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中国的大学要大事改革_风闻

一位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作者Chi Wang，内容是说他曾经在美国华盛顿两家政府机构工作了五十年，认识好些政要，知道他们一向支持及同情中国，但近十年的情况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善不再。我没有理由怀疑此君说的。好些报道从其他角度说的也是类同的话。

今天，不少报道说，中国学生去美国求学，签证往往被拒，有些暑期回家探亲后再去美国时不获签证，有些每年的例行续签也遭否决。看来是跟某些科目有关，但也不一定。这样看，要申请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将暴跌，因为读到中途不获续签对学生是灾难！

美国的大学本身当然欢迎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一般好学，而收取外来学生的学费，以公立的大学来说，通常远比美国本土的学生高。我大约地估计，是三个外来学生的学费可以养起一个助理教授，而一个助理教授通常教约十个full- time equivalent的学生，所以校方是赚了七个学生的学费。当然，大学还有好些其他费用，但在边际上多教一个学生的成本低，外籍学生对校方的财政是有助的。

昔日美国的求学气氛

回顾历史，美国对中国是友善的。虽然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美国有份，但庚子赔款协助不少中国的学子到美国读书，培养出钱学森、杨振宁、陈省身等高人。美国本土有一个大麻烦是种族歧视，政府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驱之不去。然而，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五年，受到的种族歧视不严重。另一方面，在美国我受到多位经济学大师的指导与关怀，使我终身感激。当年美国的师友对我思想的重视，远超我一九八二年回港后遇到的。是的，当年在西雅图华大讲课时，系主任诺斯坐着旁听，不是监管，而是做笔记。其他同事和我天天研讨，谁对谁错没有谁管，真理的追求就是那么愉快的事。杨怀康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过西雅图华大，见过当时那里的热闹。

早年我在香港读书失败，但美国那边却欣赏我那想得快想得怪的本领。考什么公开试我无法过关，但在洛杉矶加大考四科博士笔试，其中一科的教授多年后对我说，他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在说什么，考虑良久还是给我个第一算了。环境适当，求学是一种享受。

同样，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提交的十一页纸的《佃农理论》的初稿，在加大研讨时在座的数十位教授与研究生一律说我错，吵了几个小时。该晚十一时多，我挂个电话给老师赫舒拉发，问他我的论文建议是否要放弃。他说：“你说什么？那是我平生见过最好的论文。”过了一天，另一位老师阿尔钦给我电话，说要在他的研究班上讨论我那十一页纸，一个月后他叫我动笔。要是在今天的中国，我的《佃农理论》不可能写出来。当年老师教的真理追求的意识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来科斯的回忆写下，我吸收了八位大师的思考方法。他说我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然后发挥自己的。今天，我怎可以说美国对中国人不好呢？种族上的歧视当然有，在学术界不严重，大可置之不理。

一家两代的故事

我的外甥及自己的儿子在美国求学的运情也差不多。这个外甥当年虽然在香港的中学成绩不错，但没有大学收容，我带他到美国去跟我求学。我给他定下来的规则简单：周末不准读书，要陪我去钓鱼。教他的主要是一项：写博士论文时一定要跟一位世界级的大师。从本科一年级起，只六年此子获博士，今天他属一掌之数的生物细胞大师了。要是获得诺贝尔奖我会敲榨他分我一半。

我儿子的故事雷同。我教他不要管中学成绩，不要管那些进入大学的公开试，因为他在美国出生，入大学容易。从来不管他的读书成绩，只是知道本科毕业时他在整级考个第一。他自己不知道，而我懒得告诉他。教儿子，我又是说写博士论文时要跟一个世界级的。他当然受教，可惜在研究院他修的是两个博士一起读的课程，难度大，害得儿子吃得太多，变得太胖了。今天，儿子从事西药的研究，是商业的那种，获诺奖的机会小很多，但不是零。我的女儿在美国的读书成绩跟她哥哥差不多，但本科毕业后她不要再读下去，是她的选择，我尊重。

上述是我家的两代人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说美国人善待炎黄子孙是对的——撇开一些无聊又琐碎的种族歧视，实在好。说实话，从求学这方面看，中国人不会对我们那么好。可惜今天无端端地，美国对中国人不好了。我恐怕此“不好”也，会持续下去。政治多么可怕！

盗窃科技谈何容易

我曾经写过，开放改革前中国对外间的科技知识的所知是零，但在开放改革后，凭中外合资与以市场换技术这两个法门，中国学得快学得好。不久前北京取消合资的规限，做得对；但源自市场换技术的必须外销的来料加工还在，也应该取消，因为今天要多引进外资。

