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 四个四十年——中国靠什么实现工业化的艰难起飞？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工业化进程也迅速发展，这些其实离不开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漫长的积累，其中也曾经走了不少弯路，遇到很多阻碍，但我们都发扬我们的民族智慧，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迎来了今天的辉煌。近日，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撰文回忆了这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戈）
一 洋务运动埋下种子
1858年6月，36岁的广东花县人洪仁玕离开香港前往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除了不多的行李，洪仁玕还带着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对未来中国的一项全面的改造计划。
经过将近一年的行程，洪仁玕终于到达“天京”，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洪秀全对于这位乡党的到来喜出望外，委以重任。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将他的想法形成了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纲领。
这份纲领主张“以法治国”、舆论监督、直接选举政府官员；鼓励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发明，提倡保险事业；反对迷信、提倡新式教育；主张和世界各国自由往来、平等互利。
《资政新篇》的内容包涵了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素，是一份非常前瞻的改革开放宣言。可惜没有来得及实施一天，便在太平天国的惨烈崩塌中灰飞烟灭了。
十年后，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基本套路和《资政新篇》如出一辙。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发生在距今四个四十年前，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次眺望。
1858，清咸丰八年，还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
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5月28日，中国与俄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6月13日，中国与俄国在天津签订《中俄天津条约》；6月18日，中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6月26日，中国与英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6月27日，中国与法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
1858是历史上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最多的一年，两年后，不满足战果的英法联军再次北上，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这是中国首都第一次被遭受西方列强占领，除了割地赔款，中国基本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关税税率需要和列强协商，不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是世界上最先进入工业化的两个西方国家对一个传统东方农业大国轻而易举的碾压。
这次羞辱也真正开启了中国早起工业化的大幕。
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社会，有着高水平的手工业生产,丝绸、棉布、陶瓷等产品产量巨大，有不少具有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手工作坊。但从“在蒸汽动力、非动物性劳动力的工厂中进行生产装配线分工作业”的工业化定义来看,中国还徘徊在工业化门外。
1865年太平天国被彻底平定之后，清廷终于开始认识到工业化对于国家和政权的重要性。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拿出上海税收的五分之一建起了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曾国藩的另一位门生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建起了造船厂，更具深远意义的是，福建船政学堂在马尾造船厂旁边同时兴建，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教育学校。马尾船政首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成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门/图片来源：网络
之后的30年，“洋务运动”风生水起，这种“追赶式的工业化”大多以关办民营的方式经营，生产上依赖外国的设计师、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机械设备。被称为“洋务派”的一些官地方官吏在其中扮演了主要推动者的角色。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一些城市开始了成为现代城市的演变。这些早期工业化成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成果,不是是私人企业自发积累的资本主义。
1895年，2月12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威海刘公岛弹尽粮绝，在悲愤与羞愧中服食鸦片自尽。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败北，宣告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夭折。
在同一阶段，和中国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日本，也开始了其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美国“黑船”1853年抵达日本,要求开放通商。日本面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比中国快速而决断,1868年他们推翻了数世纪之久的德川幕府,恢复皇权的直接统治。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取代了封建制，明治维新日本很快地全面性引进西方科技、工业制造和军队体系，用30年时间迅速完成了早期工业化，把中国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在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只引进现代工业的以“洋务运动”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到1890年,中国的现代制造业与运输业仅占当年GDP的O.5%，中国的出口额大约只占GDP的0.6%，出口产品中最大宗的项目是茶叶,约占总量的27%,生丝约占25%,丝织品占6%,原棉占3%。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在他的著作《大清——最后的中华帝国》中分析了中日早期工业化为何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几种原因。一种解释强调，中国在洋务运动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暴露出中国对于变革缺乏完全的投入和足够的紧迫感。大清官僚不愿意接受和工业化相匹配的一整套的价值观转变，导致了结果的大相径庭。
