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改革开放40年，没有必然的成功，只有正确的选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范勇鹏】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改革开放首先是一种切身的体验，比如对食物的心态。回忆起少年时期，吃不饱是一个深刻的印象，我家是城市居民，按粮本供应粮食，基本够吃，但是长期馋肉馋蛋。
20年后，我出国学习，虽然感觉欧洲干净、精致，但已经没有感觉我们有什么实质性差距了。让我很唏嘘的一件事是，在国际会议上，看到来自俄罗斯东欧地区的学者，吃自助餐时他们的眼睛放光。要知道，他们曾经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我们是第三世界。看起来我们的生存状态调了个，俄罗斯和东欧走了一条和我们相反的道路。
对食物的态度，很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状态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自信感。这种态度的变化，中间就隔着一个成功的改革开放。
个人体验变化的背后，是宏观面貌的沧海桑田。
1978年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3.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9.5%。
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增长率达8.5%。而美国同期工人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今年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钢产量，曾经被视为判断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一个指标。我们一度为了钢走了弯路，也长年被钢卡了脖子。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曾这么问：“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今天呢？5、6年前就流行这么一个段子：
世界钢产量
第一名，中国（不含河北）
第二名，中国河北（不含唐山）
第三名，唐山（不包括隐瞒产量）
第四五六七八，日美印俄韩
我们再来看看统计数字：
2018年10月粗钢产量
中国8260万吨
印度880万吨
日本860万吨
美国760万吨
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什么叫数量级的差距。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这些谁都能看懂的数字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怎样改变了中国。我们走对了路。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及其成功的原因，国际国内有很多说法，有各种版本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理论，很多人都在认真探索成功秘诀。
但是也一直有人不看好中国发展道路，80、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有一些人不断地讲中国失败论、崩溃论，甚至还有人给出准确的时间表，说某年中国就要崩溃。
西方媒体“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崩溃论
结果，这些人不断地被打脸。但是打了脸，他们也不介意，还会继续讲，后来时间久了，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未必相信中国会崩溃。所谓中国崩溃论，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养活了不少人。批评中国也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进一步讲，这些中国崩溃论者，其实最不希望中国崩溃，否则他们还得重新找饭辙。
中国不断走向成功，西方人心里酸是正常的。比如经常被美国特朗普总统批评“假新闻”的《纽约时报》最近发了一个专题——The Land That Failed to Fail。
failed to fail，大意就是中国早就该失败了，怎么还没有失败？
下图是专题中的一篇文章，“西方人确信中国那套不行，坐等他失败就行。可是西方还在等”。
我认为，西方可能等不到这一天了，不过就让他们继续等着吧。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保持着历史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最不怕的就是等。
这是网友的调侃，不能当严谨历史来看，但也大体是事实。习近平在故宫和特朗普对话时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断流传承下来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走到今天，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失败了还是中国和德国，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失败了就没了。老先生话音未落，苏联就没了。不过苏联的失败也不是必然的，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忽悠瘸”了。这种被忽悠失败的国家有不少。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没有被忽悠。
我们没有失败，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怎么成功的？
我是个政治学者，对于经济、科技等方面没有评论能力。但是从政治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成功有两个层面的因素。
第一个层面，中国为什么可以成功地开启改革开放？我认为一是在新中国前30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改革开放有了起跳板。二是中国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时机，作出明智的战略选择，果断地开始改革开放。
第二个层面，做出改革开放抉择之后，什么因素使得改革开放取得了今天的成功？那个时候进行改革的国家有很多，不少失败了，其他的也没有能够取得能与中国相比的成就，为何中国会成功？这里又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二是正确的政策。
一、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开启改革开放
对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与后40年的关系，在网络和公共舆论空间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看法，一种是割裂论，还有一种是接轨论。
事实是怎样呢？王绍光教授在我们推出的《东方学刊》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奠基与延续”，他认为新中国的前30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首先是政治基础，其中包括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铲除了历史上积重难返的分利集团。其次是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普及教育。最后是物质基础，包括农业基础（解决了吃饭问题），实现了工业主导地位以及完整的产业体系（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科技教育体系，基础设施体系）。
