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饱：旧知识 新世界（一）_风闻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卡尔.马克思

我们需要弄明白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要从未来，而不是过去或现在考虑问题，我们需要弄明白，这个世界究竟需要怎样的新秩序。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的荒谬性、美国通过操纵石油价格打击俄罗斯的荒谬性，才能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调整到正确的方向上。

人类只能储备关于历史的知识，历史知识不足以解决未来的问题，因为生活场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只有依据当前社会已经显现出的诸多蛛丝马迹，粗略勾画出未来社会、经济形态，再根据未来形态判断当前争端的性质并提出解决方案。

一、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历史知识不足以解决未来的问题

1、一战后对战败国的处理框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志得意满的协约国决定狠狠惩戒德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它永世不得翻身。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实际控制巴黎和会，主导制定《凡尔赛和约》。1919年6月，德国外长赫尔曼·穆勒顾不上国内民众反对，在和约上无奈签字——类似中国“五四”运动时的章宗祥、曹汝霖。

根据《条约》规定，德国损失了13.5%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属东非、德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以及德属新几内亚），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

战争赔款。1921年，专门委员会商量出需要赔偿的总数目，合计2260亿德国马克，42年内赔偿完毕。这几乎是当时德国财政的几十倍，德国强烈愤怒，赔不起。

当年4月，经美国斡旋，将赔偿削减到1320亿马克，66年还清，以德国全部财富作为担保。德国没办法，接受了这个数目。可是数额实在是太大，德国经济堕入崩溃边缘。从1919年到1932年，德国通过发行国债，告贷的方法归还了360亿马克。

希特勒上台，间断赔偿。二战后，1952年举办一战赔款会议，英法要求德国继续归还一战赔款。1953年到1983年，德国归还了140亿马克。其后，法国、英国适当削减了德国赔款。直到2010年10月，德国向法国付出一笔6670万欧元赔款，德国一战赔款才悉数完毕。

《凡尔赛和约》一味压榨德国,德国经济无法承受其重,国家丧失众多权利并失去安全感；《和约》伤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和荣誉,全国从上到下对这个和约充满愤怒和怨恨；《和约》成为魏玛共和国的一剂危险毒药,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作为英国财政部官员参加“巴黎和会”，对《凡尔赛和约》深感沮丧。从巴黎回到伦敦后，仅用2个月时间著书《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认为《凡尔赛和约》是“迦太基式的和平”,“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最凶暴的行为之一”。因为协约国鼠目寸光的敲诈勒索,“和约将给德国、欧洲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是一个死亡之约。”

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已经是一个新欧洲。“1870年以前，欧洲可以自给自足，人口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然而，“1870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大规模的、空前的变化”。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人口都在迅速增长，“马尔萨斯幽灵”在欧洲游荡，欧洲依靠自身的食品供应不稳定，完全依靠“新世界”。

另一方面，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即欧洲大国协调机制，曾在很长一段时期保证了欧洲内部的和平，然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已将维也纳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那就是，它只是一个政治协调机制，无法协调欧洲各大国间的经济纠纷，尤其是海外经济纠纷。随着德国、美国兴起，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迫切需要对全球性的贸易、金融做出规范，这也是维也纳体系不能提供的。

凡尔赛会议主导者并没有观察到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关注点仍然是传统的领土、主权、边界、赔款等问题；而欧洲、全球真正需要解决的是财政、经济、食物、煤炭、交通、大国合作、全球贸易金融规范化问题，这些问题在凡尔赛会议上几乎没有提及。

如何避免战争，为欧洲赢得未来？凯恩斯提出一套巴黎和会主导者们从未想过的方案：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提供国际贷款和改革国际币制。可惜，人微言轻，当时没有人听他的。直到二战，人类再一次经受血的教训之后，凯恩斯的设想才得到重视和落实。

不出所料，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距离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隔了21年。人类注定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2、二战后的处理框架保证了世界74年总体和平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雅尔塔会议上，主要战胜国达成“分区赔偿”原则，美、英、苏三国（后加入法国）从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获得战争赔偿。包括希腊在内的18个西方盟国依照在战争中的损失，确定了在西占区获得物资赔偿的比例，他们总共从西占区获得价值5.023亿美元物资。1950年5月，苏联宣布已获得36.58亿美元赔偿，同时将100亿美元的赔偿总额减少到68.29亿，要求东德以后每年偿还2.11亿美元。

1952年5月，联邦德国与西方盟国签订《波恩条约》，结束美、英、法三国的军事占领（柏林除外），免除联邦德国的所有赔偿义务；苏联在1953年也宣布放弃对民主德国的一切赔偿要求。

同时，战胜国积极帮助战败国发展经济。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又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该计划1947年7月启动，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马歇尔计划增加了联邦德国的工业发展资金，西德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引进了新技术和新设备，加速经济发展。

1944年，联合国创设“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第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第三，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第四，各国货币兑换性与国际支付结算原则，第五，确定国际储备资产，第六，国际收支的调节，其后又补充“关税总协定”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安排，构成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方式的核心内容。

