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三大里程碑如何展现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

【在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也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

2011年清华大学成立100周年之际，寒竹老师就曾发表题为《百年中国，模式初成》的演讲，提到中国模式有着自身内在历史逻辑，这个内在逻辑由三个历史阶段有机组成：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补的形式解决民生问题。今日重读此文，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三大里程碑”。】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清华大学成立一百周年和中国模式。百年清华、百年中国。清华大学一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百年中国的一个缩影。如何在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自强不息，通过向西方学习而使五千年的文明不断更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中国一百年来的主题。所以，在清华成立百年之际讨论中国模式具有特别的意义。

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速度正在震撼世界，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全球语言监测”(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的媒体分析机构在2009年的报告，在报告公布时间的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成为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新闻，远远超过了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等热门新闻。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这是一个比较有共识的客观事实。但是，如何解读中国的发展，则是众说纷纭。这种理论落后于现实的现象说明，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仅仅沿用现有理论体系，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很难理解和诠释中国的现实发展。如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与转型是中国学界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有关中国发展的讨论中，中国模式又是一个聚焦的热点，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到底所指为何？中国模式对世界究竟具不具备普遍意义？相当多的专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众多的讨论中，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常常倾向于把西方模式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物，大家的分歧也基本由此展开。

但是，笔者以为，把西方发展模式作为讨论中国模式的参照物并不妥当。由于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别，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的发展经历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自然要求和全球扩张这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和优势，这两个历史条件和优势把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发国家与西方以外的后发国家区分开来。对于占全球80%人口以上的后发国家来说，西方国家发端于殖民地开拓的现代化模式是没有条件模仿的。所以，谈到发展模式，一定要做一个最基本的区分，这就是先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踩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背上实现的，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所有的后发国家来说，很难有借鉴意义。而后发国家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踩在自己上的双脚，在获得自己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寻求发展。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走的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更是在世界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卷入的，所以仅用西方的历史经验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把中国看作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这是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最基本的前提。

讨论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基本要求是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中外学界的主流常把中国模式理解为一个当下的概念，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所以常常把今天中国的现实发展作为中国模式的同义语而进行横断面的解剖。这种静态分析有其合理之处。毕竟，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确为五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对改革以来三十年发展进行精细的分析解剖不仅必须，而且重要。但是，从宏观历史看，近三十年的发展实为百年中国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能涵盖中国模式的整体。

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如何凭借自身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向现代国家？中国社会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而使今天的中国模式初步成型？与此相关联，中国在特殊的发展道路上形成的模式究竟有何特点？这些特点对世界究竟有无普遍意义？

（一）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

许多中外学者在谈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把中国模式看成是一个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一种发展模式。基于这么一种静态的看法，难免会得出一种非历史的结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今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当初为何要扼杀民营企业和市场？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的国家，仅仅用静态的方式是无法解释其发展模式的。事实上，中国模式有着自身内在历史逻辑，这个内在逻辑由三个历史阶段有机组成：**这就是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补的形式解决民生问题。**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中国模式。

一，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前创立了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告别封建主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但是，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国家，有着从未中断的漫长文明，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是很晚的事，一直到1949年才算真正确立。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革命，并不仅仅是指国家政权的更替，并不仅仅是指国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更不能仅仅理解为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共产党自己的政权。从宏观历史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斗争，完成的是中国由近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渡，完成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国大业。

中国的现代民族建国之路发端于辛亥革命前后，挫败于民国初年，再次兴起于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在抗日战争中达到民族建国的高潮。抗战后，国共两党都试图完成这个民族建国最后阶段的任务：对外，摆脱所有世界列强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欺压和控制，对内，把国家政权的力量深入到全国所有的疆域和农村村落。在国共两党的角逐中，共产党最后依靠平民大众的力量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建国大业。1949年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外实现了独立自主的主权，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无法实现的；对内，中央政府的政权一直深入到了所有的边疆和农村村落，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政府无法实现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称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实质上就是宣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在中国的现代建国过程，中央集权制度居于核心位置。透视中国现代建国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本质实际上是以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式来实现现代建国。所以，中国的现代建国过程同时也是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国家形式的过程。