还有就是著名的“高水品均衡陷阱”说，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但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而瞻前顾后的“洋务运动”没有带动私人资本的大幅增长，也就无法打破这种平衡。
第三种说法是不平等条约让清朝失去关税的自主权，导致西方工业品大规模倾销到中国，对中国手工业产品进行不平等竞争，同时将财富通过利润带回母国而没有留在，这导致中国私人资本难以积累。
四年之后，年轻的光绪皇帝试图变法，任用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掌握全面改革之权。但仅仅三个多月后，1898年9月26日，慈禧几乎废止所有变法新政,“百日维新”失败。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包括了教育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当然不被保守势力所接受。
至此，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四十年，以戊戌六君子血染法场而终结。虽然没有结出花朵，但洋务运动形成的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工厂、企业家和专业人才也算是为中国工业化的下几个四十年埋下了几粒种子。
二 乱世中短暂的“黄金十年”
1901年，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逃到西安的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并承诺变法：“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浑融中外之迹。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
走投无路的清廷将“言路”开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邀请人民提出对改革的意见。改革在日本在中国东北击败俄国的刺激下加速，1905年,清廷突然废除了科举考试——这个已持续千年的基本教育体制和官员选拔机制。朝廷下令在各地建立西式学堂取而代之。
1907年，结束了日俄战争报道工作的美国著名作家，对杰克·伦敦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先是日本，然后是中国将崛起成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和工业大国。他认为，日本将不会满足在日俄战争中占有朝鲜，势必将占领中国东北，接下来控制中国内地，目的在于使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储备以及宝贵的资源。然而一旦被日本唤醒，中国人将驱逐日本人，成为主要的工业国家，它的经济实力会引起西方人极为不安，导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动通过美国领导的细菌战来对中国进行猛烈进攻，以清除中国的经济威胁。
杰克伦敦写到；“中国迅速而令人注目的崛起,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其最好的劳动力质量。中国人是勤劳的良好典范。他们一直是如一此。从纯粹的工作能力来看,全世界没有工人能比得上他们。工作对他们来说像是用鼻子呼吸。
返老还童的中国!这只是中国繁荣兴起的一步。”
杰克伦敦预测对了前半部分，而对中国崛起的预测，提前了40年。
大厦将倾，大清最后的改革不可谓不拼。改革的核心是提升行政效率，六部被内阁取代，刑部变成了法部，新设立了商部、学部、邮传部等现代官僚机构，各级代议议会的建立也设立了日程表。中央财政政策也被重组，为集结财力，洋务运动后期民营化的铁路、工厂被重新收归国有，政治权威被再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但财政改革的重担最终压在了民众的头上，成为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最后的改革的失败契合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判断：“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中国工业化的重新开启，随之而来的政权的动荡和长期的战乱。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
几番军阀混战，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终于统一全国，之后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一系列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质的措施，从1927年到1936年底，被称作“黄金十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的重新开启。
这十年，由私人资本主导的纺织、印染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机械、电器、化学工业等，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也在政府主导下不断发展。
从清末开始一直到“黄金十年”结束，中国工业化虽然进展迅速，但由于政局混乱、贪腐横行加上官僚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压制，工业发展极为不平衡，上海、天津、无锡、武汉、广州5个城市集中了全国工厂的60%，光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将近50%的工业企业。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和食品烟草等行业。而重工业领域责一直被官僚资本垄断，没有形成内生发展力量。到1936年，中国的钢产量仅为英国的1／29，苏联的1／39，美国的1/117。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时期，美国在这一期间实现了全面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但除去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事实上下降了。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从1820年到1952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丛1/3降到了1/20。人均收人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1/4。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是继1860年、1900年之后中国首都的第三次被侵占。到1938年，中国主要工业城市全部陷落，中国工业化进程又一次被外力所中断。在长达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工业化是强国的唯一方向，但始终没有找到工业化发展的正确路径。几经反复，最终以失败告终。
