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子戴威

本文转自界面新闻 采访：方园婧 柯晓斌 撰写：方园婧

戴威变了，以往的他面对负面舆论时选择沉默和回避，但现在他开始频繁地发内部信。

最新的内部信发布于申请退还押金的人数超过1000万之后，戴威承认自己存在判断失误问题，“由于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没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公司今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

但戴威还是希望能够挽回些什么，“不逃避，勇敢活下去，为我们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我们的用户负责！”

随着ofo的危机，当下的局面几乎完全在戴威的掌控之外了，这个年轻的创始人开始计划作出一些改变，首先是改变他在员工和公众眼中的形象。

“ofo不会倒闭，但是其他都有可能。”在11月发完工资后的一周，已停滞数月的ofo员工大会重新被召开。那段时间见过戴威的老员工说，戴威看起来略显疲惫，也远没有从前那个骄傲劲儿了。

ofo能否熬过冬天，这个关乎共享单车行业最后命运的话题一直在撩拨着互联网、创投行业、媒体以及ofo所有用户的神经。

在ofo并购被搁置的这几个月，戴威一直在忙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强撑着熬过去。在他11月的朋友圈里，充斥着ofo的各种合作新闻，比如与运营商一起，通过服务置换联合推出年卡的活动。他在拼尽一切得为ofo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哪怕只是一些简单的市场合作。

上市也是一种出路。根据《财经》报道，ofo创始团队在求助政府官员，谋求上市的机会。此外，戴威还宣称已经有部分供应商答应债转股，解决了一部分的资金困难。

STO也被戴威考虑过，他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为ofo募得资金。

STO（Security Token Offer）是一种以token为载体的证券发行，通过非公开募集和公开募集来对外进行融资，可以将现实中已经存在的金融资产或权益进行代币化，例如公司股权、债权、知识产权、信托份额或黄金珠宝等实物资产，都可以转变为链上的数字资产。

但这些办法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家公司成功申请STO，行业都还处于探索阶段，申请STO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充沛的资金，这对ofo来说并不现实。”一位近期接触过戴威的人士指出。

2018年的ofo没有太平日子，每个负面新闻的曝出都让人倒计ofo的死期。

ofo已经处于极度缺钱的状态：ofo曾上线与PPmoney的合作活动，引导用户将其99元押金升级为特定资产，并从中赚取导流费，活动在媒体报道后很快被叫停；职人社创始人爆料ofo欠其6.5万元猎头费，ofo无力偿还并提出折算为广告费抵债；拖欠物流公司811万服务费，拖到北京海淀法院下出判决书……

但这些在戴威的口中，归咎于因为没有及时探索广告变现。言下之意是，如果早一些广告变现，ofo的结局未必会是现在如此。他还计划未来做更多细分的app，来实现多元化的发展。

听完戴威的种种计划，张恒（化名）意识到这家公司与他最初想做的小黄车已大相径庭。

张恒是ofo的老员工，于2016年底入职ofo。11月的员工大会戴威显示了自己的决心，包括越来越激烈的商业化手段，而张恒觉得变味了，他也不知道戴威在坚持什么，作为员工的他只想要一个结局。

“难道他没有想过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型本来就不能持续吗？为什么不在合适的时候选择把ofo交给其他人呢？”11月的大会仍然没让他等来满意的结局，张恒决定离开。

“戴威只想ofo死在自己手里，但我们觉得如果把ofo交给滴滴，或许这个事儿还能继续做下去，为什么要强撑？”这几乎是每一个没有等到结局就离开的ofo员工，到现在都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

甚至在联合创始人里，也传出了和戴威意见相反的声音。某位联合创始人私下透露，自己的意见一直在董事会中被戴威“代表”了，也许一开始不直接做海外市场，ofo的结局还会不一样。

众叛亲离，资金耗尽，债务高筑，戴威还在坚持什么？

1

很多人在谈论ofo的近况时候，开始莫名地用一种慈悲地心态看着这个年轻的创始人，他们觉得这场闹剧归咎于他的年轻、懵懂、而不善于和资本博弈。

戴威确实年轻，但并不懵懂。

1991年，戴威出生于安徽淮南。

这个90后家境优渥，学生时代又走上了典型的精英路线。父亲戴和根当时是中国中铁执行董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董事，做过青藏铁路的工程指挥。2009年，戴威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先后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

