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面对中国改革成功，总有人很幽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重新进入主流世界体系，并逐步实现自主性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关键点上取得了政治社会共识，但在其他领域和层面并未能扩展这种共识。经济改革一枝独秀，但政治社会层面的制度性改革则未有严格的同步发展和突破。甚至由于这种改革的系统不协调，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强势规划与导引作用仍很突出，这就导致改革最初的追随者发出“改革何处去”的疑问，也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产生“规训中国”的失败感。
这些潜藏和弥漫于中国改革进程的内外幽怨情绪，伴随中国决定性崛起和对世界体系的改革性主张，终于在近些年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构性转变及国内早期改革派的共同疑虑。这是中美贸易战及新时代中国内部政治与政策宏观争议的根源所在。
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讲话，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改”和“不改”的辩证法主张，用于解决和说明中国改革的原则及限度。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在1990年代初，邓小平曾以“三个有利于”确定中国改革的规范判准，其核心原理是经济性的，以生产力促进和人民利益改进为最终尺度。习近平的规范判准是制度性的，以是否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治理现代化为最终尺度。这种改革限度的思维，体现了主权代表者意志与实用主义改革方法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时代总体上是一个关涉民族复兴的结构定型与综合化的时代，不可能严格谨守邓小平时代的全部教诲，而是必须结合中华民族复兴利益、中国共产党的世界革命使命以及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与挑战做出最佳的战略运筹和安排。“新时代改革观”因而必然具有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要点和逻辑。
对新改革的理解与接受是中国当代精神转型的重要课题。改革纪念的多种话语中，有一种近似“悼词”式的话语颇值得关注。这种话语的典型标题特征是“世间再无邓小平”、“中国改革已死”、“中国将要落入某某陷阱”，其基本逻辑是，由于中国未能遵循似乎来自于邓小平的关于中国改革“西化”的种种教诲，未能规范而系统地展现中国对西方体系的精致模仿和严密追随，所以中国改革走了歧路，必有恶果。这种逻辑还会将2000年以来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自主性现代化的种种制度化改革视为对“文革”的某种回归，以轻率及选择性的现象描述代替对时代精神与制度本质的理性分析。
该种话语又常被标签化为“自由派话语”，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局促心智下的“狭义自由派”或“原教旨自由派”，并不能代表中国自由派的全部，甚至不能代表其正在变化中的趋势及未来前景。当彭斯在2018年国庆期间以“新铁幕演说”对华威胁并说教时，当中美贸易战之美方要求不断加码时，当华为孟晚舟案悬而未决时，更有大量的话语流量共同指向对新时代改革从规范根基到实践路径的全方位检讨，希望回到邓小平时代的“Good Old Days”。这些话语实践群体不自觉充当了美国“教师爷”的助教团队。
1992年1月22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参观深圳仙湖植物园。江式高 图
这种话语对新时代改革的结构性取向是高度不认同甚至严格抵制的：其一，不认同“党政融合”的宪制取向，认为是对党政分权改革的背离；其二，不认同政府产业政策与角色，认为是对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破坏；其三，不认同“一带一路”倡议，认为是对国民利益与世界和平的负面操作；其四，不认同对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和解，认为是对自由民主现代性基础的侵蚀；其五，不认同对毛泽东时代有关政治价值与传统的回溯和运用，认为是对邓小平改革的倒退；其六，不认同中国对美国的体系性竞争与挑战，认为是对美国价值观及模式正当性的挑衅。
这种话语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持有严重的规范性质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效性持否定态度，希望恢复邓小平改革初期尤其1980年代“低度自信”氛围下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崇拜，调整和改变目前的新时代改革总体方向。
这种话语虽因缺乏“政治正确性”而在中国官方媒体及官方可控舆论空间缺乏传播渠道，但在私人空间和海外空间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不来源于该话语的学术深刻性或历史哲学分析的严密性，而来自于对西方价值观的符合性。这种话语范式下的公共写作甚至学术写作因而也变得非常容易，只要简单借取西方某种规范理论，结合中国特定议题或素材，加以演绎性论述与改革建议，即可成篇，成名，成家。然而，这种话语的知识生产有效性及对中国国家利益促进与发展问题解决上的意义正面临空前危机。
这种话语最大的意义在于坚持“自由”价值的根本性和前提性，坚持中国任何改革的“个体伦理”检验标准。这确实是邓小平改革的重要思想遗产，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解决人的吃饭生存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人权，也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然而，对于民族复兴与健全良善生活的建构而言，“经济建设”是不够的，想象“经济建设”市场化带来“全盘西化”也是不符合体制和历史的。中国改革必然要走入一个以“制度综合”为特征的2.0版时代，习近平时代正好承担了这一历史角色。纯粹“自由”话语不是错误，只是片面，只是不充分，只是不足够支撑新时代的全面改革需求，是对中国文明传统与政治体制的有意忽略，是长期“东方主义”知识规训下的“自我东方化”。
总之，在以2049“第二个一百年”为基本目标的民族复兴与改革新阶段，我们要适度超越这种早期改革的“狭义自由话语陷阱”，回到中国文明和中华大地本身，聚智汇力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民正当而良善的生活方式”这一改革的原命题。“自由”应当位列其中，但未必居首，需要在东方文化与政治传统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规范性地位。“和谐”或许更为基础与根本，乃是根植中华文化而面向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规范基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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