差不多每40年一次的列强入侵，每一次都极大刺激了从统治者到社会的变革决心，但都没有最终形成发展经济的合力。从1937-1949年,中国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半的解放战争,其结果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
三 摸着石头过河及之后的起飞
北京酒仙桥的798艺术区，如同纽约曼哈顿中城的soho区一样，都是老工业区成功转型为艺术与文创产业的地标。包豪斯式厂房北向天窗透进的散射光，让这里只需简单改造就成为十分好用的画展场地，被刻意留存的少数几张老式机床将厂房当年的功能清晰的留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走上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之路。此前苏联成功的工业化道路为苦苦追寻却找不到出路的中国指明了发展方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156个项目成为中国第三次工业化的引擎。酒仙桥一代包括798厂在内的多家以7开头的工厂，都是围绕744厂建造的配套企业。744厂现在的京东方，就是这156项重点工程之一。744厂生产电子管，就是现在芯片的前生。
曾经的744厂，现在的京东方/图片来源：网络
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围绕这156项重点工程建立起来的。156个工业项目分布在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改变了旧中国工厂基本分布在沿海个别城市的状况。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飞速增长之后，中国工业化之路再次陷入混乱徘徊的境地，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从1952年至197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7%,这个数字几乎被人口数量的增长所吞食。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和1952年相差无几。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四次工业化的进程，这一次中国终于找对了路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长达将近120年年来徘徊在初级工业化的困境，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跑道，并最终实现了经济全面起飞。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方面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使农户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水平，并且产生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使他们通过进入乡镇企业和沿海外资工厂，从农民转变为工人。这个过程和欧美各工业国的工业化发展机制大体相似——通过市场经济逐渐实现财富、技术和人才的自然积累。
同时，中国没有实现国有工厂的私有化，而是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抓大放小”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国有骨干企业，使经历前三个四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技术和人才得以发挥作用。另外通过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推动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沿海地区创立了免税的特区，允许并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
这一通过小心谨慎断摸索出来的模式，被邓小平称作“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通过释放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完成早起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同时绝不放弃国家对于工业发展的主导作用，也绝不放弃对进口、外国投资和金融开放的讨价还价。
日本和中国差不多前后脚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国一度远远被日本甩在后边，但中日的现代化追赶之路也有不少的类似之处。高效率的制度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是其共同特征。
几经波折，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全境建立起高效的制度,荷兰经济学家扬卢腾范赞登在其《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中认为：“中日的高效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两个国家仿效中世纪的城市国家,都经历了“军事——财政”国家阶段。他们使用国家的力量扩大商业精英的利益。”
范赞登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工业革命一定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
中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在1978年以后完成起飞，实际上是经过前3个四十年历经磨难，不断修正和积累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通过政治制度和法治实现的稳定预期；二、人才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有序的对外开放；四、专业人才的长期培养和积累。
当这四点同时做到之后，工业化起飞才能实现。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政治制度高度稳定，同时坚定不移的走法治化的道路。通过立法使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毫不含糊，同时让全社会的经济活动逐渐纳入契约和规范。
在第一个四十年，虽然清廷大体保证了统治的稳定，但由于没有学习日本走法治化的道路，单靠官办的洋务运动最终无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人才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完整主权政府主导下的有序对外开放，即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同时又通过关税和多边贸易规则保护幼稚产业。
