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一眼40年_风闻

1978-2018，“改革开放”这件事，已经持续了40个年头。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八零年代文艺复兴，一九九四年迎来了市场化，新世纪开启了大片模式。四十年风云变幻间，中国电影从来都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

一个时代的回望，既有青春岁月的感怀，又有集体记忆的痕迹。抚今追昔四十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到哪里去，中国电影依然在路上。

01

请回答1980：反思、寻根与实验

十年浩劫，无人幸免，反映民众心声的“伤痕电影”，成了后文革时代的第一股风潮，它们就像是亲历者饱含血泪的回忆录，无限逼近于历史的真相。

1979年，老牌劲旅上影厂推出**《苦恼人的笑》，后起之秀西影厂奉上《生活的颤音》**，同为导演处女作，它们的批判力度，如今看来仍有初生牛犊的锋芒。

不过，所谓“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总设计师的隔空影评，改变了伤痕风潮的调性。褪去悲苦气质之后，八零年代的反思电影，从惊世一吻开始。

1980年，电影**《庐山恋》**上映，不仅让女主角张瑜成了一代人的梦中情人，也让庐山成了最为浪漫的旅游地，虽然它此后惨遭翻拍，但IP的价值依然驰名景区。

有人看过之后无法接受，有人则是看一遍还是不过瘾，诞生于山水之间的“新中国银幕初吻”，就像一个决定性瞬间，定格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

真正将反思电影推上顶峰的人，当属第三代导演谢晋。

他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从那时便奠定了他“改革先锋100人”的历史地位。

比起以往的伤痕电影，谢晋的戏往往观赏性更强，每个人物都被演绎得有血有肉，赋予了更多的性格内涵，而故事的发展，更接近节奏紧凑的情节剧。

特别是1986年的《芙蓉镇》，塑造了著名右派秦书田同志，面对层出不穷的运动斗争，他的名言“活下去，像个牲口一样活下去”，发出了混乱年代的人性最强音。

对于如今的社畜而言，秦书田就像是他们的精神偶像。每当他们在工位上气馁时，耳边总会传来老秦头铿锵的激励，让人不得不集中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扮演秦书田的姜文，当时正忙着和女主角刘晓庆谈恋爱。若干年后，当刘晓庆已经下海从商，因为偷税面临牢狱之灾时，前男友姜文还曾仗义地伸出援手。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同样来自姜文的一声秦腔，为我们带来了第五代的辉煌。

张艺谋的**《红高粱》**夺得柏林金熊奖，实现了中国电影又一个零的突破。

在西影厂厂长吴天明的支持下，以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导演，纷纷丢掉了戏剧的拐杖，玩起了历史的寓言，从此走上了与谢晋截然不同的道路。

从反思到寻根，靠着一批优秀作家的故事，使着学来的实验技法，第五代紧跟当时的寻根热潮，想要用电影去呈现中国的文化基因，好好地启蒙吃瓜群众一下。

只可惜，小时候的我还愚昧不堪，一看见CCTV6放第五代，就会下意识地转台。总觉得它们都像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又闷又艺术，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看睡着。

当然，第五代也并非都像我小时候想的那么闷。

譬如黄建新的“先锋三部曲”，就以剑走偏锋的诡异画风取胜。当同代人都在挖故纸堆时，他却在关注现实生活。

《黑炮事件》，讲的是“一枚象棋造成的官场混乱”，本质是政治惊悚片，难以信任下属的领导，因为一系列误会而陷入困境，呈现出了一种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错位》，讲的是“文山会海引发的科幻噩梦”，疲于应付行政事务的技术官僚，为了专心搞研究，特地搞了个克隆人去代替自己，没想自己却渐渐失去了控制。

整部电影采用了一种表现主义的风格，无论是声音还是画面，都是要多阴森有多阴森，配合土法拍摄的机器人偶，堪称童年阴影级别的cult片。

《轮回》，讲的是“反叛青年经历的前卫爱情”，通过一种舞台化的设置，将主人公作天作地的内心独白直接说出来，让你恨不得上去就是一巴掌。

黄建新的这些作品，即使放在今天也显得另类，难以想象若是坚持这个路子，中国电影会出现什么新鲜东西。只可惜啊，历史无法假设，他也不是从前的他了。

除了反思与寻根的时代主题，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就像一个疯狂实验的研究所，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吸收各种思潮与技法，产生了许多相当特别的电影。

