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博：圣人还是罪人？曾国藩和湘军为什么喜欢打呆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闻博】
曾国藩打仗，喜欢“结硬寨，打呆仗”。
具体而言，就是一旦遇敌，就先选好扎营地，挖壕沟、搞寨子（土木工事保护的营地），先把自己保护在防御工事里再做打算。特别是遇上攻城，就里面一圈围住敌人，外面再一圈防御援军。
其实在1860年代，这种已经被两个多世纪之前的关宁军玩烂的战术还在大行其道，真的是当年中国固步自封的悲剧性反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现在这年头的成功学爱好者们拿出来大肆吹捧一番，有些已经把“结硬寨，打呆仗”捧到了人生哲理高度，更是把曾国藩封为“圣人”，看了我真觉得瘆人的很……
某购物网上各种曾国藩相关书籍琳琅满目，颇为畅销
某些人的吹捧看得我有些无语
再往前翻古籍，会发现古人对此并不苟同，动不动得起来，取决于能力。《孙子兵法》上说，要“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要“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好的军队应该是能在各种状态下自由切换，而不是只能仅仅保持在一个状态固定不变。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爱搞“结硬寨，打呆仗”，是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落后时代的建军思想，他对当时军事技术发展的无知，以及他对过去几百年西方军事制度革命的无知，并且从上到下缺乏正规军事培养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在这些条件下，他没有别的选择。
该如何评判曾国藩的军事才能
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需要浴血重生，而在军事国防上可以说有几个核心命题有待解决：
1.从旧式军阀私兵转变为以国家为效忠目标、听从文官指挥的新式军队；
2.从缺乏正规化职业化的古代军队变为分工明确，培养训练体系完整的军队；
3.从冷热兵器混用的古旧战术体系转变为能够紧跟世界前沿战术发展的军队；
4.从装备作坊式手工生产武器到根据实际作战需要定制并生产制式武器的军队和军事工业。
这四个命题分别对应政治思想、组织培训体系、战术体系和装备及军事工业现代化。能解决半个，就是淮军；解决两个，是袁世凯的北洋军；解决三个，是明治维新后的日军；都做到，就是后来的人民解放军。
曾“圣人”连半个都没做到。
曾国藩（资料图）
下面开始说点具体的。
评价一个人或者一支军队，应该先确立一种评价体系，否则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感官和立场出发，脱离时代背景，脱离客观条件，最后无非鸡同鸭讲或者人身攻击一番。
首先要确认一点，即到底从曾国藩的什么身份去评价他。
曾国藩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的军事将领，他是一方大员，有组建军队，设卡收税，管理一方的独断全权。**他不但是湘军的最高指挥，而且还是它的缔造者。**所以不能仅仅从具体的战术战略层面以一个普通军事将领的角度去衡量他。
既然是军队的缔造者，或者说是时代给了他一个撇开八旗绿营系统，从无到有组建新军的一个天赐机会，因此，他的主要职责除了消灭太平天国，维持清朝的统治外，还应该抓住西方军事科技和军事制度扩散的机会，改善当时中国有国无防，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的现状。
与之相比，指挥行军打仗并不是他的要务，就像毛泽东、罗斯福不会空投手令去越级指挥一个师甚至一个营怎么打仗、采取什么战术。这些是一线军官的职责。作为统帅，应该专注于全局的政治和战略，考虑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么调动分配资源完成自己的战略规划，应对潜在的威胁和敌人。
因此要评价他，和他缔造的这只军队为什么会选择“结硬寨，打呆仗”，就必须涉及到如何从整体上评价一支军队的问题。
简单来说，**一支军队所选择的战术（术）总是基于其军事组织与战术体系（法），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建军思想和军事思想之上的（道），**不能孤立地去评价战术怎么样，而要站在军事体系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术离不开法，取决于道。
从建军思想和军事体系来看，湘军无疑是严重落后于那个时代的，而且甚至是在开倒车。
首先，所谓建军思想就是要确立核心问题：我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去参加什么样的战斗？我的敌人是谁？我为谁而战？
建立之初湘军就是一个民间团练，是在作为正规军的满汉八旗绿营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而太平天国已经成势的背景下诞生的应急产物。从一开始，它就缺乏一个长远的建军目标。然而曾国藩既然有自由建军的全权，并且拥有设卡收税和完全的人事权，那湘军的存在不应该只是对内平叛那么简单，也不应该仅仅作为私兵存在作为曾国藩集团的个人资本。他应该把湘军的定位放在作为替代旧军队的新式近代军队上。
其次，军事体系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这个可以写几本书。
