻石上，就有这么一句：

东抚东土，以省卒士。

“卒”和“士”并称，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

按照《史记》三家注和《汉书》的说法，“卫士”是一个普遍概念，尤其是在西汉、东汉，让人很难理解“士”与“卒”的区别，但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嫪毐叛乱的记载中有：

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此处，县卒、卫卒，都是“卒”，尤其是“卫卒”，并未使用汉代常用的“卫士”称呼，同篇文字还有秦二世被杀的政变记载：

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

上篇文章我们已经解释过：

（4）阎乐带着1000多县卒杀奔望夷宫，此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望夷宫外围的“卫士”没有抵抗，让阎乐直接捕缚了“卫令、仆射”，这实际上是两个角色，一个是“卫令”，也就是卫尉管辖下的“卫士令”，职责即防守宫门，此处，不归郎中令管。

（5）阎乐实际上是以“失职放进了盗贼进入宫门”为理由，控制了“卫士令”和他的部下，而这个理由，按照《李斯列传》的记载，应该是赵高“矫诏”创造的，即命令望夷宫墙外的“卫士”，全部“素服持兵内乡”，也就是穿着白衣服拿着武器指着宫内的方向，看着就像要进攻宫内。

（6）这个借口，加上宫门内的警卫负责人郎中令的内应，很容易绕过外围防御，即“周庐设卒甚紧”的卫尉部队辖区，“周庐”即宫墙外卫士的居所和警戒点，他们环绕望夷宫形成外圈警戒线，而斩杀了“卫士令”后，宫门即被突破。****

在上篇文章中，三解已经指明，此处的解释是基于文本的解释，糅合了《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的两段记载，而《李斯列传》中的这一段记载，与《秦始皇本纪》差距很大，除了部分过程之外，可能均为《本纪》是，而《列传》非。

那么，《列传》中出现的“卫士素服持兵内向”，很可能就并非秦朝的故事，而是汉人口中的描述，因为依照三解的判断，“周庐设卒甚紧”中的“屯卒”，应该属于卫尉所属的“尉—司马—候”系统管理，而非“卫士令”管理的“卫士”，这在秦国，实际上是两种兵员。

**即雷同于战阵之上的“中卒”或称“士”（如骑士、材士、轻车士）与“卒”的区别，在宫殿防卫上，秦国也一样分为“卫士”与“卫卒”，**卫士数量较少，归属于“卫士令”管理，而卫卒的数量较多，归属于“卫尉—卫司马—卫候”管理，以“屯”为单位，驻军设宫墙外，形成以“宫名”冠名的“屯军”，这种制度被西汉继承，却因为汉代兵员身份的混同，“卫卒”和“卫士”最终合一，不再区分。

但是，由于秦国、秦朝兵制的记载，主要为在汉代制度基础上的“回溯”，所以，尽管有上述《秦始皇本纪》中的“卫卒”、“设卒”，以及“卒士”并称的记录，仍以汉代人的认识视野，将之混为一谈，乃至于今天的诸多研究者仍困于其中。

事实上，正卒，即“中卒”，是一种特定的兵役身份，以区别于普通的“卒”，这种“卒”，史料可见的，有“乘城卒”、“亭卒”、“更卒”、“戍卒”、“转卒”、“屯卒”等等，一个字说明其任务区别，后一个字说明其卒的身份。

结合上文中“毋忧案”可知，“发弩”负责递送“致书”给“屯卒”，那么，县中的“发弩”也就在执行着“动员屯卒”的行政职责，士吏，同样执行着治安警备相关的行政职责，“卒”和“士”的区别， 可谓一目了然，一个是被管理者、被动员者，一个是管理者。

汉代人卫宏在《汉官旧仪》中记载：

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

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置长史一人，掌兵马。丞一人，治民。当兵行，长史领。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材官、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里。民应令选为亭长。

亭长课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

王彦辉在《论秦汉时期的正卒与材官骑士》一文中，已经发现了“材官、轻车、骑士”与普通“卒”的绝对不同，并指出亭长即校长，其属下为求盗亭父，均为“发弩”，也就是材官中选拔产生，而非退役的材官中产生。

卫宏记录的汉代制度，实为汉代中晚期的军事体系，但是其中的一些说法，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明显仍保留着对“材官”、“骑士”选拔的遗风，尽管这个时代，只要是个“民”到23岁就已经是“正卒”，而不再像汉高帝时代“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才能做材官、轻车。

这个变迁，已经足称巨大，这是汉朝统治下的变迁。

另外，看“边郡”的设置，实际上是“特殊军事区”，即“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也就是说，这套“尉—司马—候”以及“尉—司马—千人”的“野战军事组织”，不管理“民”，只管理“屯卒”，也就不需要“给卫士”，轮番卫戍京师。

