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虞纪：从引路人到“掉队者”，虞纪的电影营销之路_风闻

作者 / 魏建梅

提到虞纪，如今行业里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新人，可能都是陌生的，但对于深处行业多年的人来说，当年的他可是一个风云人物。

虞纪，是21世纪初娱乐圈公认的四大娱记之一，他所成立的神话东方实际上也是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营销公司。作为电影营销行业的先驱者，虞纪不仅拉开了从媒体人转向营销人的序幕，而且也将全国发稿、制定营销结案报告等如今依然在营销行业沿用的惯例一手打造了出来。

虽然现在的神话东方早已不复存在，虞纪也离开电影行业多年，但回望十多年前的那个年代，虞纪及其神话东方又是我们最不容忽视的一点。也就在去年，虞纪再度回到北京，意欲再次回归电影行业，但时隔八年之久，电影营销，甚至是整个电影行业都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对于虞纪来说，未来的路要从哪儿开始，要去往哪里，都是一个难题，需要他重新出发和思考。

记者的营销之路

虞纪是浙江人，大学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的中文系，毕业后便直接去西安《华商报》做了记者，这一做就是四年。后来，虞纪又去《都市快报》待了一年，在《南京晨报》也做了一段时间。虽然当时虞纪是凭借两百分之一的概率进入了《南京晨报》，但最终由于个中缘由虞纪还是离开了。

当时的虞纪已经在媒体圈混迹多年，名声也早已在外，也就是在他从《南京晨报》辞职的这个空档，彼时还是保利博纳电影公司董事长的于冬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虞纪来北京同他一起做经纪公司。思索良久，本就一直对经纪这一行当颇感兴趣的虞纪应允前往，决定从媒体转型。这一年，是2004年。

虽然是经纪的名头，但虞纪在博纳任职的时间里，做的其实是宣传总监的工作，像《韩城攻略》《神话》《头文字D》《孔雀》等都是他经手的项目。拿《孔雀》来说，当年这部由顾长卫首次执导的电影不仅在第55届柏林电影节上拿下银熊奖，而且在虞纪的带领下，树立了文艺片的品牌，也将顾长卫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充分被大众所熟知。

“那一段宣传过后我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到顾长卫这个品牌立起来了，就比如我们跟顾导去坐飞机，都会有人认出来，像我们之前做记者的时候可能都知道顾长卫，知道他在行业里很牛，但是都不认识他，但那次宣传过后，他的这个品牌也起来了。”

同时，在做宣传总监的这一段时间里，虞纪也开始慢慢接触和了解电影营销的种种，在此基础上，由于多年从事记者工作的缘由，他也开始从媒体角度反向给电影营销输送了很多新的思路。比如，建立全国发稿模式。

在十多年前电影营销概念尚未成形的那个年代，给电影发宣传稿这一宣传方式其实是很局限的，一般只发10-20家报社，报社等媒体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为主，而且稿件的撰写者也非专业人士。但在虞纪看来，电影是要销往全国的，宣传营销也应该从全国专业性地推开。

当然，也正是由于原来在媒体圈的人脉和资源，“全国发稿”模式的开展对虞纪来说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当时纸媒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我跟各个报社也都很熟悉，所以第一个项目《韩城攻略》我就将发稿媒体的范围扩大到了100多家，那些地方报社其实也很高兴，平时他们哪有机会采访到像顾长卫这样的电影名人，这其实也有点资源置换的意思。”

除此之外，像制定营销结案报告，甚至是稿费结算这样的当下电影营销的惯例都是虞纪开的先河。但对于“发稿给钱”这样的模式，作为开创者的虞纪现在也表示出了些许悔意。“现在全是稿酬，给钱才发稿，给多少钱出多少力，这样新闻也不是原来的新闻了，已经走样了，这点上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然而，即使如此，虞纪对整个电影营销行业做出的贡献我们仍无法忽略。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博纳任职的第二年，虞纪就离职了。彼时，电影宣传还都是以“部门”的形式依附在各电影公司中，尚未有独立的第三方公司。“为何不能成立一家独立的电影营销公司呢？”虞纪想。神话东方也便是由此酝酿而来。

先驱者的撤退

2005年，也就是从博纳离职的那年，虞纪便注册了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营销公司——神话东方。这一年，虞纪31岁。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的虞纪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如何走，迷茫、无助，是他对当时心态的总结。“那个时候真不知道宣传能干出来什么，当时我就只雇了一个实习大学生，一个月500块钱，在三元桥的时间国际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做办公室，房价三四千一个月，她睡外面，我睡里面，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

后来，到2016年，虞纪逐渐觉得只凭借自己和那个仅有的实习生是不够的，他要扩充团队。如今龙传媒的创始人，彼时还是宁波《现代今报》的记者王仁奎便是虞纪“忽悠”到北京的第一个对象。

“从宁波到北京，对于一个刚毕业三年的南方人来说是有很大想象空间的，当时我们在北京见过一面，说实话（公司）印象不太好，而且当时虞老板给出的待遇也比较低，我当时在宁波最多一个月是能拿到小两万工资的，后来我回宁波思考了有两周，最终发现我对电影行业其实还是存有好奇心的，所以最后我就辞职，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了北京。”王仁奎说道。

