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到成都，“干掉”一线城市_风闻

文丨西部君

在区域经济领域，即将过去的2018年，发生了不少值得讨论的事：

二线城市开启抢人大战，郑州、西安、杭州、青岛即将迈入千万人口行列，地铁大基建时代来临，国家中心城市扩容（西安），强省会战略加强，中西部人口回流……

可能很多人不认同新一线城市的说法，但如果梳理这一年来的变化不难发现，在区域经济领域最亮眼的城市，恰恰是这些新一线城市。

比如成都，前三季度经济总量首破万亿，世界城市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基于互联网的城市营销赚足了流量；

再如杭州，数字经济的高地，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全国首屈一指，2015年到2017年，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分别增涨了12.6万、17万、28万。

不在新一线之列的二线城市贵阳，大数据产业也如火如荼。它们的风头，甚至盖过了一线城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是上海，今年喜提进博会、科创板等多项政策礼包，但11月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也都是负增长，同样负增长的还有北京。

此外，传统的外贸城市广州，前三季度出口降幅达到10.8%。

一线城市低迷，二三线城市亮眼，另一个观测纬度是“逃回北上广”结束。之所以出现这种倒挂局面，是因为数字时代到来后城市竞争的逻辑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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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争逻辑的历史流变

决定城市竞争和发展的要素，无非政策、资本、技术、人口、区位等等。

工业革命前的城市，大多数都是商贸之都，商贾往来，络绎不绝。比如唐代的长安，它是都城，也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商品集散地。

另外像扬州，虽然不是政治中心，但处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水道的交点。“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说的就是江南富庶的商业文化。

古代江南，来源网络

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竞争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心城市功能不再局限于商贸，所谓“无工不富”，工业不仅是经济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地基。

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工业城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中国的重庆、天津等，都可以算作代表。

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城市类型还可以继续细分，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也逐渐扩大。

比如采矿技术的升级，催生出一批资源型城市，像大庆、攀枝花等，都属于先有矿产再形成城市。山西大同等“先城后矿式”城市，矿产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城市大发展。

煤炭城市，来源网络

交通层面，全球贸易加速了诸多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火车和高铁对城市的拉动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典型如河北石家庄、河南郑州，包括湖南株洲都算得上是“火车拉来的城市”。

政策的影响力也不可不提。

北京，政治中心角色，战略地位摆在那里，下限不会低；雄安新区，疏解首都职能的政治功能型城市。另外，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样曾担纲边防任务。

在《中国城市竞争激荡四十年：谁在崛起？谁在没落？》中，西部君曾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强弱格局的变化，不管是经济重心南移，还是资源型城市衰落，从中也能看出竞争逻辑的变化。

最直观的表现是，随着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内陆进行产业迁移，各重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关于这点，“元淦恭说”曾提到，2008年，中国主要城市的首要经济支柱大多是制造业，全国GDP二十强城市，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的，只有京沪穗深和武汉；等到2017年，二产高于三产的，只剩下宁波和佛山两个。

千禧年之前的北上广深，是名副其实的工业重镇，但目前它们的定位都发生了变化，更具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新产业、新经济成为主导。

比如今天提到上海，首先想到的，不会再是已经外迁的工业或者制造业，而是金融中心，或者时尚之都。标签的变化，对应着竞争逻辑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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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线城市被数字科技重新定义

不同城市等级的划分，过去更多是按照经济体量和人口总量来，但总的来说，划分和评价的维度在不断拓宽。

如果说前几十年的城市竞争，遵循的更多是工业逻辑，制造业主导；那么，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全面来临，城市竞争将转向数字和科技的逻辑。

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不同，数字经济本身是很“轻”的产业，相关资源要素的流动，不会严格遵循从一线到二线、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的差序格局。

举个例子，阿里开启电商模式后，优质商品的配给不再根据城市等级来，这给二三线城市提供了生活品质升级的机会。而消费是又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

