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赴美留学50人，他们把什么带回了祖国？_风闻

优秀的中国青年，留学去！

为了中国的未来和你们自身的未来，留学去！

1978年12月26日，新中国派出的首批50名留美人员抵达巴黎机场，转机去纽约。出国前夕，他们去做了统一的西装，甚至是帽子和包，都是一样的。

有人笑着回忆说，“巴黎可是时髦之都，我们到了那，仿佛成了‘外星来客’。”

这些“外星来客”是抓住改革开放先机的一批人，也是见证中美关系重大历史的一批人。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自此，中国的赴美留学热潮掀开大幕。

一锤定音

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美国前总统卡特被叫醒接听电话。除了遇到危机，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

助手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回答，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

卡特回答：你就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

由于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感受。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就对留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强调：“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

两位领导人的智慧和魄力，让首批50人赴美留学生的行程一锤定音。

50人名单中：北京大学11人，清华大学9人，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部委15人，北京其他大学5人，北京工厂2人，上海4人，天津两所大学4人。

在学科分布上，50人全部集中在理工农医学科，其中理科29人（58%），工科18人（36%），医科2人（4%），农科1人（2%）。理工科共计94%，占绝对多数。

1979年2月23日，8名美国留学生抵达北京，中美互派留学人员的大幕正式拉开。中国相应地对不少希望研究中国、与中国交流的美国学者敞开了大门。

大开眼界

那时候的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上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柳百成，是首批留学生之一兼50人的领队。他回忆说：

“我那时刚到麦迪逊，住在一个普通美国人家里，看到房东太太七八岁的儿子正在玩苹果电脑。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出国前自己从未见过电脑，但在美国，连儿童都能自如操作。” “我感觉到，或许有一天计算机会改变人类的生活。就一杯咖啡到凌晨三点，和本科生一起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

除了电脑等“新兴事物”，美国顶尖的科研设备，也给这批留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注入了强心剂。柳百成说，“出国前，我用光学显微镜只能将材料微观结构放大1000倍；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里，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可以放大20万倍，对材料微观结构研究的深度有了质的跨越。”

既然“大开眼界”，那就也要“打开眼界”。这批留学生当时最大限度地融入了校园，吸收了不少前沿科学知识和思维，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基础。

环境宽松

来到美国几天后的1979年1月1日，这批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见证了中美正式建交、中国驻美大使馆挂牌的历史性时刻。

由于中美长期敌对，两国学者已经相互隔绝了近30年，以至于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曾感慨道，“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

所以不仅仅只有中国留学生怀揣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惊叹，美国人看到他们，也是一样的激动。从纽约一下飞机，他们就被成群的记者和镁光灯包围。

柳百成回忆说，“我们到美国后，立刻就成了新闻人物。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他们对中国人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

虽然是改革开放初期，但这50个留学生已经开始享受宽松的环境和国家的支持。

邓小平直接指示说：“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规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馆，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最初赴美留学50人之一的李祝霞回忆，在前往美国前，国家组织了对这批人的培训，主要内容是去国外的注意事项和外交礼仪。

“当时的领导说，到了国外要注意身体，要多喝牛奶，要知道当时在国内很少人有喝牛奶的习惯。”“提醒我们最多的是，到了国外要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如果接到外国朋友的邀请，即使一个人也可前往参加活动，这令我们感到很宽松。”

据柳百成回忆，“学校的师生对我们也很友好。有一次，一位教师主动跟我们说，他能买到很抢手的NBA门票，4美元一张，需要的请举手。虽然我们很想去，但没有一个人举手，因为没钱。”

几天后，柳百成不经意间和大使馆的一位领导说起这事。那位领导立刻说，“这怎么行，不能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你们就去，回来我给报销。”

艰苦学习

“失去的时间我们要拼命抢回来。”这是当时很多留学生的心声，“经历了‘文革’的停顿，国内的许多研究与国外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李祝霞回忆说，当时的学习非常刻苦，不论白天、晚上还是休息日，不是在做研究就是去听一些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和前沿讲座。

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房是留学生的常住地。当时的留学生张楚汉说，我们日以继夜，每天晚上搭午夜末班校车返回住地，为的是返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和张楚汉同窗的赵南华称留学两年，是自己工作强度最大的两年：12点从实验室离开，没有周末节假日。

而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是艰苦的。这批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费用，国家给实报实销，但当时中国也没有多少外汇，这些人就能省就省，中午通常只吃食堂里最便宜的鸡肉。“后来有人问我，中国人都爱吃鸡肉吗？我哭笑不得。”

“我们当时经济落后，外汇奇缺。我们50个人只有50个美元，在领队兜里揣着。”赵南明说，“我们当时听说国外到处要小费，上厕所也要给小费，就特别紧张，害怕拿不出美元来。我们当时先从中国到巴黎，飞机要降落的时候，互相使眼神，排队一个个上厕所。”

学成归来

肯定有人担心，这些人学成之后，会不会“赖在美国不回来了”？事实上，这一批50人，除一人延期归国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谈及留学问题时，非常有魄力地直接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老人家是对的。这些留学生研究的领域虽各有不同，但都成绩斐然，仅当选院士的就有7人。

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从第一批的50名留学生，到2017出国留学生数量达60.84万，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成为了中国开放富强的亲历者。

结语

转眼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上一辈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是那么久远。在这个期间，中国，还有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巨变。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在缩小，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却还有很多。但华盛顿对中美人文交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身边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现在赴美留学越来越难了。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通过改革和开放，抓住了机会，释放了中国社会压抑多年的巨大潜力的结果。外部环境是重要外因，但根本还是靠中国人自己艰苦奋斗，一砖一瓦垒起来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崛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它绝不是美国的施恩。现在一些美国人以恩主自居，这实在是可笑的。

就像第一批的50名赴美留学生。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奋斗、开放、爱国的精神，只要这种精神生生不息，中国的崛起就是谁也不能阻挡的。

（文章图片和资料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