今天美国再不欢迎中国的学子到那里求学。这些学子可以转到加拿大或欧洲的大学去，只是有些重要的科目，美国还是最高明。我不相信美国当局说的，中国频频盗窃美国的科技。当然不可以说完全没有，但industrial espionage这回事，四十年前我得到美国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作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没有本领从事。偶尔的小偷当然存在，但专业性的工业盗窃谈何容易！一九八二年我发表Property Rights in Trade Secrets（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82, P40-53），读者可以参考。

引进人才的法门

那所谓“人才政策”——即是出资或较高的薪酬外聘科技学问人才——在内地的多个地区出现了好些年了。近几年从国外出高薪引进人才也明显。这方面，一个要点是开放改革四十年来，从中国到美国求学的无数，其中不少学得好。人才政策当然是想着这群人，但北京忽略了的，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不愿意回归，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接受中国的大学制度与运作。他们不一定打算到大学工作，而是任何在知识上有成就的人，喜欢在有上佳大学的邻近工作。物以类聚，人以类聚，知识也类聚。

大家知道北京当局是花着巨资支持大学教育的。然而，今天中国大学的运作，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准则衡量，实在太差劲了。无谓的约束太多，课程的规限太紧，创意不受重视，而政治上的思想教育，从外间回归的知识高士没有兴趣，且往往有反感。这些日子，网上的讯息是国际性的，什么“翻墙”等玩意我这个老人家没有学过，但我认识的内地学生没有一个不懂。另一方面，美国的学术朋友指出，中国内地的大学要讲人际关系他们不能接受。

这就带到一个最难处理但必须处理的问题：言论的约束。我不是个信奉言论自由的人，我的老友科斯不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也不是。四十年来，无论是讲话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头没有干扰过我，但下面却无数次！在今天内地的大学处理言论的约束下，世界级的教育是搞不起来的。需要怎样处理我不知道。从乐观的那一小角看，我可以指出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了我很多书，一个牵涉到内容的字他们没有改过。所以在原则上，大学需要的言论自由是存在着一个可以接受的空间。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把这空间放大一点。

​都是越战惹来的祸

更为头痛的是算文章数量与论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这种无聊玩意，无疑是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现了某知名学报撤回一百零七篇中国学者的论文，牵涉到五百多人的导火线。这些行为当然不是中国独有，只是当年我在美国的追求真理的学术气氛下，这些行为不可思议。中国的大学要大事改进才有忠于真理的学术气氛。

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来衡量升职与薪酬这些愚蠢玩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战搞起来的，我知得清楚。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我问后来是林毅夫老师的约翰逊，在芝大升为正教授文章要发表多少。他说没有这种规定。我继续追问，最后他说，在芝大升为正教授不一定要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不能一句话也不说。

那时越战开始了不久。一九六九年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后，越战引起的学生动乱就频频出现了。加州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出现了炸弹恐吓事件，因为一些学生说该系没有聘用黑人作教授。在西雅图华大，校方要动用保护人员才让教授上学生人数多的课。在经济系内，一位年轻教授不仅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胡志明的巨像，授课时他播放影片，不讲课。

当时美国的私立大学好过一点，但公立的助理教授则对正教授说：“你们这些老头子连数学方程式也不懂，为什么薪酬比我们高？”是在这样的大吵大闹的情况下，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的准则就出现了。这些闹剧公立的大学远比私立的为甚，因为私立的要交不菲的学费，乱搞一通学生的家长不会出钱。

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这些无聊的衡量学问高下的准则，在美国源于越战，八十年代后期引进香港的大学，再十年盛行于中国的内地。今天，中国内地比美国严重很多。学报的高下排列分明，英文发表胜于中文也分明。这种玩意导致多人联名发表，也有埋堆互相引用文章等离奇行为。听说在中国内地，一间大学的经济系出奖金人民币十万，另一间出二十万，给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报》的文章。学术世界真的是变了。

大学改革有前车可鉴

我不知其他学者怎么样，但我自己在不自愿动笔的情况下写不出好文章。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图华大，过了三个月他们要升我为正教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分别告诉我，算文章多少这项玩意与我无干，我只做自己认为有趣的学问。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一个题材的思想成熟时，在半睡半醒中我会感到有点冲动，禁不住要在床上起来，坐在书桌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今天一律成为经典。

三年多前我在《信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制度与学术争取的文章，结集的书名为《科学与文化》，香港与内地皆出版。我对这本书满意，而在该书内我推荐历史学家何炳棣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本书。炳棣是我知道唯一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清华、六十年代在美国芝大的学者。那是清华与芝大的学术气氛最好的两个时期，难得炳棣能记录下来。

北京的朋友对大学的资助是慷慨的。他们提供的研究金令美国的学者羡慕。香港的几家大学收纳的内地学子的成绩，一般优于香港本土的，而香港本土的，以我所知为例，在美国一律读得好。美国今天歧视中国内地的学子，北京的简单应对，可按我三年多前出版的《科学与文化》的建议，或参考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大事改革中国的大学制度。

                         （《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