尽管没有对应的记载来说明“轻车士”的安排，但是我们根据“轻车”的组成，即御手、弩手和格斗兵的设置，参考《二年律令·秩律》中县道的官职安排，可以猜测：

县、道传马、候、厩有乘车者，尤其是“厩”，极有可能是“轻车士”的御手管理主官，毋乘车者中的髳长，极有可能是格斗兵的安置部门，也正因为“轻车”作为兵种消失，髳长的职能也因此失传。

这些是“居县”的“中卒”的平时状态，“居中都”的“中卒”我们下文会详解，而他们的“被管理”，比如县级的发弩啬夫、郡级的发弩令，序列齐整，却再不见于“卫尉屯军系统”和“卫将军屯军系统”，史书中的战争记载更是不见其名，甚至在军事相关的汉简记载中，也不见其存在，都说明，“发弩令”、“轻车令”之类的“兵种诸令”已经不再统兵参加“屯军”，到《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的时代，这些官职更是干脆消失不见，更印证了三解的判断。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即在《二年律令》时代的汉军，与《商君书》时代的秦军，《大通汉简》、《汉官旧仪》时代的汉军，根本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形态，而由于《二年律令》的时代上接亡秦，本身就是秦国变法之后150年军事体系变迁的集大成者，既是商鞅变法时代军事体制演变的结果，也是后世两汉军事体制变革的开端和底板。

而其具体的形态，则迥异于《商君书·境内篇》中将军统邦尉，邦尉之下为“诸令”+“二五百主”+“邦司空”各自统属不同兵员的“四军”：

（1）“宫官诸令”（如郎中令、中大夫令）地位上升，不再以“编制单位”参战，与卫士令、公车司马令等以“士”为身份要求的单位，构成宫殿门卫戍的多层防线；

（2）“兵种诸令”（如发弩令、轻车令）变成军政管理岗位，而不再是战场指挥岗位，也不再以“编制单位”参战；

（3）形成了****没有战事时，以中尉（含车骑尉）、郡尉二系统维持京师和郡县的治安管理，并设置全套的军事职务以“储将”，“正卒”中有限数量的“在咸阳者”进入秦王、皇帝私属，“散居各县的”则担任基层“吏卒”负责行政、治安，节约国家的平时养兵成本的“平时军事体制”，京师的卫尉系统，则成为平时“卫卒”轮值的唯一屯军（即野战军编制的防守部队）；

（4）形成了****有战事时，抽调“中卒”载传入军，快速搭起军队的骨干架子，辅以中尉和郡尉的普遍性动员“发屯”，在本辖区拉起起足额的百姓“屯卒”，填入“屯军”，成为战争主力炮灰的“战时军事体制”。

总而言之，此时的“秦军”，仍保留了“中卒”和“屯卒”的区别，在野战和屯卫编制中，战斗力中坚已经转化成“普遍徭役”，但仍只有“常备武职”而没有“常备军”。

带有“常备军”色彩的，只有卫尉—卫尉司马系统管理的“卫卒”，以及在北方上郡的屯兵以及南方的五岭之戍，但本质上都属于“临时”性质。

七

这种“临时性”，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即在于秦及汉初“低级武职官”的“缺失”。

考诸《二年律令·秩律》，唯一一个“低级武职官”即上文中与“发弩”并列的“士吏”，其实是“屯卒”的基层管理岗，说得现代点，就是“军法官”或“军政官”，所以，无论是边境的屯戍，还是京师的屯卫，还是出征的屯军，只要是“屯”，都会有“士吏”的设置，他们用“法律”为大秦服务。

在曹操《孙子略解·作战篇》中的说法是：

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车满十乘，将吏二人。

也就是说，打车战，5乘战车即为1队，队官为仆射，10乘战车则为1官，官长为卒长，每10乘战车，还要配备2名将吏**，实际上就是“士吏”，因为卒长级别就安排上“将”，有点太高了。**

这个编制名称与《大通汉简》对照看：

[以官]干行，五百将斩；以曲干行，侯斩；以部干行，司马斩；以校干行，军尉斩

其官吏卒长五百将当百以下及同……

也就是说，步兵中的“官”一级编制，主官叫“五百将”，身份上与“卒长”略同，甚至“卒长”还要高一些，而《二年律令·秩律》中，“卒长”的秩级为五百石，“候”为六百石，可见，西周、春秋时代遗留下来的乘车者高贵的观念，仍有所延续，只不过，随着车兵在两汉之际的衰微和消亡，“卒长”这个职务到《后汉书》、《续汉书》记载的东汉兵制中已经看不到了。

只不过，这个编制再往下，就难以确认了，参见《秦律杂抄》中规定：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赀二甲。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 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

徒卒上值，署君子是管理者，屯长、仆射是管理者，不告，就要负连带责任；而不当在军中取食的，徒食、屯长、仆射，作为管理者，也要被罚；卖军粮，则同车食，也就是1车的10个人，与屯长、仆射不告，要一同被罚，“士吏”没抓到，也要受罚。

到底屯长、仆射是同级别的步兵、车兵管理者，还是屯长低于仆射，均为步兵的管理者，这是两种可能性，从“徒卒不上宿”一句来看，这段简文，实际上说的是步兵，也就是屯长为五十人首领，仆射为一百人首领，也就是《商君书·境内篇》中的“百将”。