他当选学生会主席的过程充满了争议，但无碍于他还是非常熟悉学生会的那一套待人之道。

在老员工秦淮（化名）眼里，他本是一个很亲和的人，很好说话。ofo刚创办的时期，团队不超过10个人——彼时的氛围与其说是公司，不如更像一个学生社团。每周戴威会带着大家一起喝酒撸串，就在学校附近，几个老朋友，花一两百块钱，每次总要尽兴而归。

ofo最早期的大部分员工都是戴威的师兄弟、舍友以及在学生会时的同学，ofo的喝酒文化也是从学生会时就沿用过来的，隔三差五喝酒聊天联络感情，戴威也习惯于用这个方式维护和最早期的骨干成员们之间的关系。

戴威聪明而克制。哪怕酒量一般，但喝多了不乱说话，也几乎不在酒桌谈公事。

他善于煽动情绪。北大学生会主席的经历和光环，也给戴威带去了事业最初的合作伙伴。戴威说服力很强，而说服人要从对方的需求出发，找到打动人心的一点，他深谙此道。

在他的孩童时期，麦当劳还是稀缺品，在淮南看到的第一家麦当劳曾让他印象深刻。直到成年后，他去往北京，再到国外，才发现这个黄色的M标志到处都是。后来，在国外的戴威只要看到麦当劳，就会产生一股熟悉和亲切感。

这个故事后来被戴威包装加工并反复兜售，很多戴威直接面试过的高管都听过这个故事，最后成了“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这句标语的由来。2018年年初，ofo甚至推出过同名主题曲，推广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这个日本励志广告打动过戴威，戴威又用它打动了后来的合伙人杨品杰。这个广告的奥义是告诉你人生并没有同一个终点，有的人去结婚，有的人去养猫，能够实现价值的方式多种多样。看完这个广告后，杨品杰“被戳中了点”，加入了ofo。

戴威也不是完全不懂得商业。

ofo并不是戴威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在创办ofo之前，戴威还尝试了一个学生气质浓厚的创业项目，大致是把学校周边咖啡馆夜间的运营时段承包下来，办了一个可以“刷夜”的咖啡馆，方便北大学生在赶考之前在咖啡馆里考前突击。启动资金是戴威从家里拿的，运营效果还不错，后来因为咖啡馆被老板关闭，项目不得不终止运营。

ofo最早做的是骑行，最初也是基于戴威个人爱好诞生的产品，但这个需求太小众，如果不是在唯猎资本的师兄支持了一把，可能这个项目在诞生的最初就夭折了。

但家境优渥的戴威似乎对现金流的重要性没太大概念。在账户只有100万元的时候，戴威想到的并不是提高效率，开源节流，反而是疯狂地烧钱补贴，给每个用户赠送脉动。他天真的认为，把规模做到了，就理所应当能拿到下一笔融资。

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司账面只剩下400元，难以为继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投资人愿意垂青这个项目。

直到经过几次转型，最终成为校园共享单车模式后，ofo才陆续有一些小额的融资进账，但这对于共享单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虽然年轻，但无所畏惧，戴威身上还是透露着些许狠劲和果敢的，这些特质如果放在一个已经成功运作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身上或许是加分项，但在现在的戴威身上却成了致命弱点。

一旦看到了锚点就敢想敢做，劲儿上来的时候，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初见业务量起步后，戴威先后找唯猎资本的师兄借了200万至300万，又从其他渠道借了接近300万，背着600万的债务，ofo得以走出北大，进入到北京的其他高校。

很难说这600万的债务有没有让戴威焦虑过，至少员工没有看到过他的焦虑。在员工们眼里，“强大的心脏”也是戴威最大的优点。直至如今，ofo面临着内忧外患，但在戴威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他更加克制了，早睡早起多锻炼，比以前规律多了”，秦淮回忆。

所幸这600万债务并没有背很久。2016年1月的一天，当ofo已经覆盖到五个高校，日订单量达到近两万时，客服姑娘递给了戴威一条金沙江约见的字条。

直到这时，戴威才算真正敲开了资本的大门。

但当时的戴威并看不清楚，门背后站着的人到底是谁，是野蛮人，还是带着橄榄枝的善人。而走进这扇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截止到目前的人生经验，在学生会里的那些觥筹交错，已经不足以让他应对接下来的局面了。

2

如果让当时23岁的戴威重新选择，也许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朱啸虎。但从当时的局势看，接受金沙江和滴滴，又是对ofo最有利的选择。

