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_风闻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从这时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一共十三个年头，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为我党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广大党政军民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光明的中国的雏型，为我党我军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干部。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诞生八十五周年，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如在目前，倍感亲切。

挽救了革命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一九三二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一九三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一九三三年八月，我们在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到一九三四年冬一九三五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东，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一九三五年五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缔造者

陕甘宁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宁白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为了稳定陕甘宁根据地，毛主席命令红军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敌人。我也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毛主席又指令红军于粉碎敌人“围剿”后，东渡黄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动推动全国抗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那些日子里动员部队，发动群众，仔细地研究敌情，夜以继日地组织东征的情景令人难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主席在保安（现在的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判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留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象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荫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有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民主政权等阴谋活动；有的地主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亲自写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布告，制止了顽固派和地主的破坏。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以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建设，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国内和海外的进步青年，不顾敌人的封锁拦截，纷纷投奔到这里来。陕甘宁根据地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这样，从一九四一年毛主席亲自拟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边区进行民主建政，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和民主议会，制订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边区党政军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作到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文化教育也发展了。那时的边区，真是谷穗长又长，牛羊满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一些中外人士来参观，不能不承认，边区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是严师又是同志

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干部，特别是注意培养地方干部。他常说：地方干部熟悉情况，与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毛主席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十分关怀、非常爱护。毛主席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后，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春，刘志丹同志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主席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的领袖，民族的英雄”。周恩来副主席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主席、周副主席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一九四三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写了七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毛主席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一九四六年八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找我和王世泰同志去谈话，向我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同志率华东解放军十八个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事例，教育我们学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九四七年春野战军出击陇东，事前提出了一个方案，毛主席复信加以肯定，并作了具体指示。后来，我们在西华池附近同胡宗南部队打了一仗，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提起了这一仗，然后说：一个人难免要失败，失败一次就有了经验。又说：别人的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还不会变成自己的。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那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我到杨家沟的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到他住处，他让我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询问我对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最后勉励我要认真学习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他的教诲，象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又总是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领袖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在陕北期间，一贯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这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地方的同志对中央的同志，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都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革命队伍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主持会议。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长刘彩云同志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主席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后，毛主席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产。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整风运动正在开展，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开展全边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整风和生产两件大事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主席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亲切交谈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边区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全边区耕地面积比一九三八年扩大了七成多，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增长。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给或半自给。有的部队还向民主政府交了公粮。全边区的公粮任务，又由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减至十二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领袖群众心相连”、“军民团结齐奋战”的情景，十分动人。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集中二十三万军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主席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同群众在一起。三月十八日，前委成立了，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和我一封信，指出：只要你们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延安郊区，毛主席还没走。十九日傍晚，太阳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主席住处，只见他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仿佛在思考什么。大家着急地催促道：主席，您走吧！毛主席连声说：走呀！？现在就走！？我说：当然要走，您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毛主席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延安。敌人占领延安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有任弼时同志，采取蘑菇战术，一直转战陕北，和群众同甘共苦，指挥保卫边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使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原来预见三年打回延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组织指挥下，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夜间撤出延安，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收复延安，只用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要离开他生活、战斗了十三个年头的陕甘宁边区了。边区群众怎能舍得毛主席离去？当天上午，晴空万里，在黄河边宋家川的欢送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领袖和群众心心相印。群众说：主席呀，您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您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毛主席，您走吧！全国人民需要您离开这里！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毛主席告别。黄河的滔滔激浪，倾诉着人民同领袖离别的衷情。

毛主席离开了陕北，心中仍装着边区一百八十万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和边区人民给毛主席发来贺函。毛主席及时复电，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复电，一直在激励着延安和陕甘宁老根据地的人民。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这是习仲勋同志为纪念毛泽东八十五诞辰写的文章。刊载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