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的贪欲——明代寺院碑刻反映的利益争夺_风闻

五台山台怀镇的寺庙碧山寺，曾用名普济寺，寺中有一块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所立的《敕赐普济禅寺碑》，其内容颇值得玩味：

【敕赐普济禅寺碑记】　　代王成炼，妃姚氏，夫人王氏妙成、王氏妙福，长子武邑(夷)王聪沐、二子乐昌王聪洎、三子吉阳王聪注、四子聪轨、长孙俊林。　　佛教入诸夏，千数百余年，中间废复，虽爱憎不一，而其教则不以是而有所增损，故凡名山胜地，率多蟠结栋宇，土木形躯粉绘而金碧之。以为不若是则无以竦动兴起，使尊礼而信向也。奥若五台，雄据代忻，亘接云平，太行、恒岳耸峙前后，而五台宅中秀出，巍乎独尊。考之山经地志，实方舆一名胜之境，故学佛者往往深入，凿翠开室，聚徒侣而讲肄者，日新月盛，遂为河北诸州一大兰若矣。临济下第二十六世，传佛心印，嗣祖孤月，发心建立。幼入僧籍，闻道蚤，初住别境之禅庵寺，成化初，僧录相与迎致五台法席。师之者日益众多，几无所容，乃相隙地於东北台下之水池，去水实土。东至小阿，南至饮牛池，西至金刚窟，北至华严岭，四隅拓开约二十亩余许。弟惟力寡，虽堂莫构，因疏于代王深允，若挈之赢羡。俾即山取材，而僦工焉。始於成化丙午正月之初，讫於丁未九月之终始。终始及一载而厥功告成，凡为大雄殿间五，天王殿如之，山门三，前伽蓝殿各间一，后方丈暨僧室间五，东西两庑各十有间六，斋厨、茶灶、神褶及四方往来宾待僧伽卦搭之所，又皆区别於内，条而不紊。中肖诸佛尊像而金之、玉之，鼓而左，钟而右，各悬重屋于以昕夕。考代王发扬教法，懋阐宗风，阴翊公差。五台五月初五日午时，遇见虚空释迦佛，见白云冠青衣金面。宋普鉴国祚於亿万，斯翊祀较之远近诸刹有过无不及也，於乎盛哉!然寺虽成，而额弗扁，则无美名以达四方，王乃升请于朝，即日敕下，赐扁日普济禅寺。王拜受赐，而大哉斯扁乎…

这篇碑文中被我加粗显示的部分向我们透露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归纳起来是如下几点：

【第一，普济寺从选址施工到获得皇帝赐匾，背后都有当时封地大同的代王府的支持，记录其修造前后原委的碑记都是代王府王官李妙能撰文，甚至于碑文中首先开列代王及王妃和诸郡王的姓名】

【第二，普济寺所占的土地是新开垦出来的，而其所用的木材是直接“即山取材”，在五台山砍伐原木而来，且事前还告知过代王，得到了他的欣然同意】

【第三，普济寺殿阁数量不少，且佛像都以金玉装饰，可见其创寺僧人孤月募集钱粮的能力很强】

出乎很多朋友意料的是，这三点每一点反应的都是明朝朝野上下关心的大问题。

深秋时节的五台山

首先说关于普济寺取木材于五台山与明王朝北部边防局势的联系。

众所周知永乐帝时期迁都北京，但并没有建立妥善的后勤供应制度，随着大批皇亲贵胄和百姓军队被强制移居新都，江南向北方运粮的压力瞬间无比巨大。（供应中央政府和供应一方军事重镇的耗费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北平府及以北明朝控制区【宁南左侯明代行政系列图】

为了确保京师的消耗，在此情况之下，明朝的边境防守只能不断往后缩。没办法嘛，要维持原本的战线无疑是在本就因为迁都而紧蹙的北方粮食物资上再压一笔重担。东胜卫和大宁地区弃守，被迫“沦落胡尘”即是例证。（可以说事实拼命的抽打那些持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有利于压制蒙古观点的明粉）

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失去原本长城以外的缓冲区之后，大同与宣府等边境城市因为防线的退后变成了明朝与蒙古交锋的第一战线。而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俘虏的土木堡之变更使得蒙古不断深入内地，这就直接使得山西地区的雁门、宁武、偏关等关卡同样变成了阻止蒙古入侵的前沿阵地。