当时的画面已经被描写过很多次了——2016年1月，从金沙江创投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戴威和另一个联合创始人张巳丁没有交谈，而是在国贸三期地下一层的围栏边搜索了“朱啸虎”和“金沙江创投”。当他们确认刚才对他们提出一连串质疑问题的人，就是滴滴的早期投资人，戴威和张巳丁接受了这笔投资。

被当成是“下一个滴滴”让戴威感觉良好。朱啸虎也尽职尽责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积极帮戴威做说客，并拉拢到王刚、真格基金，给ofo增加了弹药，此外，还多次对外承担ofo首席发言人的角色，鼓吹共享单车的风口到来。

朱啸虎与他创造的风口终于还是搅动了创投圈。彼时，几乎每个投资机构都会看一看共享单车的项目，ofo和摩拜的份额基本靠抢，如果机构的决策者没有及时赶到北京，那就根本分不到额度。

刚出校园的戴威，在两年时间里坐了第一次过山车——当然这比他此后的经历也算不上非常惊险。戴威从负债累累，转变到一堆机构追着给钱，再到搭上滴滴金沙江的高速火箭，他有些懵了。

戴威利用与投资人打交道的机会迅速让自己融入这个圈子。2016年底，某次和投资人开完会回来，戴威拉着创始团队的人谈了一周的“引爆、规模效应、爆炸效应、占领用户心智”……

在此之前，秦淮没有听他这么说过，他听着这些高深的理论，觉得“老戴创业了果然还是和不一样了，净整些高级词汇。”

作为一个刚出校园的90后，在这些商业和资本市场里久经沙场的老手面前，戴威尽力得把自己扮演得稳重、成熟，并且保证自己独立的决策权。

谨慎和独立，但又缺乏经验。让他在ofo早期错失了一个关键的机会。在另一个ofo早期员工的说法中，后来他们复盘，如果当时戴威接受投资人的意见，及时让小黄车进入城市扩张，也许就没有后来和摩拜胶着的竞争了。

曾主导投资滴滴的腾讯投资合伙人夏荛有意投资ofo，当时他劝说ofo入城，但被戴威一口回绝。戴威认为腾讯心不诚，对ofo还有太多顾虑。适逢当时经纬也在追着投资ofo，戴威有些飘飘然，最后的结论是，“要不然腾讯C轮再投吧，让经纬先进我们的B轮。”

一个月后，腾讯参与了摩拜的C轮投资。而错过了进城的最佳时机，是戴威2016年最遗憾的事情。他后来反省，自己还停留在舒适区，认为“校园是ofo最擅长的地方，如果两年时间能把2000个大学做完就不错了。”

这让戴威想起了自己看球的心得，“要是有个队得了点球却没罚进，多半会被对手进球反超——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都没抓住。创业也一样，在机会面前要谨慎冷静，但更要笃定地去把握机会。”

戴威为此很是懊悔，这也让他更加在乎此后朱啸虎和程维等人提供的建议。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戴威都把程维当作自己的兄长，就跟那些联合创始人把戴威当作自己的大哥一样，互相称兄道弟。两个人见面，戴威经常在程维办公室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戴威觉得自己遇到了导师和知己，他认为自己与程维很多理念一致，包括要快速融资，而不要过于纠结股权和估值——不仅理念很像，在戴威眼里，ofo与滴滴也很像。

在正式决裂之前，戴威曾每逢采访都要夸一遍程维，并表示程维在战术和打法上给予自己很多有用的建议。

这确是两家成长路径极为类似的公司。它们诞生在同样的出行领域，有着高度重合的早期投资人王刚、金沙江创投以及中信，从诞生的初期，两者都放眼全球，一个要“做全球最大的出行平台”，一个要“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此外，滴滴和ofo都在一年内进行多次资金规模庞大的融资，市值增长速度惊人。

从发展的路径来看，他们都有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快的和摩拜。不同的是，滴滴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与快的、Uber的合并，让投资人们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的确，ofo被整个投资行业视为“第二个滴滴”。投资人们希望复制滴滴的路径，快速高效地融资，做多用户和交易量，提升规模并在合适的时机并购市场上的竞争者，最终达到垄断上市的结局。

但你会发现，程维几乎很少对外谈到他对戴威的看法。

或许，在程维的眼里，ofo和滴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家公司，ofo所做的只是滴滴平台众多业务之一，而眼下这个比自己小了八岁的年轻人，和自己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八年时间，也正好是程维在阿里中供铁军摸爬滚打的时间。戴威和程维之间的差距又何止八年。