直到今天，全世界具备这三方面基础的国家并不多。
一些非常发达的国家，实际连独立的主权和政治自主性都没有，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控制权却在别人手里。
多数国家都存在根深蒂固的分利集团，要修一条高铁，会受到大地产、大资本、地方利益或部落利益的掣肘，一个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几十年，施工十几年的例子比比皆是。
很多国家仍然没有实现人的基本平等，社会深陷种族、种姓、贫富、宗教矛盾之中。
不少国家还饱受贫困、疾病、文盲等问题的困扰，工业化还是个遥远的梦，甚至穷的久了，梦都懒得做了。
不少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都在吃老本，我在美国、欧洲经常会看到非常陈旧残破的公路桥梁，一翻铭牌，写的都是60、70年代建的，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欧洲梦黄金时期的遗产。
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讲了，拉美地区处处让我回想起中国80年代的样子，非洲往往连一些基本的设施都没有。
我去考察过中国建设的蒙内铁路，非常现代化，但是和蒙内铁路平行的是上一条铁路，英国人一百多年前修建的米轨。在高铁网四通八达的中国，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100年没有修铁路是什么样子。在通车仪式上，肯尼亚人民热情欢呼，我能感受到他们是真心高兴，因为有了基础设施，才有了发展的基石。
蒙内铁路通车仪式 图为作者拍摄
还有安全的社会环境。各国游客到中国来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安全，年轻女孩子可以穿着漂亮的衣裙，大半夜跑到街上撸串、拍抖音，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喝啤酒。我去过一些国家，才发现这样的夜生活在很多地方都是一种奢侈品。再看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治安只有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但这句话背后是新中国七十年来的持久努力，还是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如果中国人仍然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一盘散沙”，百姓仍然在受血吸虫病、妇婴死亡率的摧残，依然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人均寿命30~40岁，是东亚病夫；中国仍然是军阀林立、外军横行、匪患泛滥、旱涝连年。大家试想一下，改革开放会艰难多少倍？这个过程会多么凶险？我们能不能走出今天这个局面？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做对哪些事情 ，才能成功开启改革开放的事业？简单地讲，就是抓住了天时，站稳了脚跟，坚持开放，独立自主。
抓住天时，是指我们抓住了冷战期间难得的战略机遇。一是美国自身经济出问题，与苏联对峙占不到便宜，二是美国正好在进入资本外移的一个阶段。中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果断与美国改善关系，几年之后，又勇敢打开大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和相互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如环境、廉价劳动力以及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总体上实现了经济飞跃和工业化的又一次高潮。
站稳脚跟，是指在80年代末的世界变局中没有迷失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度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时期。保证了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为后来的厚积薄发积累了势能。
坚持开放，是指在90年代初的低迷气氛中，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拨云见日，坚定地走向开放。
独立自主，是指在之后的开放过程中，始终保持以我为主，不随波逐流。由于缺乏独立自主，1982年，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陷入西方经济学家编造出来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1985年，美日贸易战，一个广场协议，日本就不得不妥协，陷入金融陷阱，一蹶不振。2008年之后，欧盟成员国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今天还没有走出来。独立自主使中国挺过了历次经济危机，在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中，也是靠独立自主积累的底气，才可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基础，是改革开放成功开启的必要条件，但是必要条件不等于必然成功。成功取决于我们抓住了时机、没有被人“忽悠”、做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
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总结中国政治制度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民主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第一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指中国制度的民主性。提起民主，很多人会马上联想起议会、选举、政党竞争、公投等。其实议会和选举在西方历史上，和民主没有关系，而是贵族政治的标配。但是随着西方现代政治的发展，也成了所谓的自由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起来，这套政治游戏规则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是什么样的民主？
我们一般最先想到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要注意，这只是我们民主的一个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独特的制度创造，比如协商民主制度。在此之外，我们还有着多种多样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制度，比如基层自治制度。
下面，我还要强调两种制度。
一个是干部选拔和公务员制度。在党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新中国之初就建立了干部制度。通过干部制度，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地区、民族、阶层，中国人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可以把自己的优秀分子输入到政治制度之中，成为国家的管理者。
