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开放了两千年的城市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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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拉开序幕。

那一年有件鲜为人知的事，当年5月，中国与阿曼正式建交。

阿曼这个国家，似乎毫无存在感，大多数人可能一时也想不起它到底在何方。

其实，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的国家，与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交情。

宋时，阿曼商人辛押陀罗，在广州经商成为富豪，据苏辙《龙川略志》记载，他家中财产多达数百万缗。此人极具国际主义精神，在发家致富后曾提出要捐钱帮广州修城，还经常回国鼓励老乡们来大宋创业。

宋神宗为表彰辛押陀罗为大宋海外贸易做出的杰出贡献，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宋哲宗时，又封其为归德将军，并由苏轼草拟《辛押陀罗归德将军敕》。

辛押陀罗仅是中国与阿曼千年友谊的一个缩影，也是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历程中的一个印记。

历史选择了广州，也成就了广州，这里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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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自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广东就是中国的海上门户，广州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开放时间最长的口岸。

汉武帝时，朝廷所派译使从广东浮海而出，沿着海岸先后到达中南半岛、印度东南海岸、斯里兰卡等地，开启海上丝路的南海航线。

汉代，东南沿海能够造出十桨一橹的楼船，但这些船难以抵抗狂风巨浪，无法远航，航海家们白天通过沿岸标志来定方向，夜里则在天上星宿的指引下继续前行。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探索未知海域，直至南海之内，大汉的船舶“无远弗届”，并由此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矶、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即广州）作为岭南一大都会，地处三江交汇之处，濒临南海，可由此出海可以抵达南海沿岸各地，也可借由珠江水系疏散货物，地理优势自来天成。

建安十五年（210年），孙吴交州刺史步骘来到番禺，登高望远，只见海上浩茫，田野殷阜，不禁感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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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六朝以广州为海上丝路的交通枢纽，开辟新航路，使广州在唐宋时终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大港。

这一时期，通往西方的海上商路，从广州出发，高挂云帆，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到达今伊拉克等地，或沿阿拉伯半岛沿岸进入红海，前往地中海。

一条当时世界上的最长航线由此形成，并永载史册。

唐宋时，广州的海港桅樯林立，千帆竞渡，商人、使者熙来攘往，奇珍异宝琳琅满目。

诚如刘禹锡在诗中所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唐代，留居广州的外国商人多达十余万，来自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真腊等地。这些国际友人可能一来就数十年未归。为此，唐朝在当地设置**“蕃坊”**，作为外商的在华聚居区。

唐朝末年，阿拉伯史学家的一部**《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后，在城中屠杀百姓，有十二万外国商人被杀。另外，由于黄巢将城外的桑树砍伐殆尽，使阿拉伯各国一时断了丝绸的货源。

这则海外文献，从侧面表现出广州作为海上丝路贸易中心的特殊地位。

正因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11年后，还没等平定江南，就先派名将潘美带兵灭掉了盘踞岭南的南汉，恢复广州的贸易功能，并让潘美就地担任广州知州兼市舶使。

一手市政，一手贸易，不可偏废。

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到广州，如此写道：“该城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市的船只多。”鄂多立克还说，在他看来，广州之大，三倍于欧洲名城威尼斯。

元代人陈大震于大德年间撰写的**《南海志》**，是现存最早的广州地志刻本，其中记载，宋末元初，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40个以上。

宋元两代重商，泉州、杭州、明州、温州、扬州、登州等各大港口与广州遥相呼应，中华珍宝集结至此，东流入海，各国商品汇聚于此，流通华夏。

这些城市见证中国古代海上丝路的灿烂辉煌，彼时的中华民族，自信而开放。

广州的商业气息更是千年不变，可以在这里清晰地看到一脉相承的痕迹。

现在，漫步热闹的北京路，走过繁华的中山路，行人所走的其实就是当年汉唐百姓逛过的古道、宋明古人经营的商业中心。南越水渠、南越宫署遗址，距地表不过4米多深，宋、明时期的街道遗址距地表也不过一两米。这一奇特现象，在国内外城市建设中实属罕见。

历经十多个朝代的变迁，广州人始终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在一个同心圆里构建一个商业帝国的中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见证世界的沧海桑田。

我们离古人走过的道路不过几尺，一眼望过去，竟是两千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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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繁荣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依旧惊艳世界，但是，放眼世界，海上丝路却在悄然发生变化。