程维出生在江西上饶，在读大学以前从未离开过生养他的小镇，去一线城市打拼是他唯一的目标和梦想。

因此，尽管因为高考失利分数不尽如人意，他宁愿在北京化工大学选择一个偏门的行政管理专业，也不考虑其他城市。毕业后，他卖过保险，误打误撞进过足疗店做经理，一年能换六七份工作，直到最后进入了阿里，成为“中供铁军”的一员。

那是马云最欣赏的团队，也是传承了早期阿里巴巴精神最重要的销售团队。这是一个挑战“不可能”的队伍，被称为阿里的现金奶牛，除了程维还有一连串后来响当当的名字，干嘉伟、陆兆禧、吕广渝、王刚等等。

这都是戴威从未有过的体验。相比之下，戴威出身政治家庭，衣食无忧，自己又是名校出身，还做了北大的学生会主席。走上这个位置的人，如果以后想要从政，历来前途无量。

严格意义上来说，戴威和所有联合创始人们都没上过一天班。

在外人眼里，戴威与程维也没有太多共同点。

“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一个是小镇青年凤凰男；一个没上过一天班，一个干了八年的阿里中供铁军，他们哪里一样了？他们哪里都不一样”，一位在ofo早期团队的高层如此评价，“戴威把程维看作兄弟，程维只把和戴威的关系看作父子。”

从2016年9月开始至2017年7月，ofo接连接受了三轮来自滴滴参与的投资，滴滴在ofo的占股比例不断攀升至30%以上，当然，ofo的估值也在不断翻升。

ofo彻底变了，变得更大，变成了和摩拜不相上下的共享单车巨头。在这资本追逐着的风暴中心，戴威也变了，这种改变来得身不由己，甚至自己无法察觉。

3

戴威变得激进了。

2016年冬天，战事变得汹涌。戴威每次和投资人们开完会回来，就会制定一批新的KPI和方向，一次比一次激进。

早期的ofo员工和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他们甚至怀疑戴威与投资人签了对赌协议，需要他们尽早拿到市场份额第一。

这个冬天，不顾寒冷的天气会让自行车用户变少，戴威指示下属进行大范围的广告投放，面对下属的质疑和问题，戴威的回答是“别管这些”和“没有预算”（指的是没有预算上限）。

截止2016年底，ofo已经先后拿到近两亿美元的融资，摩拜所拿到的融资规模也和ofo不相上下。

所有人都开始拼命花钱，不管是硬件部门还是市场部门，投资机构的疯狂和戴威的表现给了员工们底气。“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别管花多少钱，肯定有新的钱进来，那么多投资人在背后，不能不花钱，不能抢不到市场份额。”秦淮表示。

秦淮回忆，从2016年底至2017年，仅花在市场推广的费用就在数亿元。“花了钱以后效果自然是很显著。”秦淮表示，在数据上ofo确实一度超越了摩拜在市场规模上居于首位，但这个位置是否需要花钱来维持，要花多少钱继续维持，忙着向前冲的大家没有人再问过一句。

“我们都是学生，之前也没见过那么多钱，一开始对于花钱都是不敢的，到底要怎么花钱，怎么花钱才有数，没有概念。”和戴威一起创业的合伙人们，那些室友、师兄弟和朋友，其实都没有太多工作经验，对于怎样有效率地花掉这么多钱，他们并没有太多概念。

那段时间也是ofo的员工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2017年初的ofo年会，戴威送给一位老员工一辆50万元上下的牧马人。这场年会有3000余人，几乎每个人都拿到了奖励，笔记本电脑是常见的奖励礼物。

此后一年，接二连三地有新的高管入驻ofo，整个ofo也从原来的酒店公寓搬到了理想国际大厦办公，这个曾经入驻过新浪和百度的中关村A级写字楼。

而在其他时候，戴威又变得更加沉默。

他的沉默让员工猜不透他的想法，一个反馈提过去，常常像一拳打在沙包上。通常情况是“让我想想”，或者微笑点头，然后便没有下文。

即使是高层也明确的感受到，戴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与他意见相左，他不说话，只是不想当面与你反驳。

91年的戴威还没有成熟到完全一个人能拿主意的时候。ofo的增长速度太快了，它要面临的市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让戴威在不断地否定自我和谨慎选择中摇摆不定。