简单来说，军事体系就是这支军队的组织结构是怎么样和战术体系是什么样的，如何打仗，如何管理运作。是土匪还是私人武装，是治安部队还是野战部队，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是用冷兵器还是用热兵器，是否诸兵种合成？训练、补给、后勤保障怎么完成。兵员的补充如何完成，军官是不是专业的，如何招募，以什么为标准？有没有参谋体系？诸如此类。
具体到湘军，它就是一支以中世纪封建私兵模式建立的，采取冷热兵器混合作战，严重落后时代的非正规部队。
“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可见其用来维系官兵的纽带依然还是几千年下来换汤不换药的那套人身依附关系。而湘军用来吸引官兵的那套也是老套路，除了超过营兵三倍的军饷，就是放纵劫掠；唯一能谈得上理想的东西，恐怕也就是那套行将就木的封建礼教了。
曾国藩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和后世爱记日记的常大队长，和开战略会议对高级军官大谈四个小时忠义廉耻，鼓励他们自杀成仁的空一格蒋公，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曾的眼里，选拔军事指挥人才，不看什么专业的军事素养、指挥能力，只看忠义血性……
而从湘军建立之初开始，其将领就大多为书生，并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更谈不上系统培养，一切靠自己在实战中摸索。
由于满清自始至终不信任汉族武装，因此这群书生没有世代武家的传承，只能从故纸堆里抠建军的线索，湘军的军制、战术和训练主要效仿先例，日常演练明末戚继光创造的“鸳鸯阵、三才阵”，并经过改良变成了湘军的一字阵、方城阵。
具湘军记载“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
如果熟悉军事史，可以一眼看出这基本上只有欧洲15世纪的水平，甚至连西班牙大方阵的水平还不如。这种阵法基本就是武器的大杂烩，从各式刀矛到小枪、抬枪、劈山炮都有，这种复杂程度，加上缺乏专业军官，缺乏对士兵的职业化训练，要想在实战中做出灵活的战场机动、搞复杂的队列变化去捕捉战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抬枪射速慢，小枪射程近，劈山炮就是大号散弹枪。所以论火力输出，最多只能在100米内形成有效杀伤；同时火力连续性差，对付火力差不多水准的太平军可以，但是如果遇上西方军队，那基本只能被吊打。这套武器即使面对训练有素的骑兵集团都很难脱身（后来和捻军交手，湘军屡次被捻军骑步配合团灭）。
反过来说，如果湘军重视火力输出，能完全摒弃过时的冷兵器，引进西方火器和西方操典的话，即使其战斗力不能说必然爆表，但是也足够在野战中压倒太平军这种水平的武装。
而曾国藩对西方火器是什么态度呢？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藩给曾国荃送去100支洋枪，顺便说了说风凉话：
“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弟与各将弁试用一二十次，识破其短处，当以余言为然也。”
而用过之后，曾国荃表示洋枪“嘿，真香”。
曾国藩又是怎么说的？
“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鲍春霆（超）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他的逻辑就是，既然别家队伍装备了洋枪也被打败，所以说明洋枪没啥大用，要像钻研八股为本一样坚持“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作为根本。
这都是1860年代了，人家都开始走向后装线膛枪炮的时代了，曾依然抱着一堆差不多300年前的古董武器当宝贝，拿着腐儒的精神原子弹当法宝。
曾国藩最缺的是意识
当时的西方就不说了，就比比他曾经的下属。
出自湘军系统的李鸿章奉行实用主义，大力主张用洋枪洋炮淘汰早已过时的各种冷热兵器，并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只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调教，就在今天的上海虹桥以五千兵力打破号称十万的太平军李秀成部，并且数战数捷。
之后尝到甜头的李鸿章更加投入对西式武器的采购和制造中，并大肆扩军，从上海到常州，凭借优势的火力和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不论在野战还是攻城，淮军就很少出现过湘军那种结硬寨，打呆仗的情况。
传统清军的鸟枪，枪管长但是装弹不易，更不能加装刺刀，却是曾国藩的最爱
再者，和其他旧式中国军队一样，湘军没有专业的后勤补给、医疗、工程等辅助部队，也就是说这些工作都要士兵自己完成，而士兵当然会选择就地抓壮丁，强迫当地百姓提供劳役。其后果就是极低的后勤效率和无法收拾的军纪。这样的部队更不可能随意脱离这些闲杂人员实施快速的机动作战，因为稍稍不注意，这些被迫从军的民夫甚至不少士兵都会开小差。
同时常常被忽略的一点，曾国藩尽管大全独揽，却没有花哪怕一点力气建立一个培训军官的机构，更没有成体系地去训练兵员，培养基层军官。送上前线的新兵都是炮灰，只能靠机率决定是早早领盒饭还是幸存下来成为有经验的老兵，而老兵死一个少一个，自然更不敢打硬仗，只能一味避免野战交锋，牺牲时间和资源打静态消耗战。
要我说，如果坐拥巨大的物质优势，却选择了消耗最大，对自己伤害也最大，最漫长的方法取得胜利，那叫无能。
放大到战略上，他的头号目标当然应该尽快消灭太平天国，结束内战，恢复清廷对江南的控制，尽快恢复南方的经济和税赋，这才是评价标。曾国藩作为一个清朝命官，为了清朝的江山社稷镇压太平天国，恢复战乱地区的秩序，恢复清廷在当地的统治，才是他主子的最高利益好不好？正是他这种借乱世谋私利的动机才不把百姓当人看，才干下那么多灭绝人性的罪行。所以他才该受唾弃。