明朝万历三十年北京以北明朝控制区，此时开平卫是内迁后的，不在洪武年间的位置【宁南左侯明代行政系列图】

蒙古一向以骑兵横行天下，要阻挡他们不仅得依靠坚城，最好还要有不利于骑兵施展威力的自然环境。而北部关隘沿线树木茂密的原始森林无疑是阻挡蒙古铁骑的绝佳宝物，根据史料，最晚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明朝就已经出台相应的法令禁止宁夏贺兰山一带砍伐树木的行为。

而五台山一带的禁山令也大约在此期间制定，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是代宗景泰四年至七年（1453-1456）间的记录：

民素利五台山木，至是有禁，公弛之，樵采自若。——【资政大夫南京户部尚书陈公神道碑铭】

虽然知道最晚在此时五台山已经在禁止采伐的名单里，但同样是这条记载告诉我们，禁山令执行的可以说并不严格，甚至还一度被当时的山西右布政使陈翌废除。

正是因为禁令执行的摇摆不定，执法态度暧昧不明，所以成化年间普济寺的修建才敢在代王府的撑腰下公然砍伐五台山林木作为建造殿宇的原材料。

被普济寺一座寺庙砍掉的树木，或许对明蒙之间对峙格局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它只是当时诸多违规行为的一个缩影。事实同样证明没有过多少年，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明朝边境防线的森林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连兵部尚书马文升都看不下去，不得已上表皇帝要求重申禁令：

自边关、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实为第二藩篱…永乐、宣德、正统间，边山树木无敢轻易砍伐…自成化年来，在京风俗奢侈，官民之家争起第宅，木值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中间镇守、分守等官…私役官军，入山砍木，其本处取用者，不知其几何，贩运来京者，一年之间，止百十余万…即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数十年，山林必为之一空矣！

再说说碑刻中明代王府势力进入五台山地区的问题

刚才也提到了，在普济寺的修建过程中，一直都有代王府的介入。普济寺得到成化皇帝御赐匾额都是代王替普济寺上奏的结果。

代王，封地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大同市著名的景点九龙壁就是明朝代王府遗留的照壁。明初亲王岁俸定为一万石，但很快就随各王实际情况产生了调整。比如赵王一度加恩至三万石，但代王多数时候就只有六千石，肃王那种封地偏远的更只有一千石。可是，明朝藩府奢华生活的保证并不倚仗于俸禄，各种王府扩展出的其他收入比如田庄之类才是大头。

大同代王府九龙壁

各路藩王世代通过“钦赐”、“奏讨”、“夺买”等方式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王府田庄不纳国课，不入【赋役全书】，越到后来被藩王们侵占的土地人口越多，再加上王府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朝廷面临的压力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王毓铨先生依据清朝康熙年间更名田的数字，估算明末光是秦王府所占有的田地就达到8992顷，此外秦王还拥有山场483段，山坡和竹坡5处，竹园3处，栗园3处。这还只是能认定的秦王侵占土地的最低数字。此外早在天启年间，陕西巡抚吕兆熊就曾参奏秦府“侵没草场万顷，隐没军丁一百五十名。”

上文提到的肃王，虽然人家正牌俸禄就1000石，但【明穆宗实录】载，隆庆五年，巡抚陕西御史刘尧卿统计肃王府的庄田就已经达到4487顷有奇。

正是在这样雄厚的俸禄外收入的支撑下，藩王们才有能力为宗教事业源源不断的投入财富。为普济寺建立出力甚大的代王府就一直有参与五台山的佛教活动。

太原崇善寺，晋王府宁化郡王于正统十四年所捐铜钟，宁化王在五台山附近亦有庄田。

我们已经不能知道两百多年里，代王府到底为佛寺施舍了多少金钱。但有关五台山金阁寺重建的记载或许能满足我们一点点的幻想：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代恭王召集代府亲眷集资为金阁寺铸造大佛。代王的一名宠妾张氏还拿出私财在五台山金阁寺向僧人们布施斋饭，受其恩赐的僧人足足有十万八千人之多。斋僧结束后，张氏夫人还不忘捐赠新铸的佛像和钟鼓。也许是抱着多多益善的想法，完成了对佛教事业的奉献后，张夫人也同样对道教系统的城隍斥以巨资，“本府五岳城隍笔绘两廊，金碧交辉”。