“朝令夕改”变成了常态。这表现在，对于公司的决策上，戴威常常是前几天想好了要做某个项目，过几天又说要做一个别的。有一次某产品负责人找到戴威想要提案一个新项目，但实际上企业内部已经有另一个项目组在运营该项目了，戴威也不知情，就认可了这个负责人来领头。

没几天，之前在运作的项目组听说了这件事，又跑去找戴威理论，这时候戴威就轻描淡写地回复，“那你们就继续负责吧。”

人员的职责也不停地在变，甚至是联合创始人。薛鼎、杨品杰、张巳丁和于信，都被调离过不同的岗位。

管理是戴威唯一自己承认过的弱点。“我并不认为在个人能力、做事能力上甚至融资能力上有问题,如果一定说有问题,那就是在管理上。”在后来，这也成为了他和滴滴交恶的关键点之一。

时间拨到2017年7月，ofo已经进行了7亿美元巨额的E轮融资。程维在此时提醒戴威，这个级别的融资以后一定要引入国际资本，一方面有利于未来上市，另一方面只有这一类资本规模足够庞大能够继续为ofo注入充沛的资金。

滴滴也是这么做的。滴滴在D轮融资后引入了DST和淡马锡，和快的合并后接受了来自coatue management、苹果和软银的投资，股东多元，实力强大。

在这个时间节点下，程维介绍了孙正义给戴威认识。程维告诉戴威，如果软银能够投资ofo，ofo可以更快地结束这场单车大战，在和摩拜的竞争中取得绝对性的优势。

戴威也的确见到了孙正义。一位接近当时事件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孙正义当场就签了投资意向书，但是这个投资意向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11月份之前，ofo要达成3000万日单量的成绩。

此行让戴威信心大增，并对程维更加言听计从。

为了能够尽快达成的和软银之间3000万日单量的约定，滴滴方面给戴威的建议是：烧钱，提高投放量。“他们让我们只管大量弄车，做市场。”一位前ofo市场方面有关员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滴滴的建议下，ofo又进行了一次非常疯狂地投放和扩张。

疯狂到什么程度？ofo花了2000万元给一个卫星冠名，1000万元请鹿晗做代言人，甚至给一家媒体做了一年3000万元的广告投放。那是ofo最不差钱的时候，小黄车的广告几乎席卷了北上广的地铁站和公交站牌。

骑行的费用方面，为了和摩拜能够尽快地分出高下，ofo先后推出了1元月卡等优惠，甚至可以让用户免费骑车，率先掀起了价格战。

钱被烧得很快，而在ofo所描述的立场中，程维也为滴滴留了后手。

尽管软银已经签了投资协议，但按照惯例，新的投资协议需要所有的股东核对过新的条款再一一签字，但当投资协议到了滴滴手上，这一笔却迟迟不签。

一开始滴滴给的回应是，要下放高管到ofo，帮助其理顺公司的管理和业务。理由是目前传出不少ofo腐败的消息，一旦国际资本进入，对公司内部的管理就会有更高的要求。滴滴有并购过国际企业的经验，在这方面能够帮助戴威。

2017年上半年开始，ofo内部贪腐的情况确实也被先后曝光。当时的ofo人数已经增长到数千人，每天都有无数新的项目正在同时进行，管理经验不足的戴威已感到有些许吃力。

一位ofo的老员工曾经在BAT工作，刚来ofo的时候，他被报销和申请预算的“极简”流程所震惊。

一般申请预算买车或者做市场活动，都需要层层报批，但在ofo这个层级特别简单，那段时间打款也很快，报销毫无难度。这位老员工只能觉得，可能是因为ofo的管理层都是学生，还不懂这些流程和制度的重要性。

流程的不完善催生了巨大的灰色空间。有的城市主管用自己的朋友做供应商，把破车重组当作新车采购进来收取回扣。

据一位ofo高管层内部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滴滴当时给出的建议是派驻高管来ofo，帮助ofo跑通工作的流程制度，管理贪腐，帮助ofo能够以更健康的制度，更好的成绩，来赢得软银的巨额投资。

戴威答应了滴滴的要求。2017年7月，滴滴系三位高管进驻ofo，原滴滴品质出行事业群总经理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原滴滴开放平台负责人南山和滴滴财务总监Leslie Liu将分管ofo的市场和财务部门。

