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中国只能追随西方社科理论？我偏不信

【文/ 赵鼎新】

“中国人有能力挑战西方社会学的纪念碑式人物，并且建构超越他们的理论吗？”这是2000年后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我这儿所说的纪念碑式的人物包括西方社会学形成时期出现的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和涂尔干，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摩尔 (Moore)、布罗代尔 (Braudel) 和麦克尼尔 (McNeil)，以及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梯利 (Tilly)、曼恩 (Mann) 和苏威尔 (Sewell)等人。这些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主要研究都旨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的产生及其后果，以及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变化规律这两个横跨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问题作出回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尚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

难道中国人就只有追随能力吗？带着一种不服气的精神，我发起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挑战。**具体说就是，从2002年开始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了中华文明近三千年的发展规律，研究的核心就是要解答以下的疑问：为什么秦朝以后的中国能在较长的时间段中保持着一个地域逐渐扩大、凝聚力趋于增强的农业帝国状态，以及为什么宋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长时间都很发达，但工业资本主义却出现在西方世界？我的目标是通过这个研究来建立一个能对西方也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我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部题名为《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理论》的专著，并且引来了包括曼恩、苏威尔、豪 (Hall)、古德斯通 (Goldstone)、王国斌等多位历史社会学名家的评论。但是，本文并不是想要论证我的社会变迁理论是否真正超越了西方同类理论，而只是想粗略介绍一下我的社会变迁理论，以及我在建立此理论的时候动用了哪些理论资源。

赵鼎新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理论》

一

要对一个文明长达近三千年的历史动态进行分析，并就此提出一个社会变迁理论，我们首先要对时间的规律作出一个判断。这儿要交代一下，历史社会学在当下中国突然成了显学，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尚处在初期，国内学者对该学科的理解有一定误区也在所难免。国内学者一般会认为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发生在长远过去的社会学分支，并且全面运用第一手材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我这儿不能完全展开，但是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所研究的事情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也不在于我们用的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而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简单说，历史社会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这个结合非常困难，可以说充满各种紧张，而紧张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我们对于时间规律的认识。

目前存在的关于时间的哲学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循环时间。这是一个在犹太教兴起之前人类的普遍时间观。原因很简单，古代人所能看到的大量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呈现了循环性。二是线性时间，或者说目的论时间。这类时间观随着犹太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以及基督教的扩展而扩张。17世纪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世俗意识形态，并且西方人越来越充满自信。特别是在18—19世纪，西方学者创造了各种世俗线性史观。三是多元时间。世俗线性时间给人类社会包括西方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祸害，因此在二战后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后，一种否定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和偶然性，把历史走向看作是由各种具有很大偶然性的“分水岭”和“转折点”事件串联起来的理论，逐渐在西方成为主流。

具有不同时间观的学者显然会对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结合有不同看法。简单说就是，**持有循环史观的社会学家会强调造成历史循环的机制性规律。**比如，一个社会在歌舞升平后其凝聚力就会下降，而凝聚力下降所带来的危机则反过来会促进凝聚力的上升。又比如人口上升后所造成的流行病、失业、移民、叛乱和战争会导致人口下降，而人口下降后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又会促使人口回升。**持有线性史观的学者则会强调一些结构性力量比如生产关系或者战争对历史进程的线性影响。持多元史观的学者则会强调各种重要事件和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三个历史社会学“流派”的背后都产生了大家，并且各自都提出大量的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韦伯

因此，要突破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我们首先要在时间观上作出突破。我的做法是：第一，引入老子的道家时间观；第二，改造韦伯和曼恩的社会变迁理论。

西方的循环时间观绝大多数都是机械循环。在他们的眼里，社会周期就如同钟摆，或者说上下变化都遵从着同一规律，就如我在前面所介绍的人口循环认同感循环这两个最为著名的“世俗循环”规律。老子的道家时间观则告诉我们如下的道理：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道家时间观下，每次加强和削弱一个强大组织、思想和制度的社会力量和机制并不需要相同。具体的例子就是：虽然中国朝代交替呈现了循环性，但是每一个朝代兴亡的原因其实很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老子会强调可道的“道”，都肯定不是在任何时空中都具有同样重要性并且有着同样作用方式的“常道”。道家时间观的这一特色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哲学中的机械循环理论。道家的循环时间可以说是一种辩证时间，但是道家辩证时间中的时间并不具有目的性。道家时间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这一点要比黑格尔高明得多。比如，春秋时期楚国非常强大，但是战国时的楚国却是一个地域巨大的弱国。对于这种现象我不仅仅会从战国时期楚国出现的各种问题中来找到回答，更会把楚国的积弱根源追述到楚国在春秋时代的各项改革政策的成功。