中国知识界对中央集权制度一直存在很多误区，一些人常常把中央集权制度等同于中央专制制度。实际上，这是对中央集权这个概念的误解。中央集权主要是指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即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这种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是相对于封建和联邦这两种制度而言。一个国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联邦制度，大多属于中央集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集权和单一制基本上是同一个含义。所以中央集权跟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并无必然联系。

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除了美国这个特例，在一开始都是通过中央集权形式建立起来的。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所有这些先发国家得以完成现代建国的关键。与欧洲和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当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下被迫割地赔款的时候，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大都把中央集权制度和腐朽的清王朝绑在一起，视为同一个要为失败负责的东西。这种思想的内在逻辑很直接：中国应对这一场大变局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中国的当权者——清王朝，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都要承担历史的责任。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必须要抛弃二者。由于抛弃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多数西方先发国家的建国形式，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事实上沦为了一个不具备国家主权的地理名称。革命不仅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反而把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二十世纪的中国先贤们在粉红色的幻梦破灭后才开始醒悟到，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无法抛弃的政治传统，更是现代建国唯一有效的国家构建形式。从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以武装力量重建中央集权制度、以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的道路。所以，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既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以共和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

1919年的到1949年由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实质上类似于借壳上市，也就是说中国产党人借用由苏俄传入的共产主义理论，发动下层民众，由工农革命来实现现代民族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中国人经过辛亥革命后的奋斗发现，重复西方国家的道路最终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要想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融入西方世界。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让中国永远停留在半殖民地状态是最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所以，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由于西方国家的态度，当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谓“救中国”，就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在1949年的现代建国奠定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性，这也是孙中山当年所追求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所有后发国家的发展路径看，国家是否具有独立自主性是一个最为根本的关键。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在名义上摆脱殖民统治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独立的国家主权是一个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中脱颖而出，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成功地学习了源自于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用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建国。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之点。

二，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体系工业的独立。理解中国模式历史逻辑的另一个关键之点是现代建国后的战时经济体制。相当多的一些学界和政界人士把中国今天的成就看成是三十年前走出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结果。这种看法尽管普遍，但却有失偏颇。

不错，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看，以竞争机制为动力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目前仍是全球经济最强大的经济发动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以政治动员为基本动力的战时经济发展体制确实无法持续地保持高速发展。但是，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并不能视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之所以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根本原因并非是中共领导人的主观抉择，而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所导致。有两个重要的事实常常被一些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内的学者所忽略。

首先，中国的国家主权虽然在1949年得以确立，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这对中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极大限制和威胁。上个世纪中叶，中国为了维护完整的国家主权而跟苏联交恶，中国在国际上受到最强大的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挤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这对中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了极大的障碍。

其次，中国在1949年后虽然基本上摆脱了战争状态，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事实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年代。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面临着世界两大军事超级强国的军事压力，苏联屯兵百万于中国边界和苏美两国的核威胁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两把利剑。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的内战在八十年代前并未真正结束。台湾地区在大陆的空中军事侦察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海两岸的相互炮击也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