在三个重要的位置上，滴滴已紧紧地勒住了ofo的咽喉。

滴滴高层们的空降让原来的团队感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感知要比戴威还要早一些。

“不可否认地是，付强他们加入以后确实加强了公司的各种流程和制度，变得更规范了，但是很多业务的进展也变得非常困难。”ofo的早期员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渐渐地，戴威感觉到自己开始被架空。新的出行项目遭到滴滴的强烈反对，ofo的财政大权也被滴滴牢牢钳制，付强还带来了一些滴滴的员工安插在公司的一些具体运营部门上。为了软银的钱能到账，戴威忍了。

但到了11月，滴滴还是没有在投资协议上签字，只要有一个股东没有认可这个协议，新的融资就不会进来。滴滴给出了第二个方案，要高管的人事任免权。

此时，戴威才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大意。他的底线被挑战了，滴滴此举，在他看来是要吃掉ofo。

滴滴并不承认所谓“程维的后手”，对具体情况也未有回应。但无论如何，对于ofo来说，最宝贵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4

ofo全面陷入被动，戴威要摆脱滴滴的动作则更加主动。

2017年中的大规模投放和扩张已经结束，许多供应商等待结货款，没有新的融资意味着现金流迅速吃紧。

在ofo的人看来，他们陷入了一个滴滴做好的局：“我们后来一致认为，滴滴一定是在一开始就计划好吃空ofo的资金链，这样ofo就被动了，有利于后面滴滴占据主动优势，甚至压价。更阴暗一点的想法是，或许一开始就没有孙正义真的要投资ofo这回事，这不过是滴滴做的一个局。”

但滴滴一口否决了这个说法，滴滴表示是因为软银做了尽调后决定放弃投资ofo。

这笔“薛定谔”的软银投资，让ofo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也让戴威对滴滴的态度彻底转变。

为了争取软银的投资，戴威曾三次自己飞到美国去找孙正义，希望避开滴滴的交流，软银可以投资自己，但软银的决定并没有因为戴威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ofo缺钱了，戴威也随即做出调整。2017年9月开始，ofo就开始停止盲目扩张和投放，希望能够节约成本，主要体现在所有的KPI上面。

此时距离上一轮大范围的投放还不到一年时间。很多预算都批不下来了，公关部门几乎没有预算，很多成本部门也基本上寸步难行——特别是那些扩张时期新增的成本部门，忽然就没有事情做了。

同一时间，行业内鼓吹共享单车合并的舆论也适时蔓延开来。最早给戴威抛出橄榄枝的朱啸虎，开始在各个公开论坛鼓吹共享单车只有合并才能够盈利的论断。

早先他可不是这样说的，“90天共享单车的战争就会结束”也曾是朱啸虎在此行业的名言。

戴威也开始频繁约见同行，无论是摩拜还是小蓝单车，基本上能谈的都谈过了。

根据财经此前的报道，当时在美团收购摩拜之前，滴滴也曾提供给摩拜一个方案，就是与ofo合并。但滴滴提出的要求是拥有合并后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并让ofo的创始团队出局。

这件事情完全触犯了戴威的底线。

“你要知道，收购和被吃掉是两回事，如果是滴滴真的要收购我们，创始团队是可以套现走人的，但吃掉ofo就不一样了，是要ofo原来这批人直接出局滚蛋。”一位ofo核心成员告诉界面新闻，“从那一刻开始，戴威才真的意识到要绝对掌握对ofo的控制权。”

戴威和滴滴的完全决裂，来自于2017年11月戴威直接对付强直接发飙，“滴滴的人都给我离开ofo。”

整个在办公室的人都听见了。让当时在场的ofo员工觉得更可怕的是，第二天很多他们以为与滴滴无关的同事，也都像约好了一样没有出现。

“他们的咖啡都还在桌子上，只喝了一半，用过的口红还放在原处，可能昨天还在和你汇报工作，今天就直接人间蒸发了。”整个办公室突然间蔓延着一种诡异的气氛，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但问题是，“失踪”的这些同事里，有一部分人是ofo通过社会招聘找到的滴滴前员工，还有不少人此前并没有谈到过自己有在滴滴工作的经验，但“后来你发现，原来这些人都跟着滴滴那些领导们去三亚休假了，也许人家背后有个群，老板都走了，群里喊一声，大家就都不来了。”

更糟糕的是，ofo的各个城市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负责人开始接二连三地收到电话，内容都一样，“你原来的工资多少，给你两倍来滴滴吧。”

同月份，ofo挪用押金的信息被媒体曝光，爆料人仔细地交代了ofo的资金链状况，其中包括ofo用了超过30亿元的押金支付供应链欠款，以及截止12月1日，ofo的账面现金仅剩3.5亿元。