文革期间，这个制度受到了破坏。1978年之后，我们加强了制度的理性化、法制化。1983年中央出台了《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1987年十三大后，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法官法》、《检察官法》。1993年之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公务员制度。
传统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这套制度具有理性、客观和中性的特点，伏尔泰曾经赞美这是不需要愚昧来统治的制度，“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所以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都借鉴中国，19世纪晚期，陆续建立了文官制度。美国比较晚，1883年才建立文官制度，但直到今天，也仅限于部级以下官员。
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就是批判继承了中国历史的官僚制度传统，对其进行了革命化和现代化。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全面推行，还要与高考制度结合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到今天一共培养出了近一亿的大学毕业生。
这两个制度加起来，让无数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到社会精英和国家管理者的行列。每年12万以上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录的干部，一年700多万的学生进入大学。这种社会流动性，是我们社会和制度保持民主性的一个重要机制。
我要强调的第二个制度是党的组织。近9000万人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大样本。虽然从统计学上讲，不是随机样本，而是一个优秀分子的群体或先锋队。党组织像一个巨大的选拔系统，用它的毛细血管——基层组织，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优秀人才和积极分子吸纳到领导者的群体之中。
大家用常识智慧来判断，中国这种由党组织、选举、协商、地方自治、干部选拔、公务员考试、高等教育共同组成的国家和社会领导者选择机制，和西方式单纯靠大众选举和民选代议的制度相比。究竟哪个更民主？更有代表性？哪个更有资质？更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我相信答案非常清晰。
美国政治学有一个概念叫“人民的画像”，就是说一个民主的制度，政治精英的构成应该能够反映人民的特征。在美国制度中有一些民主性比较强的领域，比如基层治理，比如陪审团制度，就比较好地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在更高的层面，靠选举实际是几乎不可能实现“人民的画像”的统治的。而中国的制度，恰恰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于“人民的画像”的制度。
高效性
制度首先要有效，要能把一个社会整合起来，抵御外敌，消弭内乱，应对天灾人祸，推行普遍的法律，实施有效治理，这些应该是人类需要制度的基本目的。
单讲自然灾害，最近美国加州的山火带来了惨重损失，我十分同情加州百姓，但是看到美国的救灾举措，任谁都想吐槽。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无数次重演，比如前些年比较著名的奥尔良风灾。
实际上美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比中国好得多。历史记载，中国四千年中，无年不灾，欧洲学者曾说中国是一个“饥荒的国度”（Land of Famine）。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制度传统就是在灾害中锻造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正是靠着这套制度和传统，才把这片山河改造成华夏乐土。我们党的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写过一本《中国救荒史》，党的经济学先驱冀朝鼎写过一本《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大家可以读读，再看看世界上哪个文明有如此厚重的改造山河的历史。
中国每次发生自然灾害之后，人民子弟兵的身影，领导人、党员、干部的身影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前线。
救灾只是一种极端化的情况，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国政治制度的效率也是惊人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制度效率活生生的写照。
比如，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朋友们估计都会吐槽，在很多国家，一条路一座桥修个十年八年都不叫事，一个法案可以在几十年中经历上千次议会投票，比如美国的枪支问题，死了那么多人，引起那么多抗议，最后老百姓只能在悲剧过后点蜡烛、祈祷，政府一点作为都没有。
但是看中国：
高铁——我2006年在德国第一次坐高铁，十分震撼。但中国马上就有了，今天已经是铺满华夏大地。美国加州的高铁论证了几十年，奥巴马也要建高铁，蹉跎了八年，都是一事无成。
医保——我们的医保体系曾经是不大完善的，但是不到十年，就实现了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险。
雾霾——中国06年就已经出现雾霾，但当时我们以为就是雾，后来在媒体上热起来，大家才知道了雾霾。十年之后，雾霾已经明显减轻。从新闻里也可以看到，还有“大气十条”全面完成。当然，雾霾还没有消除，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查过发达国家雾霾治理的资料，像英国伦敦、德国鲁尔区，大多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治理才见成效；而美国的洛杉矶，效率十分低下，政府政策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各种掣肘。
扶贫——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1年至2015年，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28亿，比美国加欧盟的人口还要多，而同期世界其他地区脱贫人口仅有1.52亿。2013年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甚至用了“精准滴灌，靶向治疗”这样的技术术语，这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制度能力和效率的体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
科技——在短短的40年间，中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经费投入世界第二，科学论文引用次数世界第二。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还有值得一提的神舟、量子技术、超导、超级计算机、北斗、高铁、核电、太阳能、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航母、第四代隐形战机、5G通讯等都走到了世界前列。一路走来，我们不仅把短板一个一个补上了。而且重大的科研成果基本上是以年度为单位在实现突破。就拿北斗为例。2003年中欧开启伽利略计划的合作。由于欧盟那套令人抓狂的制度，计划进展缓慢。中国自己搞的北斗系统却是突飞猛进，今年北斗3号又有了新的突破。这件事也显示了中国制度效率的惊人之处。