明清两代，中国犹如一个开朗活泼的孩子得了自闭症，一改唐宋以来的开放政策，转而闭关禁海。

与此同时，遥远的欧洲正从黑暗的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迈进，中国却无海纳百川的胸襟，在小农意识的禁锢下，逐渐变得孤陋寡闻。

在封闭的环境中，广州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大海，何等幸运。

由明嘉靖年间**“争贡之役”**引发的海禁，让广州取得一家独大的贸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预演。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细川氏与大内氏两大商贸集团来明进行贸易。这两路日本人到了宁波，接受市舶司检验，由于双方的“勘合”（明廷所颁发的凭证）有新旧之之分，都觉得自己的靠谱，因此大吵一架。

细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场门道，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信任。

在之后的宴会上，细川氏商团居于首席，大内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的大内氏商团不甘人后，竟然因此大打出手，抢出之前被收缴的武器，与细川氏商团在宁波展开械斗，沿路烧杀抢掠，与倭寇无异。

这一事件平息后，明廷在震惊之余，决定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州市舶司一处。

▲广州怀远驿是明代和清初朝廷接待外使的地方。

在政治环境的重重阻碍中，广州商人继往开来，与欧洲各国将海上丝路扩展到连接三大洋，环绕全球，开辟出一条新的太平洋海上丝路。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以墨西哥为基地，每年派多艘帆船横渡太平洋，来往美洲与东南亚之间，以换取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美洲的贸易市场循着这条新航路焕发蓬勃生机。

葡萄牙、荷兰人先后到来，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航路开辟。

万历至崇祯年间，广州每年夏冬两季都会定期举行集市，有时开市长达数月，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带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商品供洋人选购。

**万历年间，**葡萄牙人每年收购并运往印度的生丝约为三千余担，到崇祯年间，每年多至6000担，每担白丝在澳门售价80两，在印度售价飙升至200两，利润达100%以上。

这一明代的“广交会”，成为海上丝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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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再次成为“一口通商”之地，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那一年，乾隆皇帝南巡至苏州，看到洋人商船络绎不绝。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英国等欧洲列强开辟中国市场的欲望愈发强烈。清代的税则中，粤海关的附加税要多于江浙，洋船为避税，常“舍粤就浙”，在江、浙一带停泊。

这引起乾隆警觉，他颁布谕旨，撤销其他海关，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为朝廷唯一特许的中西贸易特区。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从1700年到1830年，输入广州的白银多达4亿两，粤海关的关税收人占全国关税总额的30%，被称为“天子南库”。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州众行商盟誓，订立行规，早期的十三行就此形成。他们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整个广州的对外贸易。

以潘振承为首领，伍秉鉴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等牙行，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大到货物买卖，小到日常起居，洋商都要与十三行打交道。

▲19世纪，广州十三行港口。

十三行表面上红红火火，实际上却要面临朝廷的压榨。为了满清皇室对奢侈品的要求，他们时常要自掏腰包，一旦欠下外债，朝廷为维护天朝上国的脸面，还将对他们进行抄家。

相反，外商欠债，清廷却不闻不问。1814年，丽泉行的老板潘长耀为了追回美国人欠他的30万两白银，亲自向美国政府讨债。

潘长耀给时任美国总统麦迪逊写了一封中、英、葡三语的信，陈述美国商人欠债事实，然而此信石沉大海。

潘长耀坚持与美国人打了8年官司，苦苦等到丽泉行破产，也只收到零星的赔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潘长耀心里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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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口通商的背景下，广州十三行成为海上丝路的一曲绝唱。

从此，前来中国的世界各地船只纷纷驶向广州，中国与美国的交往正是在这里开始。

18世纪末，美国商人莫里斯联合纽约商界，购置一艘重达360吨的商船，取名**“中国皇后号”**。

1784年，在漫长的独立战争之后，这艘商船起航前往中国，于当年8月抵达广州的黄埔港。

格林船长在这里升起中国人前所未见的美国国旗，一个新生国家与一个古老帝国的邂逅就这样开始，并由此有了此后一百多年的恩恩怨怨，到现在，中美贸易仍是一个聊不尽的话题。

第二年，“中国皇后号”重返美国，其花费12万美元采购的中国货被抢购一空，“中国热”席卷全美。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广州的繁华让很多美国人向往不已，他们甚至以当时广州的英文名Canton为一些新建的城镇命名，其中最早的“广州镇”于1789年出现在马萨诸塞州东部。