次月，滴滴宣布收购小蓝单车，同时滴滴自有共享单车品牌“青桔”在成都上线，以及滴滴共享单车平台也同时上线。

对于ofo的人来说，滴滴的做法是“吃相难看”；但滴滴的说辞是，ofo主动赶走滴滴的高管撕破脸在先。但无论如何，此前在竞业协议中互相承诺的不干涉对方市场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被撕毁了。

戴威被彻底激怒了。2017年底，就在合并舆论闹得正凶之时，戴威开始频繁去杭州出差，主要是去见一个人，就是蚂蚁金服的CEO井贤栋。

“把阿里引入，是老戴当时能够想到的最有利于自己的筹码了。”早期员工张恒表示。

蚂蚁金服曾在2017年4月投资过ofo，但双方的合作也不甚愉快。蚂蚁金服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ofo在多个城市的交易量来激活支付宝的渠道下沉范围，但由于支付宝内可以直接实现ofo的扫码骑车，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ofo自身的流量。

但面对滴滴的咄咄逼人，戴威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只有阿里有出手拯救ofo的理由。一方面，阿里不希望自己的话语权被过分削弱，一方面对于滴滴和快的最后的合并结局，阿里一直耿耿于怀。

“滴滴和快的当时的数据应该是5:5，但滴滴一直声称自己的数据占绝对优势，直到最后合并了，才发现真实数据不是这样。”一位阿里内部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同时，蚂蚁金服在2017年底投资了哈罗单车。哈罗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二三线城市数据飞涨。但在2017年9月，北京宣布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这意味着，如果哈罗单车想进入一线城市，必须找到已经在一线城市有投放量的共享单车合作。ofo，是最佳的合作伙伴。

“阿里和腾讯当年对待滴滴合并，是自己的业务扩张需要，但并不是主动需要做这一项业务。但滴滴不一样，共享单车本身就是出行的重要一环，滴滴不可能自己不做，而且以滴滴的意志，必须完全由自己主导。”ofo一位核心高层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阿里巴巴和戴威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促使戴威增加了巨大的信心。于是阿里巴巴在2017年12月出手1.2亿美金买了朱啸虎手中的老股。见合并无望，朱啸虎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当时看起来收益最大的退出方案。

但滴滴不会轻易放入这样一个庞大的竞争者进入出行行业。根据36氪报道，当时滴滴出资0.27亿美金也买了一定数量的朱啸虎股份，主要是为了让朱啸虎手中的一票否决权不要落入阿里巴巴的手里。

为了争夺更多的资金筹码和滴滴博弈，戴威不惜通过动产抵押方式，先后两次将其资产共享单车作为抵押物，换取了阿里巴巴共计17.7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折合美元约2.8亿。

紧接着，阿里巴巴领投了ofo E2-1轮融资8.66亿美元，跟投的股东里面不再出现滴滴。此次融资后，ofo的董事会中共9席，创始团队5席，滴滴2席，蚂蚁金服1席，其他投资人1席。

2018年4月4日，美团成功收购摩拜的消息弥漫开来，迫使程维又重新和戴威坐下进行了一次谈判。

美团上线打车平台，滴滴上线外卖平台，彼此开始对对方的主营业务领域进行猛烈地攻击。无论是处于防御还是进攻，滴滴吞并ofo都是必要之举——滴滴之前收购的小蓝单车市场份额远不及摩拜，而青桔作为新品牌也没有在一线城市的投放权。

程维提出了退让一步的条件，戴威可以留下来，但是要去做单车的出海业务。但戴威当天下午提出的要求是要做ofo的董事长，并且保留创始团队。彼此之间的要求差异过高，戴威摔门而去。

在这次谈判之前，戴威接受采访时候曾坦言，人不能太轴，合并也并非不能考虑。但最后人们看到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一位ofo高层的解释是，“实际上ofo内部从来没有否认过并购这个选项，但问题在于滴滴给出的方案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再后来，事情陷入僵局。由于新的资金一直没有办法进来，也无法接受滴滴给出的并购条件，ofo开始先后爆出资金短缺问题：供应商上门讨债，用户发现押金难以提取，裁员开始逐步被执行下去。

那段时间办公室的人很少见到戴威，实际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躲在公司附近的茶楼里办公。

讨债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有身穿黑衣的讨债人，甚至有人推着坐着轮椅的老人就去了办公室，叫嚣着不还钱就睡在那里。