除了王仁奎，虞纪还招募到了现在星浩副总裁韩红林、新原野宣传总监宋平等当时6、7个记者前来加入到自己的团队，如此，神话东方的营销团队雏形也便形成了。“我常打趣说是把他们忽悠来的，其实当时我心里也看不清方向，但他们能那么相信我，来投奔我，我真的也很感激。”

由于之前在博纳做《孔雀》与顾长卫搭建起了深厚的情谊，因此成立神话东方后，虞纪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顾长卫的下一个项目《立春》，实际上，当时这一电影的不少投资公司也都有着自己的宣传部门，但顾长卫还是拿出了5万块钱支持虞纪做这个项目。

而后，神话东方也相继做了《梅兰芳》《落叶归根》等电影，此外，像电视剧，还有《第一次心动》等综艺也都是神话东方营销的业务范围。虽然一直以来做的都是宣传营销的那些事，但对于虞纪来说，经纪才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包括现在。在虞纪看来，经纪是可以摆脱身为乙方的感觉的，但现实和理想却总是很遥远。

“作为一个服务公司，赚得永远都是服务费，但去做一个成规模的经纪公司其实是很难的，对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不懂得整合，只会干活，就像我在做《梅兰芳》的时候，只是写稿，然后全国发，但黄斌他们就不一样，他们会把覃宏的资源拿给陈凯歌，会把黄晓明介绍过来，这种平台资源整合的能力我做不了，也注定他们会比我走得长远。”

▲《梅兰芳》剧照

做乙方是虞纪接受不了的事实，这也是促使他最终解散神话东方，离开电影营销行业的一个原因。虞纪表示：“之前做记者的时候，走到哪里都会受人尊敬，但是当真正站到乙方的位置上时，所有的工作都是很琐碎的，也是很辛苦的，而且会被甲方要求量化营销效果，这种被压制的感觉是我不喜欢的。”

其次，随着神话东方的崛起，当时也有不少媒体人纷纷转型营销，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而在虞纪看来，“从《立春》的5万服务费到《梅兰芳》的20万，再到公司最后一次操盘的《80’后》的80万，在电影营销行当的收入其实是有天花板的，顶多也就是百万级别，”再加上自己也到了接近40岁的不惑之年，所以，在2011年，想要再度挑战自己的虞纪最终决定放下。

“但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我完全没想到后来电影产业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也没想到电影营销的费用会水涨船高。”虞纪感叹地说道。

兜兜转转的电影路

2011年，离开电影行业后，虞纪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义乌，与自己的姐姐合作，帮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公司做起了礼品生意。虽然在离开行业的第二年里，电影行业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与虞纪来了个擦肩而过，但在礼品行业，虞纪做得也不错。据虞纪说，自己当时一年便有2个亿的收入。

“这个行业也算是发挥了之前做记者的优势，比如公关，出去跟人谈合作等等，这也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我也不会具体实操，基本上就是总在外面出差，跟人打交道、交朋友之类的。”

但后来，受国家整体形势，包括民营企业自身出现问题等的影响，虞纪最后也离开了礼品行业转向了其它行当。直到去年，当年四大娱记的另一人——宁佐勤联系到虞纪，邀约一起回到北京，回到电影行业。就这样，时隔八年后，虞纪再一次踏入了帝都。

来到北京后，虞纪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刘镇伟导演的《十吨刺客》，也正是因为这个项目让虞纪感受到电影行业的巨大变化。“做完这个项目后我觉得我对目前的市场模式已经不清楚了，我觉得我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另外在我看来，当下电影营销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成熟了，不像原来谁都能进来分一杯羹，所以将来我可能也不会简单地做营销了。”

做完《十吨刺客》后，虞纪歇了一年多，将精力从事业暂时转到了自己十多年前在望京买的房子的装修上。前不久，虞纪也重新回到市场，像上个月刚刚上映的纪录片《生活万岁》也是虞纪负责宣发的一个项目。目前，虞纪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洞见文创，并考虑起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其实回来以后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们原来那批人，像有的在快手做老板，有的自身在电影行业也发展的不错等等，所以能不能通过一个方式，把大家整合起来去做什么事情，现在影视行业机会很多，不管走哪一条路，即使不是营销，其它很多路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现在的虞纪计划跟朋友依托武汉的某一个景区，将其打造为一个影视基地，也思索成立一个电影节，也打算跟贵州来的朋友合作做起经纪的工作，也考虑重新拾起新闻的老本行，“想法挺多的，七七八八的，反正重新回来了，也算从头开始吧。”坐在对面的虞纪笑着说。

从引领行业的先驱者，到中途主动“归隐”，再到现在重返江湖，八年的时间里，电影行业本身也历经着巨大的转变，现在的行业环境也早已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了，而物是人非之下，未来的虞纪将会在这个本就飘忽不定的影视名利场中走向何处，又是否会重新站在翻雨覆雨的金字塔顶端，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电影行业会永远欢迎所有前来施展拳脚的人，不管是初入行业的新人小白，还是兜兜转转回来的“老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