由于上述两个历史条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两个首要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则不得不建立在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国防体系基础之上。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把备战备荒作为一个基本国策，不得不把高积累、低消费的非常规方式作为原始积累的手段。今天看来，这种战时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上一辈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上个世纪中叶的战时经济体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并且为八十年代后以民生问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看，以竞争机制为核心的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发动机。要走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显然是中国的一个明智选择。而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也确实证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是成功的。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之首，钢铁、煤、水泥、化肥、谷物和肉类的产量均已达到世界第一。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中国的发展也是一个奇迹。中国的脱贫人口居世界之首，汽车销量已超过美国，居于世界第一。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市场经济救了社会主义。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功，并非仅仅是靠实行市场机制。事实上，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不计其数，但真正保持持续高速发展的国家却屈指可数。新兴市场的“金砖诸国”之中，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市场化程度并不比中国低，但无论是经济的规模还是质量都很难跟中国相比。显然，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功，除了引入市场机制外，还有其他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仅仅靠市场本身的发展，无法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要想建立完整、独立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依靠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引导和整合。三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一系列金融风暴的冲击，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的独立自主，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既避免了中国社会在改革中发生分裂而陷入内乱，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经济没有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保持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大国的地位。

所以，从历史的轨迹看，中国发端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并非是历史的断裂，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中国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短短三十年中跃居世界第二，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逻辑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达一百年之久的三部曲：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平民革命实现政治独立；以战时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独立和国防工业的独立；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这个三部曲承先启后的内在逻辑是完整理解中国的关键。

40年深圳巨变

（二）中国模式的特征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中国模式的形成经历了百年之久的三部曲，今天终于初步成型。如果把今天的中国模式比作初结的果实，那么一百年来中国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则是产生今天果实的大树。但是，如果我们再深而究之，则会发现这颗大树深深地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要理解中国模式的特征，不仅要把中国模式理解为一个中国人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而且必须把中国模式理解为五千年文明的一个结果。今天的中国模式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的特殊生命力。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优先、平民主义和以大众意愿为导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三个最基本特征。

中国从汉代以降，形成了以名义上儒学为主，实际上以儒、道、释、法、墨等教派合流的实践理性为社会主导的传统。**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把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异质文明化为自己本质文化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个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中国化”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近现代以来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在现代中文里，西方化和中国化是两个指向完全相反的概念。西方化是一个外化的概念。西方化的具体含义是把非西方世界西方化。从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世界开始了全球扩张。这个西方世界的扩张被称为Westernization，即西方化。这个过程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方面是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经济控制从全球获取经济利益，以海外的经济输血来维持西方国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通过向全世界输出西方国家设定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通过文化软实力来巩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把世界五百年来的历史称之为“西方化”（Westernization）的历史，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但是，中国化在中文里面是一个内化的概念，它是指把非中国的外部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吸取到自身内部，从而使中华文明自身不断更新。每一个国家都有吸取外部先进文化的能力，有的还做得很好。为什么说中国化是一个中国独特的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原生性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吸收和融合外部文明的历史。中国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原生性的古老文明，这种文明的概念远远超过了一个国家的含义。中华文明就像过去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一样，其外延和内涵均不同于今天的民族国家。除了中华文明，其它古代文明都已经毁灭或长时期的中断而失去传统。唯有中华文明经过无数次凤凰涅磐而不断复兴。

第二，即使在中华民族遭到异族征服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能够凭借自身的文明反过来从文化征服外部敌人，最终自己成为主体把外部入侵者融入自身。比如蒙古族和满族在历史上入侵中华，最后反而被中华文明征服。

所以，发源于东亚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与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对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能力。这种兼收并蓄的包容力是形成今天中国模式的一种重要力量。任何主义、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国人都可以把它拿来中国化。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两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都来自西方，但这两种主义都已经中国化。

如果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中国学习和容纳异质文明的脉络非常清楚。鸦片战争失败，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开始虚心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甲午战败，开始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开始虚心学习美法两国的共和制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国濒临解体，中国又开始以俄为师，用共产主义理论来发动下层劳工大众进行平民革命；用红色革命建国后又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条走不通的乌托邦之路，又开始引入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这当中中国走的每一步都是希望用其他民族或其他文明中的进步因素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的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试图通过向西方世界学习来完成自己的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社会今天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模式，就是这种开放，兼容并包的力量促成的。