而且这种拖延战争进程的做法不但搞得战区赤地千里白骨遍野，也同样极大消耗了湘军自己后方的经济。到了太平天国末期，湘军普遍欠饷数月，各部不是哗变就是蠢蠢欲动。于是除了后方加紧设卡抽税压榨地方经济外，前线军官只能纵容士兵抢劫百姓，甚至用屠城来犒劳官兵，其中最高潮的就是攻陷天京后的屠杀。
据曾的著名幕僚赵烈文（就是那个精确预测清廷衰亡命运的对话主角）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
“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馀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天京屠杀甚至被有些人用来为日本南京大屠杀辩护……我只能说，有人给起了一个“曾格达迪”的外号真是贴切。
所以综上所述，曾国藩的见识决定了湘军的基本情况，决定了其呆板的战术和其他一系列行为。这并不是什么稳扎稳大的大智慧，只是小脚老太婆根本跑不起来。
有人说我对曾国藩太苛责了，他能拉起一只队伍就不错了。可是那个时代面对他的困境的又不只有他一个，他对内可以学李鸿章，对外可以学长州藩，都是同时代的亚洲人，不需要穿越。
早在1855年，明治维新还没影的时候，日本西南的长州藩就已设置了专门传播西方先进技术的西洋学所，向全体武士开放授课，内容除了理化生天文，以军事为主体。到1865年，长州藩又开设专门的步兵和炮兵学校，培养精通西洋战术的军官、士官，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倒幕战争的指挥官。
欲练强军，先办军校，看看人家的意识。
同时代与法国教官合影的旧幕府军军官，注意到即使是相对守旧的幕府军，军官也开始摒弃传统武士刀转用欧式马刀
从1853年办团练开始到1868年他去直隶当总督，前后15年里，其中11年和太平军交手，4年和平时期。这么长时期，曾国藩什么时候有过规模性地更新武器装备，或者长期聘请过外国教官？不说搞军校了，搞个短期培训呢？甚至写封信鼓励属下去积极学习西方优点有过么？
从建军到朝鲜战争，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有哪年是过得太太平平可以安心发展的？西北那种穷地方物资紧张还被封锁的情况下都不忘办抗日大学培养干部，每次打完仗都不忘开会总结，甚至还在前线抽空给士兵扫盲，就是这种精神才能从几个团万把人起家，短短22年可以拉起一支和蓝星头号强军过招的百万大军。
而曾呢？“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凭这句话，他就没戏。他最缺的不是别的，第一位的就是意识。
李鸿章与曾国藩
前面说了，曾国藩基本上就是旧式文人的思想的代表，仍旧抱着孔孟之道朱子理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拒绝接受新生事物，拒绝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这种思想不是他独有的，即使是清朝少数钻研过西方操典的军事理论家们，都往往怀抱某种迷之自信，乃至于得出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结论。
如翻译西方操典《陆操新义》的洪弃生即认为，书中内容不出《尚书》中的道理，是中国人自己荒废了，导致现在要步西方人的后尘。浸淫于传统儒家教育下的文化优越感和狭隘的知识体系，使得大清的精英们并不能准确理解西方军事思维观念，以实现知识结构的真正更新。他们所理解的西方军事优势和战术，仅仅限于船坚炮利，其对西方军事操典和战术的理解是站在陈旧军事经验上的歪曲。
而同样是朝中重臣的李鸿章，就能看出当时中国已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李鸿章比起那些只知道空喊道德仁义的传统士大夫要深刻和清醒得多，他感叹：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甚至喊出了“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
虽说李鸿章也远不是正面人物，屠城、搞军头、政策失误，战略误判一大堆，但是他至少能够意识到落后的现实和变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比起还沉睡在几千年故纸堆里的曾国藩，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李鸿章（资料图）
然后看今天评价，吹捧袖手谈心性的曾国藩的书汗牛充栋，有些甚至拔高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标准。而至少敢于做点实事敢于犯错的李鸿章却只能反复在裱糊匠和卖国奸臣的帽子之间穿梭。真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当以勤改日记，多留家书为要，至嘱！
最后用乔治·巴顿的一段名言结束这篇文章：
我还要你们记住另一点。不要XX的去为我们的侧翼操心担忧。不知哪个该死的笨蛋有一次说起要保护侧翼，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那些XX养的都拼命要警戒他们的侧翼。我们第3集团军不做这种事情。我们要不断前进，除了揪住敌人以外对守住任何东西没有兴趣。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敌人不放，把他们打得魂不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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