当今天的女德班还在横行，1989年**《哈罗！比基尼》**在认真讨论健康与美；

当今天的案件动不动反转时，1986年**《T省的八四、八五年》**在认真讨论法制。

2018年，中国科幻的未来在哪依旧是个话题。

八十年代却产生了一批奇绝的幻想电影，从让毕赣念念不忘的**《霹雳贝贝》，到关注臭氧层空洞的《大气层消失》**。

2018年，虚假的青春打胎片依旧死心不改。八十年代却产生了一部名叫**《少年犯》**的电影，每当你去参加军训时，总会看见有人在片中的歌声里悄悄抹眼泪。

就像是**《顽主》**里“群魔乱舞”的T台秀，八十年代，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就像是一场短暂的文艺复兴，虽然难免混乱与莽撞，但始终充满着生气与活力。

02

你好哇，1990：个人英雄主义

理想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市场化与产业化，成了中国电影在九十年代的关键词。第五代与第六代，香港与内地，商业片与艺术片，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1992年，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小渔村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这座城市的对面，一位年轻人正大红大紫，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为“周星驰年”。

此前的一年，“演艺圈忘我大电影”**《豪门盛宴》**上映，讲着广东话的明星们，个个为了内地的华东水灾尽力演出，陆港两地的年轻人还没有拿起键盘对喷。

此后的一年，四大天王火到内地，小品**《追星族》表现了当时饭圈女孩的生活；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即将被命运钦定，成为中国第一部进口分账大片。

1994年，神作诞生之年。

虽然这个年份并不准确，许多“神作”的上映时间都不在这年。但是，它就像个象征性的幸运号码，被影迷和公众号强行膜拜。

这一年，陈凯歌拍出了个人生涯最高峰的**《霸王别姬》**，赢得了华人世界唯一的戛纳金棕榈。若干年后，这部杰作却被质疑是他爸爸代拍的。

同样是在这年，张艺谋邀余华坐镇，拍出了著名的**《活着》**。若干年后，关于这部戏，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活着》还在，拍《活着》的导演却死了。

与此同时，姜文演而优则导，拍了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主角是和他很像的夏雨。若干年后，这个模子再次显灵，人们认识了一个叫张一山的演员。

远赴宁夏银川拍摄的《西游记》，由刘镇伟执导，周星驰主演，分为上下部在香港上映，结果票房惨败，口碑被喷，赔得连妈贵姓都不知道了。

若干年后，这部被称为**《大话西游》**的电影，在北京大学获得热烈追捧，周星驰被学生们戴上了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帽子；

若干年后，小朋友向六小龄童提问，“叔叔，为什么孙悟空会和白骨精谈恋爱啊？”；六小龄童扛起棍子就开始表演，“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

关于好莱坞大片，改革派与保守派在这一年吵得不可开交。躲着文化部门，悄悄放片的院线经理，在海报上写上了**“改革年代，激烈争论，电影市场，风险上映。”**

个人的行为，倒逼了官方的行动，在高层的首肯下，中国电影公司终于开启了与好莱坞的进口谈判，正式开启了进口分账片的合作模式。

1997年，贾樟柯拍出了**《小武》，张艺谋拍出了《有话好好说》**，第六代与第五代的两位代表人物，还没有因为广电总局的“举报门”而结上梁子。

一向不如意的冯小刚，今年终于靠着**《甲方乙方》**走了大运，从此成了内地贺岁片的扛把子。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成了一代人的新年口头禅。

整个九十年代，我都好像活在千里之外的香港。我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等待一个叫做“电影梦工厂”的栏目，与“双周一成”虚度时光，还不知道谁叫王家卫。

一个个的偶像，都不过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九十年代，中国电影最后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资本大潮来临之前，每个人都在憧憬着未来。

03

我去2000：大片为王

千年虫的病毒，吓坏了世纪之交的计算机；全球化的号角，宣布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死刑。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开始紧紧团结在“大片”两个字的周围。

新世纪的第一年，华语电影在欧洲大放异彩。戛纳电影节上，台湾的杨德昌收获最佳导演，内地的姜文拿到了评审团大奖，香港的梁朝伟得了影帝。

新世纪的第二年，Ang Lee这个名字彻底征服了好莱坞，**《卧虎藏龙》**不仅刷新了华语片的北美票房纪录，还获得了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四个奥斯卡。

关于华语电影的发展态势，贾樟柯曾如此点评：

“杨德昌、王家卫、李安的电影正好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这三种不同的创作方向，显现了华语电影在不同模式生产中都蕴藏着巨大的创作能量，呈现了良好的电影生态和结构。”