基建——成就更是数不过来，南海岛礁建设堪称神来之笔。我在非洲和中国工程人员聊天，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洋溢的那种自信心和自豪感，一位工程师和我讲，只要让我们干，我们几年就能把非洲建个遍。难怪网民给中国起了个外号，基建狂魔。
中国制度为何高效？
第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特殊利益集团对制度的俘获。
第二，党组织成为制度中国的灵魂性元素。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大多时候是更有效的。如汉代贾谊所说的那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但是面对现代国家的竞争，显然仅靠传统官僚制度是不行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制度是有灵魂有主心骨的，党的各级组织形成了一个民主集中的系统，保证了制度的效率。
第三，干部能力。中国的党组织和行政干部选拔制度保证了能够上任的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经受过执政考验的“能人”，同时党和政府通过不断的考核、监督、选拔、培训来增强他们的能力。美国一位学者曾对我讲，中国的省部级官员的能力比美国州长高多了。我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中央党校。其实何止是党校一种形式，我们整个党就是要建设学习型政党，我们国家就是学习型国家。在学习和锻炼中，制度的能力和效率不断得到提升。
第四，合理的制度设计。不少经济学家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效率之源，发现从经济体制上去寻找解释增长的原因，显然解释力不足。但是一旦把视野聚焦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和组织人事制度的激励机制，增长的理由和发展的效率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总之，我们这样的制度，有了民主，有了效率，改革开放的成功似乎是必然的。
三、坚持正确的政策
好的制度不会自动运转，需要明智的政治家来领导，需要勤劳、坚忍和团结的人民来实现。
首先，要讲务实精神
中华民族是个拥有实践智慧和务实精神的民族，中国历代古人就讲“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中庸之道”、“过犹不及”。面对问题，我们通常不是采取玄思空想，而是理性面对，锲而不舍。就像愚公移山的故事所反映的，不管困难再大，我们不急于求成，而是脚踏实地先干起来。同时我们也讲究方法，不和自己较劲，发现错误及时纠正，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这种务实精神的现代实践。而邓小平，则是改革开放精神的集中体现。
务实精神首先表现在改革路径的循序渐进。80年代，不只有中国需要改革，随着冷战的降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改革的挑战。
苏联东欧改革的惨败众所周知，受西方的忽悠，放弃了自己的道路，搞休克疗法，结果国家解体，国家财富一洗而空，人民生活陷入困顿，人均寿命下降。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的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代表人物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他们的改革当时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资本的自由化导致经济脱实向虚，资本外流，工业萎缩，甚至出现去工业化；国家经济出现金融化、泡沫化和债务化，金融资本逐渐压倒了产业资本，积累的矛盾产生了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国内阶级博弈失效，60、7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衰落，中产人数迅速减少，民众绝对收下降，绝对贫困增加，社会两极分化，失业人口居高不下。到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美国的抗议者打出了“1%和99%”的标语。
2011年 占领华尔街运动 外媒报道截图
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在美国低利率时期，大笔借债，开发石油，到70年代纷纷陷入债务陷阱，80年代大多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美国西方开的“药方”下，拉美国家只好搞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进行债务重组、私有化、放松管制，结果国家财富遭到掠夺，到今天仍然没有缓过来。
日本经济发展劲头正足的当口，在美国的压力下，搞日元升值，之后一蹶不振，迎来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马上就要“失去的三十年”，天知道还要多少年。
比较这些国家的经验，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不庆幸我们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通过不断开启新的试点，取得经验教训后再逐步推广，效果良好再全国跟进。
站在今天，回看当年那段历史，确实能清晰感觉到邓小平同志“画圈圈”的智慧。这个智慧今天仍然指导我们的政策，在刚刚过去的上海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越开越大”反映了同样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智慧。
我发现这种政策风格在国际比较中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也许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其背后的文化根源。
其次，选择混合，不搞非黑即白
我们有一些教条主义经济学者喜欢纯粹的东西，比如纯粹的市场或纯粹的计划。其实政治学者也常常如此，一些头脑僵化的人总是喜欢讲政体，区分自由和专制，集权和分权。比如我们国内就有学者讲，只有自由不自由，没有部分自由部分不自由等等。这是一种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其实即使在是西方思想中，自古就有混合的思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到近代欧洲的政治哲学家们，都有人讲混合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
中国文化不喜欢非黑即白，为什么不能什么都有一点？只要是有利的东西，我们为何不能都吸收进来？中国文化强调一个“度”字，纯粹未必等同于最优，不管黑还是白，适度才最重要。
邓小平用自己生动话语把这个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回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80年代价格改革时，不同的观点争来争去，后来中央采取的是双轨制。按经济学观点，价格双轨制既不符合计划也不符合市场，所以后来一直有争议，客观上后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当时它的确以小步走的方式解决了过渡的问题，避免了大规模的震荡。