**平民主义的历史传统和平民的现代建国是中国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中国是一个早熟的社会。所谓早熟，主要是指中国在封建制度尚未发育成熟的时候就过早地结束而进入了中央集权国家。与欧洲和日本相比，中国严重缺乏封建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平民社会。西周的封建制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崩溃，最重要的的原因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平民运动。彼可取而代之”、“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说法都具有强烈的平民主义色彩。平民运动导致大量私田出现，井田制崩溃。各国的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秩序也走向溃散，礼崩乐坏。由于平民运动的兴起，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统一中国都无法再用分封诸侯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一个大国，在封建制度下，可以通过封建主的层层委托，把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由血缘为基础的梯田式的结构。如果这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分封系统被打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建立起一个新的梯田式的系统，除非像希腊城邦那样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显然，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须重建梯田式的新构架才可能维系整个社会。而这种新的梯田式结构又不可能再以血缘为基础，那么，以才能、以品行来选拔和任命官员就成了唯一的选择，郡县制、官僚制和科举制也就应运而生。所以，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国都是世界上平民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只有理解了中国强大的平民主义，才能理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才能理解中国几百年一轮的农民起义。理解了中国的平民主义，才能理解苏俄送来的马列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找到土壤；理解了中国的平民主义，才能理解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活力。

平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平等的追求，正是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使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强大的活力。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甘于在经济政治上落在他人之后。在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政治上的平等主义在理论上发展到极致，但经济领域则受到压制。中国发端于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经济打开了民营经济的阀门，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欲望顿时爆发出来。在美国，富人区和贫民区泾渭分明。在美国的贫民区，很多吃救济的人成天浑浑噩噩，对未来完全没有希望，生活完全靠一点政府救济。美国穷人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几乎都丧失了生活的希望。对于社会中的富人阶层，他们并怨言，也没有想法向他们看齐。美国的这种贫富固化的根源在于其精英统治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欲望。不甘落后、向富人看齐、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仅仅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发展，中国大中城市中绝大部分的中小服务业已经基本上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拥有和经营。

这种强大平民主义力量不仅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不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无限制地发展，不允许中国社会在贫富分化中断裂。共同富裕成了近年来中国社会一个最强大的共识。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所谓“仇富”和“仇官”情绪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清洁剂，它表现出中国平民对社会分化强大的制约力量。在金砖诸国中，论贫富差距，论政府腐败程度，中国的表现都优于其他国家，但社会大众对贫富差距和政府腐败的批评声音却远远超过了金砖诸国的其他国家。这种现象表现的恰恰是中国社会中的平民主义对社会发展的纠错机制。由于这个平民意识主导的纠错机制，中国社会很难形成一个资本统治一切的社会，也很难形成泾渭分明的社会等级。强大的平等主义对政府和富人的批评客观上制约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恶化和分裂。

**以大众意愿为导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中国模式的第三大特征。**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这并非是中国政治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是许多后发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而非中国的唯一特点。在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作为一种弱势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在由西方资本力量所主导的全球竞争中，后发国家的民间资本很难凭借自身力量发展。由政府整合和主导经济发展是许多后发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以中国的近邻日本和南韩为例，在这两国的现代进程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的政府的特殊优势在于不断地以施政业绩获得自己合法性的执政民主，这种以大众意愿为导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有着巨大的政治优势。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代平民革命的原因，改革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并不是通过选举而一次性获得，而是通过执政者在施政过程中的长期行为来获得。中国社会在三十年的改革中开始逐渐摸索出一种独特的、具有全社会性质的民主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多元化的结构。即整个社会权力由执政党的组织力量、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力量、资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力量共同组成。这个全社会的权力构成系统远比西方国家政治权力构成系统更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同时也受到更多的制约和平衡。西方的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权力内部的一种权力分割和制衡，而政治权力本身在整个西方社会中所占有的权力资源极为有限，资本事实上拥有绝大部分的社会统治权力。而中国的四权平衡是在全社会中形成的一种制约和平衡机制。其中，尤其是民间舆论对执政党和政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政府在执政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不得不考虑民间舆论。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来看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我们会发现，社会大众的压力始终伴随着政府执政的全过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中国政府必须要在每一个具体的决策和行动中不断地获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这跟被选票上了保险的西方政府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西方制度的民主性是体现在选举的一瞬间，那么中国社会的民主性则是体现在政府的整个执政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这种政治模式给政府形成了一个持久而巨大的压力。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政府必须为民众服务，政府必须为所有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否则政府就会丧失政治合法性。无论是紧急救灾还是社会发展，无论是社会的发展方向（速度和公平的关系），还是老百姓的菜篮子，政府不得不尽可能在决策和施政过程中体现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意愿和要求。政府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无论之前有多少政绩，只要政府在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稍有缺失，立即就会面临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压力。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是中国政府政府能够具有高效率的根本原因。