最终，长期培养和积累的专业人才终于迎来了他们最好的时代，在中国的工业化的起飞过程中担当起中国工业化的最中坚的力量。
四 好的教育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1872年的一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下子来了三十个梳着辫子的中国小孩，他们是庚子赔款第一批留美学童。这些乳臭未干的孩童寄托着一个没落帝国的无限期待，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师夷长技”。他们把最初落脚的这个城市翻译为“春田”。
第一批留美幼童后来大多成为国家栋梁，他们中的詹天佑学成回国后主持设计修建了京张铁路。詹天佑至今仍然是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中的祖师爷。大学毕业那年，我和几位即将天各一方的同学专程来到北京，在京张线八达岭的青龙桥火车站，拜谒了詹天佑的墓，向詹天佑塑像献上从山上采来的野花。如今，中国好几所交通大学里都有他的塑像。
第一批留美幼童，后来大多成为国家栋梁/图片来源：网络
留美幼童项目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真正开端。1794年，美国政府在斯普林菲尔德建立了国家兵工厂，开始生产著名的“春田”步枪，这也是美国工业化开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在之后的将近200年时间里，“春田”一直是美国的工业重镇。20世纪初，西屋电气的工厂落户到斯普林菲尔德，20世纪80年代末，工厂关闭。至此，斯普林菲尔德作为美国工业制造中心的历史正式结束。
“春田”见证了美国工业化从初期到后期的整个历程。斗转星移，西屋春田工厂旧址几经转卖，最后转到了中国人手上，成为中国中车波士顿地铁组装工厂的厂址。2015年9月3日，在一旁目睹中车春田工厂盛大奠基仪式的我，脑中出现矗立在青龙桥火车站站台上的那尊詹天佑塑像，一个念头闪过：什么时候复制一尊詹天佑的塑像放在这里。
从1872年到2015年，从留美幼童抵达到中国中车春田工厂建立，在这漫长的143年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一次次被内忧外患所打断，现在终于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是我们学习和追赶的目标。中国和美国，有时会在历史的街角不期而遇，而后又在各自的路上独自摸索。
从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中国开始现代化专业人才的培养，但直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举办新学，这是中国工业化被耽误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民国开始，中小学义务教育开始推行。
在关于教育和经济的关系的经典著作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越过教育水平的这道门槛,只有越过这道门槛，才能真正形成人力资本并足以开启一个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麦迪森得出这个早起工业化的门槛是“有读写能力的男性的人数需要超过总人口的40%(但是只有这一点还不够)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越过这一门槛是新中国之后才达到的，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把教育摆在首位。明治政府认为，只有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国家推行了全国性的强制教育，到1905年，初等教育入学率已达到99%。
进入民国，中国本土高等教育也开始以较快速度发展。到1936年，国立大学从一所发展到13所，同时诞生了近百所私立大学和专科学校。194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10多万人。
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同时在中西部地区组建了不少新的大学，改变了高等教育只存在于东部少数大城市的格局，并且开始实行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1958年开始出现了高等教育的大跃进，1960年达到高峰为1289所，普通高校招生数32.3万人。文革之后，从1977年恢复高考，录取人数从27万人增长到现在的近800万人。
除了文革中断的10年，从中华民国开始，中国一直致力于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培养发展工业化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这种持续的培养和积累在1978年之后成为中国能够顺利承接全球化分工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核心原因。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大量的富余廉价劳动力，但如果没有经历长时间初级工业化的积累，没有用举国之力发展教育，那么他们依然难以跨入工业化的大门。
主流观点更多的把中国生产力的释放归结为农民工这个巨大群体的贡献。但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民工的确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但由工程师、教师、经理人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才是工业化能够起飞的更加关键的力量。普通劳动力的大量供应更准确的说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东南亚诸国的加工生产能力被迅速取代，也是短时间内中国制造不可能被替代的真正原因。
2018年夏天，我来到福州马尾船政参观。现在的马尾船厂还在，但已经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船厂，船政学堂也在，变成了现在的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一所非常不起眼的学校。船政工厂和学堂正在被改造成文化旅游和文创产业园。
在船政博物馆，我认真的在同学名录中寻找熟悉的名字：严复、邓世昌、魏翰、詹天佑、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叶祖圭、萨镇冰、程璧光－——他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在他们的身后，是一代代中国学子为现代化工业化的前仆后继。
回首中国过去的四个四十年，你很容易发现唐胥铁路和高铁的关系，江南造船厂、马尾造船厂和航母的关系，轮船招商局和交通航运业的关系，744厂和中国电子工业关系，一汽、二汽和中国汽车业的关系等等。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即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在为后来的中国工业化的起飞留下了宝贵的种子。今天在我们感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工业化的起飞是在经历了四个四十年的长期滑行之后才实现的。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