再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的出现，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超高智慧。邓小平1992年的讲话超越了学术界的讨论，给计划、市场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定了调。因为有了这个讲话，才能在1993年的决议中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制度中，为无休止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还有，香港问题的解决，也是创造性地使用了“一国两制”。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不同形式的混合制、双轨制甚至多轨制比比皆是。人类社会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不可能按照教科书和黑板知识来按图索骥。这种实践智慧、中庸智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
再次，保持延续性
务实、渐进、混合的精神，还带来了一个政策特征，就是延续性。因为所有改革都是有试点、有步骤地展开，所以我们党和政府的换届往往不会带来政策的大幅震荡，不会朝令夕改，不会朝三暮四。
相反，很多搞自由民主的国家，其政策特征就是断裂。在野党总是喊着反对口号上台的，所以会带来一些政策的急转弯或猛回头。比如奥巴马的医保法案，特朗普上台后一心要废除。奥巴马时期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协议，特朗普上来就要废掉。这不仅浪费了大量政治资源，损害社会利益，而且使国家丧失信用。
当然，选举政治中也存在政策的延续性，也就是一种奇特的“尺蠖效应”：不管谁上台，都只敢减税、加福利，不然就被选下台。结果就是国家像尺蠖一样一步步走向债务、赤字和破产。
比较起来，回看40年，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政策有着惊人的稳定性。我们可以规划未来5年、10年，甚至更远的事情。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我们坚持了几十年，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新的远景规划。比起很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思考问题只能以几年甚至几个月为周期，我们的政策不断地得到优化，不断产生成果，好像一点也不奇怪。
最后，追求共识
前面讲的务实、延续，如果没有了目标的共识就会失去方向，不可能持久。改革开放的政策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一直在不断地寻找和磨合出共识。
首先是价值共识。改革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而是要把社会主义改得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这方面邓小平给出了榜样。虽然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务实的政治家，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对方向是从不含糊的，正是他在1979年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其次是利益共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一定会有人获益有人受损。那么如何说服人们接受利益格局的变动？就要靠利益共识。又是邓小平的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话，在很多国家领导人讲出来，是不会有人信的。特别是在多元主义、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各个集团都是以追求本集团利益为宗旨。我凭什么相信你富了会带着我一起富？我凭什么要接受利益的损害？西方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工人就被抛弃了。
而当时的中国人信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任。改革的每一步都会触动某些群体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被抛弃，而是由国家和社会给予补偿和反哺：工人下岗——社保和医保体系，长三角受损——浦东新区和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先行——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西部地区贡献能源——对口援助。
在发展机会、教育资源、政策优惠、甚至发生天灾人祸时，中国都像一个大家庭，各个地区、产业、城乡之间相互扶持，暂时的利益受损总会得到更大的回报。当然，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只要有共识，这些问题一定能解决。
最后是文明共识。改革开放的成功，动力也来自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离不开一种对中华文明的命运共识。70年代以来，西方以及世界上很多地区都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阶段。虽然初衷是为了追求平等、进步、民主，但是在个人主义的观念背景下，这种进步运动最终却鲜有例外地走向了反共识、反共同体化的方向。所以今天西方以及很多地方，社会是在不断走向分化，族群和种族分裂、性别分裂、地区分裂、代际分裂、宗教分裂、文化分裂以及近几年开始冒头的阶级分裂，使很多社会开始面临解体的危险。
与此相反，中国自80年代以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倾向，但是最终共识压倒了分裂。有斗争是正常现象，毛泽东同志曾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党的领导决不含糊，不做乡愿，不和稀泥，坚决和任何分裂中华民族和社会共识的现象斗争，今天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仍然保持着共识团结的姿态。这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以及继续走向成功的基本保障。十九大报告的一句话表达了全国人民坚持这种团结共识的期望：“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总结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虽然有一些必然性，但总体上并非必然天赐，而是几代人的牺牲和积累、制度的独特优势、战略的明智选择、政策的坚定持续以及几代领导人英明决断的合力的结果。这段历史可能胜过任何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比那些被陈平教授称之为“黑板经济学家”或被苏长和教授称之为“空想自由主义者”们的说教更有说服力。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会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未来的路往哪走，怎么走。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