2009年第一个天猫双11时，新一线城市成都消费能力勉强跻身十强，但2012年就升到第四，直逼一线城市。

现在提到成都，可能想到的是消费之城，新零售之城。数字春熙消费节上的科技感和潮流感，这是它的新标签，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可以这样说，一二三线城市正在被数字科技重新定义。

最典型的是杭州，阿里的总部所在地，数字经济第一城。163家上市企业中，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经济贡献率超过50%，称得上这个领域绝对的一线城市。

贵州数博会，来源网络

没能入围新一线的贵阳，哪怕工业底子相当差，在二线城市中经济体量近乎摆尾，“大数据中心”、“中国数谷”，这种争做全国第一的野心，在过去四大一线城市打天下、包揽全国各类“中心”的体系下，完全不敢想象。

但这两年的贵阳，已经成了大数据产业的高地，汇集了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的南方数据中心。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16年蚂蚁金服发布2015年支付宝用户的全民账单，结果贵州的移动支付笔数占比，在全国排名第二，达到79.7%，比北上广深都要高。

科技巨头也乐于将阵地下沉，比如阿里、腾讯将西南总部安在重庆；阿里的自由贸易港总部落户海南，和福州开展战略合作，打造“数字中国”样本，等等。

互联网+政务更不用说，以杭州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几乎将北京甩开了一个身位。与此同时，100多个城市进入刷脸办事时代，一二三线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逐渐拉平。

如果你去各式各样的城市类榜单，一定会发现，北上广深垄断排行榜榜首的格局，早就不复存在。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二三线城市被数字科技重新定义，二三线城市弯道超车，“干掉”一线城市的机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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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线城市迎来最好的时代

二三线城市弯道超车，人口流动趋势是最直接的证据。

京沪人口出现罕见的负增长。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占领全国的四川人、安徽人，逐渐回到户籍所在省省会寻找就业机会，人口回流成为大势所趋。

来源城市战争

这种回流有产业转移的因素，但又不全是产业转移的结果。可以说，正是数字和科技填平了不同等级城市间的沟壑。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之下，出行半径不断扩大，形成大都市圈体系，一线城市部分功能向周边二三线城市转移，城市群内部开始一体化，互动成本降低。

比如在此前的《这是我不留在小城市的全部理由》中，西部君曾提到，借助支付宝首创的技术，长三角地铁一体化，互认二维码，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被科技打通。

享受一线城市的基础设施，付出的可能只是二三线城市的消费成本，数字经济带来的是全新的生活体验。苏州买房安家、上海工作的职住分离群体，越来越多。

有科技赋能，简政放权也得到了解决——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智慧城市建设，或者打造数字政府。短短半年内，渝快办、闽政通、赣服通、江苏政务、粤省事等集纳各类政务服务于一体的小程序，接连上线。

数字政府的模型，既是为了提高管理效能，也是基于便民考虑。如此前北京、成都、广州、杭州、合肥、南京、上海、深圳、武汉、西安，入选了支付宝首批“十大不跑腿城市”。

来源网络

大城市更公平、小城市关系网盘根错节的分野被打破。至少在数据化管理方面，成都、杭州、西安等二线城市，完全有跟一线城市抗衡的能力。

高房价、物价，冰冷的人际关系，就生活品质而言，资源更集中的一线城市，失去了绝对的竞争优势。

点线面，单点城市到省域联通到区域一体化，不仅是政务，还有出行。我们不妨畅想下，未来的长三角和粤港澳城市群，可以像乘地铁一样刷乘车码乘坐城际高铁轻松穿行。

电商、物流、大数据，二三线城市举着“智慧型城市”、“移动支付之城”、“码商之城”的崭新招牌，将天南海北的客人吸引到大门前。

用西部君此前的论断，从成都到杭州到贵阳，二三线城市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

当然新经济的产业周期更短，不需要工业时代那样漫长的产业准备期，这既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也意味着城市间的竞争将更加惨烈。

物流更加便利，市场要素的迁移成本，前所未有的低。在“干掉”一线城市的同时，被“干掉”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二三线城市要占领高地，还要守住优势。将发展资源牢牢据为己有，不会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