曼恩的社会变迁理论基于韦伯的理论。韦伯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相互关联、却不可互相替代的视角。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之上，曼恩提出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理想性的来源。曼恩的这一理论与我从生物学层面对人性的理解非常契合。人和猿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猿是政治动物，人也是；猿是地域性动物，为了维护或扩张自己的地盘不惜动武，人也如此；有些猿还能制造简单工具来更有效地获取食物，人则大大发展了这一特长，或者说二者都是经济动物。人和猿的最大区别在于思想性。猿不会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不会产生诸如死后进“天堂”这样的想象，但是人会。对于人来说，经济／物质资源、地域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稀缺资源。人总是有穷有富；一个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据，其他人群在这一地域上的活动就可能会受限制；有人能成为大人物，有人就只能当小人物。因为都是稀缺资源，为了获取这些资源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或者说人类同时又是一个主宰欲望很强的竞争性的动物。不难理解，人类的竞争主要围绕经济、军事（地域）、意识形态和政治这四个面向展开。这四个面向的竞争有着不同的逻辑，从而给了历史不同的时间性。

比如，理想状态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有两个共同点。第一，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竞争有着清晰的输赢准则。第二，要在军事和经济竞争中胜出，竞争的各方都试图组织得比对手好，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比对手高，生产成本比对手小。如果说这两点能成立，我们就能得出以下两个对时间／历史具有结构化意义的推论：

其一，经济和军事竞争因为有着清晰的输赢准则，因此会促进工具理性（即一种以最有效达到目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精神在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且这两类竞争在某个社会中越重要，工具理性在那个社会就越具有主导性。

其二，竞争各方不断增长的组织和生产能力给了历史积累发展性，或者说历史是具有方向性的。这也就是说当前西方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时间观是有误的。显然，历史的积累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竞争的迭代长度。这里迭代长度指的是竞争各方在一轮竞争输赢分明后，进入下一轮并且一轮又一轮竞争的总次数。迭代越长，历史积累发展持续得越久，发展的速度也可能越快。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军事、经济和组织能力上的高度发展，以及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军事、生产能力和组织水平的飞速提高，都是经济和军事竞争长期主导而带来的非预期后果。

二

但是，历史的积累发展速度是非常不同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有着不同的性质。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会更多介绍意识形态的性质。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犹如两个互相不明对方身份的人在进行辩论，其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物质上和组织制度上的东西，或者说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不会促进历史的积累发展。因此，意识形态竞争在一个国家中越重要，该国家的积累发展就可能会越缓慢，甚至出现停滞不前和倒退。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又像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在进行辩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辩论的各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并且一场辩论过后，各方都会自以为赢了。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竞争没有明确的输赢准则。意识形态还有两个性质：其一，意识形态是一种劝说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其二，人们对某意识形态的理解总是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和人生体验。意识形态的这两个性质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非常多元的。

意识形态竞争不促进积累性发展，没有清晰的输赢准则，具有高度多元性，这是人类社会高度多样性和多重时间性的最为主要的来源。从认知角度来说，目前西方世界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史观的问题，就出在把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性质而造就的历史的高度多样性当成了全部历史事实。

某一意识形态有时会占据上风甚至是绝对上风。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一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更接近事实或真理，或者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寻找背后的非意识形态因素：一是某种强制力量的支持；二是灾难后的短暂共识。

理想型的政治竞争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相近的例子。不过，如果这个世界有一种不能依靠任何组织和资源以及不能讲意识形态的竞选，那么这个竞选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了。理想型的政治竞争有比较清晰的输赢准则（比如总统选举中只有一个人能当上总统，而没有被选上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是失败的一方），能促进工具理性文化在社会上的发展。但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与物质生产没有关系，不会促进社会在物质上的积累性发展。如果政治竞争在某个社会占据了主导，该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也会缓慢。如果说意识形态的性质造成了时间的多样性，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则是造成意识形态在时间过程中消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强制性力量。当国家推崇某一个宗教或者世俗意识形态时，该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就不再是教主的胡诌或者是知识分子的乱扯，而是一个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但是，某一意识形态和宗教一旦受到国家力量的推行，其负面性也就会被不断放大，为一个新的危机的到来或新的历史循环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因此，历史时间具有很大的积累发展性或者说方向性，但是历史时间的方向性来自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的性质，而不是任何既定的具有道德意义的目的。历史又是多元的，历史的积累发展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历史也可以出现积累发展意义上的倒退。历史的多样性和积累发展节奏，历史方向的多变,来自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的性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背后的不同规律之间的相互拉扯给了历史明显的循环性，但是历史循环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循环，而是道家辨证循环。

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在历史时间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在历史画卷上涂鸦，并且还会试图用各种意识形态来论证他们在做着“最美最好的画”，同时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大小不等的权力和资源把各自的意志往下贯彻，从而给历史制造了只会把后人脑袋搞晕的历史形态和历史材料上的无穷多样性。

然而，我以上所介绍的这些积累发展的、多元的、循环的时间结构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且在超越了个人作用和各种部分事实的长时段历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只有懂得这些规律，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在历史进程中某些个人和组织的作用，为历史学分析和历史社会学分析建立一个较为牢靠的出发点。

社会科学家的视野很难脱离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我来说，“文革”前后的苦难和磨练给了我一个不同于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西方学者的人生体验，出国后的阅历给了我一个世界性的视野，而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历的一波三折以及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给了我反思、从容和自信。我其实并不确切知道我的学术努力是否成功，或者说有多大的成功。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不服气的精神和攀登最高峰的企图心是不能没有的。

本文转载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未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