1945年，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精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正式成立，并作为联合国的常设机构。

法德两国通过谈判走出冤冤相报的怪圈。1951年4月，以法国、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六国正式签订《煤钢联营集团条约》。至此，引发法德百年冲突的两国边境的煤钢资源将被置于两国共同参与管理的联合机构之下，结束了两国争端的根源，使法德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纠正。

二战后，主要国家终于认识到，世界已经是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伤害别国最终会加倍伤害自己。只有协调、共同发展，而非一方一味追求压倒另一方，这个世界才可能和谐共生，因而，处置方案作出战略性调整——几乎就是凯恩斯在一战后提出的思路和方案。当代，全球局部地区战火依旧频仍，德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人类在血与火的教训中提高认识能力，储备了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新知识。然而，随着生产力提升，人类的生活场景又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新的冲突依旧无法用已有的知识储备去解决。

二、中美贸易战：向追赶者下绊子

当代，中国迅速崛起，有直追美国之势。美国发动“贸易战”、不断“退群”，怼中国、怼俄罗斯、怼欧洲、怼日本，逐步滑向“孤立主义”，是看到在现有全球合作框架下，对它的不利因素正在累积并蚕食其利益，美国希望维护既得利益；中国大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因为在一体化框架下，中国还可以继续获得更多利益。

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说，决定基本生活水平的主要有三个指标：粮食、矿产（包括石油）和电力，其中，衡量人类生活品质最重要指标之一是人均电力消耗量。

从21世纪开始，全球人均电力消耗年增长只有1.1%，中国是7.3%，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增长。2009年——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来自中国。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然而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耗量只是美国的50%，人均汽车保有量是美国的20%，人均电力消耗是美国的30%，如果中国这几项指标达到美国标准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中国要拿走全球绝大多数资源？正如奥巴马所说，如果中国人达到美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对世界是一场灾难。

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人均用电量指标增长如此缓慢？因为科学发展停滞。基础科学理论已经停滞了近70年。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应用科技的发展，基础理论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爱因斯坦时代。基础理论不突破，应用科技发展是有极限的。

上个世纪初，美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20世纪初——40年代人类基础科学理论有了重大突破——代表成果就是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两项成就重建了现代物理学，让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基础理论的突破带来了二战后应用科技的爆炸式繁荣。

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基于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乐观前景主动将自己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低端制造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竞争优势是一方面，但是对科技发展前景乐观的态度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美国的战略很明确，只做战略性的高端产业，依靠自己最强大的科技力量不断推动科技发展、产业升级来领跑全世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70年过去了，基础理论始终没有新突破，应用技术逐步走到极限，发展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而中国又在后面飞速追赶上来。美国怎么能不着急？既然自己不能跑得更快，只好向追赶者下绊子。

因此，中美贸易战，解决贸易逆差只是表象问题——中国同意通过采购美国产品以逐步缩减贸易逆差，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的实质性冲突。实质冲突是，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发展高端制造业。

在现存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欧洲、日本，处于产业链高端，通过研发、制造高端产品，实现垄断高利润；中国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主要提供廉价劳动力，生产、制造一般生产性工具和一般消费品，低利润。双方开展贸易，欧、美、日赚到了高利润，又获得廉价低附加值产品，保证了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润和普通老百姓富裕生活。

中国要搞“中国制造2025”，在基础理论没有突破、应用科技逼近极限情况下，就会与欧、美、日高端产业链直接竞争，会使他们赚不到高利润或者亏损、倒闭，所以美国坚决反对中国搞。

问题是，中国军事完全独立——与日本不一样，国内产业链完整，还有14亿人口，无论美国怎么反对，中国还是会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制造2025”。如果美国贸然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见得能讨到便宜——美国现在连阿富汗、叙利亚都搞不定，哪有那么容易搞定中国呢。

中国提出中美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只是在贸易逆差方面愿意做出一些妥协、让步，“中国制造2025”是不可谈判的条款。

当今世界的合作框架仍旧沿用二战后的模式。事实证明，这个产生于冷战时期的模式在协调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利益时，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只要看看美国与德国、法国和日本不断加深的矛盾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在协调与中国、俄罗斯政治、经济利益时，采用“和平演变”手段、分化瓦解手段、局部战争手段，通过操纵石油打击俄罗斯、通过贸易战打击中国，通过操纵美元剥削全世界，损人利己的理念，敌对而不是共赢的理念，使它的缺陷暴露无遗。继续在这样的框架下走下去，美国要么回到“光荣孤立”，要么最终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从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处置方案导致的不同后果，我们凭直觉认识到，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阻碍另一方发展的思路不可取，分享、共同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尤其是中美两国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接近、各有所长，中国一般制造业占优态势下，合作更有可能带来应用技术的新突破，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怎样解决上述争端，人类没有以往经验可以借鉴，解决争端的知识储备不足。问题僵在这里。关键在于，要建立怎样的合作、分享机制？（文章首发公众号：高难饱，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