当时冲在第一线和供应商沟通的都是陈正江。

陈正江被ofo内部员工称为“老三狗”之一，是除了联合创始人以外最早跟着戴威来ofo的老员工，负责ofo的供应链。他和戴威感情深厚，陈正江也对戴威言听计从，2017年年会上，陈正江拿到o-hero奖，奖励期权100万。

这份对戴威的忠诚还体现在，当戴威深陷债款纷扰时，今年10月22日，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更换了法人代表，ofo创始人戴威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由陈正江接替。

尽管谈判停滞，但ofo对滴滴依旧有利用价值。然而滴滴今年也处于焦灼的境地，一方面8月份滴滴顺风车曝出奸杀案，顺风车业务被搁置，同时接受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调查；另一方面，滴滴的巨额亏损也被曝光，新融资一直悬而未决，短期内也无法上市。

今年八月，是戴威和滴滴的最后一次谈判。接近当时谈判的人表示，今年八月的那次本来双方已经就估值、控制权等达成共识，并已经进行到现场签字的阶段。

“结果当天滴滴派了一个级别非常低的普通员工来现场代表滴滴，还迟到，到了以后说现在滴滴因为顺风车的事情处于内忧外患的阶段，无法进行新的收购。”

当时在场的一位核心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实际上滴滴应该是想继续压价。随后有人和界面新闻记者爆料称，当时8月份曾在网上疯传的滴滴投资协议就是最终版本，也确有其事。

谈判的另一个参与者阿里也在等待。一位接近阿里的人士表示，阿里一直在等待滴滴新的谈判条件。“要么就是用足够高，能够影响到滴滴财务状况的价格卖掉手里ofo的股份，要么就是以足够低的价格收购ofo然后和哈罗合并，后者给予ofo管理权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一位ofo内部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最后一次谈判把ofo彻底丢到了两个神仙打架的夹缝当中。戴威曾幻想的自己和创始团队占有控制权的并购方案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在哪一方，结局都是一样，ofo变成一枚弃子。

无论自己手上的实际股份还有多少，负债累累的戴威已经彻底失去了大局。

5

在失去大局后的几个月，戴威开始多次发布内部信。内容主要是给团队打气、以及公布一些新的架构调整。

一位工号个位数的早期成员陈数评价，现在的戴威管理风格比以前成熟了，至少知道需要发内部信让全部员工知道公司的所思所想。

曾经在ofo最危急的时候，ofo的员工大会被搁置了长达半年之久。即便是在以前，大部分执行层面的员工也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最近的方向、不理解创始团队的焦虑，对于ofo的普通员工来说，大部分公司的信息还是从媒体新闻里面得知的。

有内部人士和界面新闻记者透露，为了找钱，ofo内部还成立了应急小组，主要职能是还债，后《财经》报道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该小组由阿里、滴滴、中信产业基金、DST组成，进行债务重组；不少供应商同意债转股，这是他们拿回钱的唯一选择。

有接近该小组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目前大部分债权人已经同意债转股的方案，但在具体细则上还在博弈，不排除还有可能再进行一次新融资来协调债转股中间的具体比例关系。

但相比之下，用户押金是ofo更大的资金缺口。界面新闻曾经报道过，截止今年上半年，ofo的负债里，有50%以上来自用户押金。戴威在员工大会和内部信中反复表示，退押金的周期会被延长，但ofo一定会解决。

陈数在今年秋天离开了ofo，在离开ofo后他见了一次戴威，发现了一些戴威的新变化。

“他开始变得健谈了一些，以前给他建议他都不置可否，现在会给你主动谈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也会认真的听你的建议。”

今年3月，ofo早期的投资方经纬中国的创始人张颖和戴威曾有过一次对话，张颖问戴威：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工作上有没有让他感到特别焦虑的事情。

戴威回答，公司里有三千多人，一年内增加了十倍多，怎么样让所有新来的人不忘初心，知道公司从哪里来，去到哪里，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他躺在床上会思来想去的问题。

烧钱和背债，戴威都已经经历过了，当时的他坚信ofo能够找到买家，就如此时此刻不断宣言“跪着也要活下去”一般，带着堂吉柯德式的自信。

三年前，那个未经世事而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少年戴威遇到了朱啸虎。

三年后，戴威依旧自信，只是这一次，资本市场还是局势都已经变天，不会再有一个朱啸虎在前方等他。

（文中ofo前员工陈数、张恒、秦淮等应采访者要求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