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_风闻

2018年是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第3年，曾经预测的新生儿呈井喷式上涨的景象并未如期而至。据《华夏时报》报道，通过部分地方公布的数据来看，2018年的出生人口很可能比去年减少100多万到200多万【1】。在放开全面二胎政策的2015年，曾有专家预测“婴儿潮”现象，甚至建议要做好抑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准备。然而现实情况是，生育率不但没有出现“呈井喷式的上涨”，反而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社科领域的许多所谓“专家”，其预测水平和已经堕落到了巫婆神汉的档次。之所以预测完全不靠谱，是因为他们长期只看纸面信息、不接触人民群众，以致满脑子“何不食肉糜”的想法。年轻人生育率下降这个问题，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而对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尤为严重。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不努力扭转生育率下降，日本和韩国的今天就可能是中国的明天。然而时至今日，许多所谓“专家”仍然抱着掩耳盗铃的心态，甚至不愿意正视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今天不妨就说的直白一些：非货币性福利的缺位导致普通群众抚养子女的实际成本急剧增加。许多家庭没有时间、也缺乏财力抚养更多的子女。

至少从数字上看，我国人均收入在迅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尤为难得。然而许多城市工薪族的感触却是：收入明明增高了，但是总觉得钱不够花。为了解释这种状况，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非货币性福利。

非货币性福利应当这样定义：采取国家间接补贴而非直接发放货币的普惠性福利，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以低于实际成本的价格获得许多生活必需的支持性服务。在计划经济时期，最典型的非货币性福利，当属早教服务，基础教育服务，以及职工医疗服务。

非货币性福利的意义极为巨大，它一度造就了这样的现象：从纸面上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印度、印尼等亚非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人类发展指数却超过了那些国家。最能直观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中学入学率和人均预期寿命这两个关键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的激增。农村有赤脚医生，城市职工报销绝大多数医疗费用，使得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1976年已达63岁，反超印度近10岁。

由于非货币性福利的普遍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城镇家庭绝不担心养不起孩子，所以有相当强的生育愿望。当时中国城市里几乎所有的早教机构都是非营利性的：稍有规模的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早教机构，收费非常低廉，一般在每月15元以下。而且由于早教机构的服务对象都是本单位的职工，幼教老师平时的工作也很尽职尽责。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单位办社会”的模式被瓦解。大量非营利性早教机构灰飞烟灭，只有少量党政机关的早教机构幸存下来。此后城市里呈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公立早教机构质量虽高，却供不应求，以致许多父母只能求诸私营早教机构。然而，私营早教机构聘用幼教老师，大多不设定学历要求，也不需要提供教师资格证。近年来爆出虐童丑闻的携程亲子园和红黄蓝幼儿园都是私营早教机构，后者的收费甚至不低。当非货币性福利瓦解、人情被冷冰冰的利益关系所取代时，很多龌龊的东西就开始发酵。

西方经济学理论否认非货币性福利的合理性，但是非货币性福利恰恰是对普通群众极为重要的东西。对比今昔，就会发现这样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许多企事业单位的女职工虽然享有很长的带薪产假，但很多人不等休满产假就回来上班；而现在的女性职员，就算有6个月的产假都觉得不够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女职工具有主人翁意识、工作积极性高，另一方面则得益于非货币性福利的有力支持——几个月的幼儿就可以放在单位的托儿所，再大一些可以上单位的幼儿园，女职工下班后直接把孩子接回家就行了。设置这种非货币性福利的初衷，就是支持职业女性在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多的价值。反倒是现在，许多有工作意愿的女性，不得不在家做一阵全职妈妈，甚至沦为“孩奴”。

尽管非货币性福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西方经济学教材却对此闭口不提。社会科学带有鲜明的阶级性。被西方经济学洗脑的学者鼓吹“市场万能”，把一切社会服务交给市场便万事大吉。然而，非货币性福利消亡带来的社会影响，在普通群众看来是非常负面的。

虽然近年来中国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但是城市工薪族却并不觉得手头宽裕。稍有些阅历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里的双职工家庭往往出手阔绰，就算把每个月的工资花掉90%，照样开开心心——不用还房贷，养孩子成本很低，收入大可用于个人消费。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工薪族的货币性收入远远超过30年前，但是很容易感到“钱不够花”——用4000元/月的价格，尚且不能保证从私营早教机构购买到相当于当年15元/月的服务，工薪族还敢随便用钱吗？