写下这段话时，贾樟柯曾感叹内地导演在这个创作格局中的缺位。他在盼望新时代的时候，会希望掌握未来主导权的是内地人吗？会想到张艺谋的商业片战略吗？

2001年，在制片人江志强的撺掇下，张艺谋拿出早就收到的剧本，不顾“跟风”的误解，毅然找了一堆明星来拍武侠，一边泼颜料一边学黑泽明，片名起为**《英雄》**。

2002年，《英雄》开启了内地的商业大片时代，而拍《英雄》的张艺谋，却长久陷入口碑争议的泥潭，成了被误解与被损害的“狗熊”。

同样是在2002年，当内地影市高歌猛进时，电影**《无间道》**横空出世，这部群英荟萃的集体救市作，就像是一次回光返照的表演，送给了我们最爱的港片。

2003年，非典袭港，张国荣自杀离世，四大天王在金像奖上合唱哥哥名曲**《当年情》**。香港电影进入了至暗时刻，我们这些港片狗也到了该告别的时候。

2006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该片在国内上映时，贾樟柯固执地选择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档期。

“我到底想看看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现场，针对双方影片在宣发环节中发生的骂战，贾樟柯语带哽咽地说。

另一方的制片人张伟平，则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懒得装斯文去搭理一个已装不下去斯文的人。再重复一遍艺谋的话：他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选择好人还是黄金？选择商业还是艺术？不管你怎么选择，在大片为王的市场体制中，贾樟柯这样的“弱者”，无论怎么硬碰硬似乎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就在同一年，一部叫做**《疯狂的石头》**的电影，却完成了屌丝逆袭的好戏。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宁浩导演的这部处女作，都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黄建新执导，百余明星零片酬客串演出。大片的运行法则，从商业片推广到了主旋律的领域，仿佛成了一种万灵药。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内地走入了以大片为核心的制作模式，整个华语电影的中心开始向北京靠拢，作为他山之石的港台电影，在市场中的话语权愈发薄弱。

艺术片被压缩市场空间，小成本都得依靠奇迹翻身，当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时，他会在想什么呢？下一个**《我不是药神》**，还能依靠口碑突围吗？

04

2010s：十亿与十万加

十亿俱乐部、互联网+、大数据、小鲜肉、流量为王、下跪门、阿里编编、偷票房、买票房、锁场、幽灵场、票补、IP、阴阳合同、偷税漏税、一吻跨年，2010年以来，中国电影的票房数据与花边新闻，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精彩。

票房大跃进，张口就十亿；自媒体吹爆，起码十万加。2010年代，无论是叫座还是叫好，中国电影的评价体系都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越来越看不出个头绪。

2010年，一句“站着把钱挣了”，姜文的**《让子弹飞》**口碑高涨，片方号称票房超7亿，夺得年度冠军。结果，一查它只有6.59亿，以为口碑好就能顺势吹一波牛了。

2016年，**《叶问3》**爆出大规模票房造假丑闻，资本联合多家影院，买票房，炒股票，把票房数字转成了漂亮的账面数据，把电影完全当成了金融工具。

片方的弄虚作假，第三方统计的疏忽，外加货币本身的通货膨胀，这些年来，随着热钱涌入流出，保底发行等金融手段层出不穷，票房这个标准越来越不靠谱。

既然叫不叫座已经是个玄学了，那么叫不叫好总有个谱吧？一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看，总有人能值得相信吧？还真是不一定。

不管是微博上各种收钱的大V营销号，还是号称连豆瓣评分都能刷动的水军公司，无论是营销事件还是粉丝刷榜，口碑这东西，搞不好也是一咬一口水。

就算媒体并没收钱，好话说多了也会效用下降，听得人耳朵起茧。从刷爆到屌炸再到炸裂，从佳作到杰作再到神作，夸奖也会陷入通货膨胀的陷阱。

每当你听信自媒体谗言，亲自掏腰包去影院时，难免总会遇见几部片子，说是交口称赞的水平，其实也就不过尔尔，弄不清自己是被骗了还是审美有问题。

2010年代的中国电影，左手拿着十亿票房俱乐部的入场券，右边拿着十万加刷爆朋友圈的帖文，边哄边骗边下跪，花式营销不嫌累，直到把你搞定为止。

对于国产电影，眼界越来越开阔的我们，似乎已经越来越不耐烦。可就像是球迷对国足的感情一样，再多的批评谩骂，也挡不住我们内心的期待。

回望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我们曾经欢欣鼓舞，我们有时失落沮丧，关于下一个十年，中国电影又会发生什么呢？业界的寒冬已成定局，春天又会什么时候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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