再往下，《说文·金部》“鐸”字引《军法》：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

《后汉书·宣秉传》注引《军法》：

五人为伍，二伍为什。

两伍制和什伍制并存的原因，即前者为车兵编制，后者为步兵编制，一个是“五五编制”，一个是“五二编制”，而《商君书·境内篇》里实际上只记载了“五二编制”的步兵，而没有特别强调车兵的特殊编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本就是“五二编制”，“五五编制”反而是汉朝用兵规模暴增之后，自行发展的产物。

事实上，《大通汉简》、《居延汉简》中的汉代中后期军制都显示出，哪怕步兵，也主要在使用“五五编制”，从而让“校”级编制，也就是“尉”指挥的部队，能够具备单独成军的规模，而非商鞅变法时代的附属单位。

“百将、屯长、什长、伍长”，这四个基层职务没有秩禄，则只能属于临时军职，事后以爵位酬赏，战时或也以爵位定职，他们也不存在于平时状态下的“养兵”序列，可以说是军功爵制与军事体系少有的交接点，更是“屯”的临时性质的最大表现。

但是，作为个人，这些“士和卒”，终究要与国家产生联系，最直接的秦国制度的例子，就是嫪毐之乱中的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写道：

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这一处记载，也恰恰是三解细究嫪毐之乱的核心原因，就是这几个名词，包含了秦国“平时军事体制”的几乎全部。

因为嫪毐谋反行为的特殊性，他不可能采取“正常”的经过“相国府”的公文程序，进行耗时过长的“兴发”，那不是叛乱，是打内战，所以，他最优的选择，即调动“常备武装”进攻秦王政，这样才能避免夜长梦多，而且，各部主官只要发动，也就很难下船。

也就是说，县卒、卫卒、官骑、戎狄君公舍人**（不应断句，嫪毐本人舍人用不着矫玺，只能是这些有私臣的外族君长）**，这四支力量，就是内史地区除了秦王政身边的郎宦者之外的几乎所有常备武装。

请注意，县卒、卫卒、官骑，这三个“官军”，其实归属于三个系统，所以在政治清算时，卫尉、内史、中大夫令都被车裂，按照《汉书·公卿百官表》，卫尉领卫卒，内史涉及到发县卒的伪造公文下达，官骑则可能归属于中大夫令统帅。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尉”并未名列其中，要么，就是“中尉”明智，没有卷入这场叛乱，要么，就是“中尉”根本没有“常备军”部下来参与这场反叛。

三解，其实倾向于后者，理由**，即在于“县卒”和“佐弋”这两个名词**，“县卒”，只能理解为内史属地下的各县“卒”，否则，就应统称为“发中尉卒”，这个词组，在汉高帝时代和汉文帝时代，都有使用。

也就是说，嫪毐并没有“发中尉卒”，却“发县卒”，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中尉”在秦王政初年根本就没有“中卒”在手，而这部分“中卒”的去向，恰恰要看“佐弋”。

秦始皇的好儿子秦二世，“尽征天下材士五万人”到咸阳“屯卫”，主要任务就是“教射狗马禽兽”，也就说明，在秦二世之前，“天下材士”是不需要“尽征”，也就是全部到咸阳“屯卫”的，这支新屯兵，是秦二世创造的。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涉猎”，在功能上，恰与“佐弋”重合， 那么，在这之前，宿卫京师的屯卒，或称卫卒，是从郡县征发的普通的“卒”，那么，“中卒”们除了担任基层治安官吏的部分，在咸阳的任务是什么？

恐怕就是在“佐弋”的管理下，作为秦王的“私人”，侍奉射猎并维持技艺水平，这种安排，与“官骑”归属于“中大夫令”这样的私属重臣逻辑类似，即在和平状态下，由君王控制军中精锐，而非置于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之下，从而成为君权的军事保障。

也正因为如此，“佐弋”才有资格和卫尉、内史、中大夫令这样的二千石高官相提并论，排名第三的被腰斩，否则，仅仅是少府的属官之一，根本没资格列这个名字。

而戎狄君公舍人，其实是最特殊的一群人，不过研究也比较多，结论是属于秦的“属邦（典属国）”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也显示，汉代的“典属国”属官有“千人”，正是秦汉骑兵的“曲”级长官，说明秦的“属邦”很可能以居住在咸阳的臣服的“戎狄君公”部下的舍人，组成了一支“胡骑”。

作为定居文明并不熟悉的“特种兵”，“胡骑”和“官骑”，都是远远有别于商鞅变法时代制度底本的新事物，**而本文中叙述的重点，实际上是以《商君书·境内篇》为起点，以《二年律令·秩律》为终点，自秦国变法之后至秦朝灭亡的军事制度变迁的一个还原尝试，**对于“骑士”、“常备军”等问题，将在下期重点讲述汉代军事制度变迁的文章中有所体现，敬请期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