直到今日，Canton仍是公认的广州英译名之一，比如广州塔的英文名正是Canton Tower。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愚昧的清廷甚至都不知这个新朋友来自何方。嘉庆年间，名儒阮元任两广总督，编《广州通志》，还将美国写成是在非洲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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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权高度垄断，腐败充斥于清朝官场，官商勾结、走私贸易等问题难以避免。

19世纪后，英国人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机织细布到印度换取鸦片，再用鸦片到广州换取白银，中国逐渐步入近代危机。

由于内外勾结，大批鸦片涌入中国市场。为逃避清政府的检查，运送鸦片的外国商船会先将鸦片转移到停泊于伶仃洋的趸船上，商船开往黄埔接受验货，鸦片贩子则在趸船上进行交易。

清政府对这一危机浑然不觉，在广州的洋人则日益傲慢。

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海王星号”**水手与广州民众在十三行斗殴，导致一名中国百姓重伤死去。

“海王星号”的船长布坎南拒绝交出凶手。广东衙门与英商僵持数日，只好同意对方要求，在十三行英国商馆的大厅布置公堂对船员进行审问。

一连几天的审问，“海王星号”的52名水手没有一人承认参与斗殴。广州政府无可奈何，又怕引发外交风波，拖累广州贸易税收。于是，由行商从中周旋，向英方提出只要“海王星号”找一个人出来抵罪，将禀呈刑部，从轻发落。

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海王星号”上一个向来喜欢凑热闹的船员希思被认定为凶手，暂时监禁在商馆内，其余船员先行回国。

之后，广东按察使发布命令，称希思打伤本地人，应依法处理，判其罚款抵罪。本来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凶杀案，经过衙门的审理，反而变成了意外事件，最后以罚款12.42两白银支付死者丧葬费了事。

清朝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让英国人极为蔑视，也让中国人心寒。在审理此案期间，他们还收了“海王星号”担保商、十三行商人卢观恒的一大笔贿赂。

无独有偶，三年后，广州发生黄亚胜案，洋人再度行凶。广州百姓黄亚胜因与外国商人产生生意纠纷，被对方活活刺死。

案发后，广东政府要求英国交出凶手，并扣押英国商船。但是，英方表示，涉案洋人早已不知所踪，也无法确定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十三行的10家行商为他们的英国朋友做辩护，向朝廷表明，待英方查明真相后，“当据实禀明，不敢徇庇”。

此案亦不了了之。

为了利益，大清的官商可以不顾百姓死活，这正是海上丝路的阴暗面，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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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宣告广州独揽外国贸易的制度结束，海上丝路也在弥漫的硝烟之中成为列强对华的殖民之路。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驻扎于广州的英军为了防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将十三行周边的大片民房拆毁，筑起防御工事。

12月14日深夜，愤怒的广州民众点燃被拆毁的房屋，火势迅速蔓延，直至吞没整个十三行。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其余全部化成灰烬。

英国人失去据点，暂时撤回停泊于珠江的军舰上。

▲十三行的大火。

广州十三行商馆最终在大火中成为历史。改革开放后，这里因服装批发而再度广为人知，但其在海上丝路最后岁月里的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

战后，英国人掌握中国海关，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各国军舰驶入通商口岸。

为寻求新的商馆区，英法两国将广州城外白鹅潭边的沙面划为租借地，拆毁炮台，并迁走居住于此的居民。

除了操控贸易，洋商还在广州疯狂拐骗人口出海，名为**“卖猪仔”**。

1860年10月，英法等国在广州城太平门外设“招工公所”，招揽中国人到荷属印度、巴拿马、古巴等地工作，并声称5年内能回原籍。

当年，英国招华工720人，法国招200余人。这些华工沿着先人开辟的海上丝路，忍受洋人的劳役和被剥削的屈辱，他们大都没能重回故土，远在大洋彼岸的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

两千年来，始终开门面向世界的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

曾经，一个自信开放的民族，从这里扬帆起航，拥抱海洋，谱写一曲文明的赞歌。但是，闭关锁国后，也是在这里，这个民族迎来落后挨打的命运，让波澜壮阔的古代海上丝路画上一个休止符。

参考文献：

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李国荣：《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张难生、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01期

章深：《广州：汉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学术研究》201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