“遥闻代藩睿主圣智慈贤，容物纳谏，三教同尊，由是敬诣代国，启上贤王，译次梵言，欣欲其善，有所感发，同植良因，共结胜果。命承奉正王相督工兼造，备启完寺之由与墟塌之故，遂捐天禄若干金，谕诸戚里各出己资，垒铜造三头四十二臂大佛一躯，高五丈三尺，渗以金汁，俨然一新，壮观辉煌，晃若金鼎”（《山西五台山重建金阁寺造立大佛五丈三尺金身行实碑记》）代府夫人张氏，“**虽膺王宫之荣，常思出世之因”，**为修今世福，再植来世果，遂发良愿，喜舍净财。着新庵僧人德春为“斋僧十万八千员”、“施千佛僧衣”、“造佛三尊”、“大佛顶佛一尊”；还“施铜千斤”，“助造四十二臂观音”；又“请大钟一口，大鼓一面”；又“盖钟鼓楼两座”（《云中代府张氏斋僧积善行实碑记》）

代王府对普济寺的支持只是诸多由它主导的佛事活动中微不足道的一项而已，只是这一切种种最终还是要朝廷和山西百姓们来买单，天潢贵胄们至多只作为这大笔金钱的中间人罢了。

到了明神宗年间，张德信先生考证，万历22年，各王府之宗禄已经占去了全国田赋收入的65.127％。蛀虫们即将和这个王朝演完最后一出烈火烹油的大戏。

最后通过普济寺谈谈五台山寺院经济

从永乐三年（1405年）五台山显通寺设僧纲司（府级）之后，随着一整套僧官系统的完善，五台山寺院不仅能独立于府州县的僧官衙门，也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初年五台县要求五台山僧官赴县点卯，显通寺的人敢于反驳说五台山各寺一向与五台县无关。

显通寺金殿，纯铜所铸，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1985年维修时拆开殿前铜塔塔身时，发现塔内藏有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该经共81本，系明代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三十四年，由30多人经16年时间手书而成，洋洋洒洒61万字。

如此一来，州县本来就难于插手五台山地区的事务，再加上明朝禁止在五台山地区采伐树木与开矿的禁山令实际上不允许那里出现经济活动，自然也等于承认了五台山土地不必向州县纳税。五台山的禁山令一直都没有垦田方面的具体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普济寺得以从容的开出二十多亩土地作为寺院的原因。明朝成化十七年，《皇帝敕谕护持山西五台山大智文殊寺》内“凡一应官民人等，不许侵占山场，毁坏墙垣，亦不许生事欺扰，沮坏其教”，以圣旨的方式确立了五台山寺院对山场土地的控制权。

这种寺院的特权代表着五台山周围的百姓除了州县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即作为寺院控产范围内“人不入于编户”，游离于朝廷赋税体系之外的明朝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多数时候所谓“五台山”的具体范围是模糊的。打个比方，可能我这座寺庙离五台山外有个几十里地，但我跟五台山里某座寺庙结成同盟或者变成了上下院，那我所在这块地也就成为了模糊的五台山范围内，我也就有了开发五台产业的权利，同样能享受五台山寺庙的特权。

普济寺在得到代王府的鼎力协助建成之后，也变成了其他寺院的上院，比如繁峙县柳峪庵就是普济寺的下院。而普济寺的创始人孤月更身兼数职，还同时是古石普济寺和灵丘县禅庵院的住持，所到之处的财主们无不慷慨解囊。 另一座寺庙寿宁寺兴建之时更是特地请来普济寺的禅师协助，在与敕赐匾额的普济寺搭上关系后，寿宁寺很快扩展到拥有了8座下院。

寺院们就通过这样盘根错节的关系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变成了五台山的范围，最终在这群佛教徒无止境的贪欲之下，五台县许多知县看不下去，从嘉靖后期开始不断想方设法让朝廷插手五台山的资源开发，最终打破了寺院对五台山开发的特权。

结语

关于《敕赐普济禅寺碑》的内容暂且就说到这里，只想提醒大家一句，平常我们在寺院里不要只简单的限于磕头祈福或者往募捐箱里塞钱、往许愿井里投币。经历过清末以来浩劫的中国，真正还能保留下古建筑的寺院本就不多，古建筑是无声的艺术，值得我们去了解。而残存下的这些碑刻更是有声的历史的见证，它们能从字里行间告诉你这块土地上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真实的历史信息是夹杂在一长串为神佛歌功颂德的词汇里，也是有迹可循的。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雷炳炎《明代宗藩犯罪问题研究》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韩朝建《寺院与官府—明清五台山的行政系统与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