所以，中国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杰出表现并非是中国政府官员有比西方官员更高的道德意识或智慧，并非是说中国政府天生就具有服务于民众的心态，而是中国社会大众的意愿最终主导着政府的施政行为。从社会发展和政府的责任角度看，这种政治模式显然有着巨大优越性，因为在这种模式中，中国政府承受着比西方大得多的社会民意压力，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迫使政府必须承担起服务于民众的道德责任，政府在社会大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战战兢兢、不得不竭尽全力地在行动中获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只有理解了上述道理，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民众对社会发展方向和现状的满意度在西方一系列民意调查中一直远远高于西方社会。

（三）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

上面谈到的三个特征为中国模式所独有，这些特征是中国能够取得今天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虽然中国模式为中国所独有，实践理性优先、强大的平等主义和以大众意愿为导向的政府施政模式是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但是，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将近十四亿人的大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仍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

要理解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首先必须澄清模式的普遍意义和普世模式的重要区别。社会发展模式，是指一个社会发展的立体结构形式，由经济、政治、文化诸种因素组成。每一个社会发展都有它自身的模式。而且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从现代化的进程看，即使在欧美的资本主义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相同。亨廷顿曾指出，美国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不同。而在欧洲内部，英国模式又不同于法国，德国不同于英法。近一点，东亚模式不同于拉美模式，印度模式又不同于东亚模式。所以，认为承认中国模式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是错误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没有跳出“普世模式”的框框。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发展模式，更多地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发展方式，很少想到这种发展方式需要移植。在中国范围内，有珠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中又有深圳模式；有长三角模式，长三角模式中又分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这些社会发展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很难相互移植或复制。今天的重庆模式又跟以上所有的模式不同。所以，要理解中国模式，首先跳出发源于西方的一神论思维方式，跳出“普世模式”的陷阱。所以，强调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是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普遍意义，而非是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普世模式。

此外，在谈论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或世界意义时还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是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主要是指对后发国家，即绝大多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本文开首所言，先发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与后发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作为一个被迫卷如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奋斗后，终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意义的。上面谈到的中国模式的三个基本特点对所有后发国家都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实践理性优先，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这个特征，如果进一步抽象，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结论，这就是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自主性和包容性。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想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必须要获得完整的独立主权，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意识。一个国家，如果仅仅靠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提携下完成现代化转型，注定是要失败的。最近的中东革命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步入现代化的门槛，必须对先进的外来文化持一种开放态度，必须要能够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主体吸收和消化一切外来的先进文明。丧失自我和固步自封是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最大障碍。

但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原则。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遭遇强大的西方文明时，很容易陷入放弃自我或保守排外的两个极端。即使是自主性和包容性都极强的中国，在一百年来的发展中，都曾在这两个极端中徘徊过不少时间，付出过不少代价。

平等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够使社会的发展充满活力和制约社会的贫富差距。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社会的等级机制。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上相当多国家，特别是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的国家，社会的等级观念都强于中国，这也是很多国家的经济难以保持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模式向世界证明，平民主义和平等观念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制约社会过度分化的强力机制。对相当多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的国家来说，如何通过社会改革打破原有封闭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完成现代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