仅从统计数字来看，早教机构4000元/月的收费拉动了GDP的增长，而非货币性福利并未直接创造多少GDP。然而，非货币性福利却与普通群众的安全感和实际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办社会”确实有不合理的因素，给国有企业造成了经济负担。将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职能从国企剥离出来，促使国企轻装上阵、获得重生，对于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好事。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非货币性福利瓦解之后，却并未出现理想的替代品。难道把社会服务完全放给市场，就能完全取代非货币性福利吗？实践给出的答案恰恰是否定的。

非货币性福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平等，例如，从前由单位开办的早教机构为本单位所有职工及家属平等服务。而市场机制讲究的不是平等， 而是“价高者得”——出价最高者吃肉，次者喝汤，其他人能不能见到骨头渣都难说。于是，在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私营早教机构、私立学校纷纷成为疯狂敛财的机构。学费一涨再涨，让广大城市工薪家庭不堪重负。

说句不好听的实话——**假如完全没有国家建设的非货币性福利，只要你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劳动收入、而不是资本利得等财产性收入，你就不可能购买到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在美国，较好的早教机构的费用在1500美元/月以上，较好的私立中学的学费大多高于2万美元/年，名牌大学学费普遍超过4万美元/年，而美国户均收入（税前）仅为5.6万美元。掰指头数一数，全家的税后收入够支付几个孩子的学费吗？把社会服务完全放给市场，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机会都要用钱来购买。这样的社会，是13亿中国人民想要的吗？

社科领域的许多所谓“专家”长期受到西方价值观侵蚀，总以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然而，个人的事情完全由个人自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在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个人所占有的资源是极为渺小的，把家人顾周全都费劲。辽宁省近日公布的贫困人口数据显示，因病致贫的占46%，个别地区高达60-70%。“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由于人口老龄化、医疗技术和设备的进步更新等多方面的原因，居民所承担的医疗费用正在逐年上涨。在一些家庭，往往病倒一个，就塌下一个家【2】。由此可见，极端的个人主义都是反人性的——人类本来就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得益于社会提供的支持体系；脱离了社会提供的支持体系，个人连维持自身生存都困难，“原子化的个人”不过是一种主观臆想。

如前所述，非货币性福利的缺位造成的抚养成本增加，不仅是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也同样可以解释发达经济体出现的生育率下降。日本和韩国的政府，甚至台湾当局，近年来都在鼓励生育，但是毫无成效。可以负责任的说，只要不改变“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社会政策，生育率下跌的问题绝对无解。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唯一的破局之道，就是把抚养下一代看作全社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由社会来承担年轻人口的抚养成本、并且提供抚养资源。这一思路可以简明总结为“抚养社会化”。

真理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指的是在非公共物品的领域内按市场规律办事。智能手机和卫生纸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不需要政府参与也能运作得很好。但是，国家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明确界定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因为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更不值得当作宗教来崇拜。按照市场机制，我国东南海岛和西藏的许多村庄就应该永远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但这显然违背“以人为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基本福祉的公共物品，就不应该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靠的可不是什么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会自发产生两极分化。高度重视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非货币性福利，正是消除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把建设非货币性福利提升到“解放生产力”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来认识。

为什么说非货币性福利有利于解放生产力？道理显而易见——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顾得了东就顾不了西。如果早教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都不发达，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劳动者就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于照顾家人，这不仅给家庭内部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降低社会的劳动参与率。2011年以后，中国劳动人口呈现出连续下降的趋势，而且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龄化。**如果不及时解决建设抚养和供养社会化的问题，家庭负担造成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许多独生子女家庭甚至可能走向崩溃。**如果国家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到位，将来必将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为什么说建设非货币性福利是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求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则要求增加新的有效供给，这当然涉及大量劳动力的转移。建设非货币性福利恰恰有助于吸纳大量劳动力，并且创造人民群众亟需的公共物品供给。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消灭许多传统就业岗位，例如翻译员、快递员、银行柜员等等，这么多劳动力总得有地方去吧？设想一下，如果保障全国6岁以下儿童都有幼儿园可以上，75岁以上老人都能够享有养老服务，这足以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消灭非自愿失业。另一方面，以专业化的抚养和供养服务解放出中青年劳动力的宝贵时间，将增加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国家应当高瞻远瞩，依托完善的转移支付，建立起新的、符合时代需求的非货币性福利体系。非货币性福利体系本质上是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不仅有助于增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对维持社会稳定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华夏时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808430106826056𝔴=spider&for=pc&isFailFlag=1

【2】搜狐财经：https://m.sohu.com/a/209015149_379902/?pvid=000115_3w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