以大众意愿为导向的政府施政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发的西方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精英政治，这种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制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给国家的精英统治提供了政治合法性，虽然现实中是少数社会精英对大众的统治，但这种少数人的统治却贴上了多数人授权的标签；第二这种代议制推卸了精英统治的政治责任。由于民众在选举中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让渡给了少数执政者，所以，无论执政者在执政期间的行为如何，民众的制约都非常有限。把代议制等同于民主制度是执政精英推卸政治责任的一种合法形式。代议制的这两个优点给西方社会的精英统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西方国家历经几百年而基本稳定的本原因。

但是，西方国家形成的精英统治是有无法复制的历史条件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天再实行精英政治已经没有可能。如果仅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民主选举，而缺乏政府的执政民主，民主选举只能蜕化为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财富的工具。一些发展中国家弃执政民主这个最根本的民主过程而不顾，专注地模仿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结果，由于缺乏经济、政治和知识精英一体化的社会条件，单纯的社会选举常常把整个国家推向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如何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渐把现有政府改变为一个执政民主的政府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以上仅是对中国模式的一些粗浅分析。对于一个在发达国家的枪炮下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对于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十三亿人的大国，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上的分析当然远远不够。不仅如此，整个世界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总结都还远远不够。回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发展道路艰难曲折，环顾眼当下的中国发展，色彩斑斓、纷纭复杂；放眼未来，中国模式虽然基本成型，但尚在发展和完善之中。所以，总结和研究中国模式是世界学术界的一个巨大课题。而这个课题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来说都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是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全文发表。本文的英文版也可见于2011年4月27日《中国日报》第9版。

100 years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By Han Zhu (China Daily)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st 100 yea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y more than they can be divorced from its 5,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hould be seen as a continuing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hina model”, which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model”.

The China model has been shaped in three stages.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nation-building star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44-1911), resulting i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A wartime economic system was adopted after 1949 to obtain full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defense. And finally, in 1979, people’s livelihood was made the top priority.

The China model acquires its characteristics from more than a century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 and mirrors the country’s 5,000-year history. In other words, the China model reflects the special vit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odel’s characteristic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rational practicality, populism and good governance based on public will.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follows the tradition of practical rationalism, an all-embracing but selective fusion of cultures. Since the Han Dynasty (202 BC-AD 220), Chinese society has assimilated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s, including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Legalism, Monism and other philosophies.

It sifted the beneficial aspects of heterogeneous (even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n converted them to suit the realities of society, which can loosely be called Sinofication. It is this ability that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China model. And unlike Westernization, it is an internalizing process.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populist tradition, is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hich has shap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y periods of history. The fall of the feudal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was caused by civil wars among vassal states, and true civil society took shape during the Qin (221-206 BC) and Han dynasties.

Historically, the populist aim was prosperity and equality for all. While China’s modernization was built on civil revolution, it was strong populist power that spurred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prevented the market from enjoying a free rein and society from being divided into extremely rich and poor sections . No wonder, prosperity-for-all ha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driving force in recent years.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is good governance, in which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come from one-time election but from long-term good governance.

Objectively speaking, great public pressure has always accompani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model. A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levels, political legitimacy depends on public mandate - an indispensable process in every concrete decision and action.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governments, which are mostly invested by a periodic polling process. In the West, democracy is reflected only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but in China democracy has to navigate the entir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which puts enormous continuous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Under such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ll social problems or lose its political legiti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his model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t is only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se three factors that one can fully comprehe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people toward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is reflected in polls conducted b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a model,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the model itself.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China model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not copied.

Thus,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s in its influence on similar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most of which are not part of the West, and that i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still developing their own models.

The author is a research fellow of the Sinolizing Research Center.

(China Daily 04/27/2011 pag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