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一火车皮的论文，赶不上小岗村农民的红手印”
【文/ 李昌平】
一
1982年我参加工作，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正好赶上“分田到户”。一直至2000年3月，在第四任乡镇书记上时不自觉的捅了个娄子，无可奈何之下辞去公职。 后“南飞”“北漂”很多年。于2011年创建“中国乡建院”，现任乡建院院长。
“中国乡建院”自创立以来，踏踏实实的践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21个省市区协作做了一百多个引领振兴乡村前进方向的试验示范村，习主席到访并表扬过的岢岚县宋家沟村，就是我们“中国乡建院”协作做成的高质量“精准脱贫”示范村的代表作之一。
我是渔民的孩子，这是我的命，不由我决定。我永远都是渔民的孩子，永远都是农民的一分子，这是我的自我认同。
为了农民的不断觉悟和解放而战斗，是我一生的使命和生活。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至今依然信仰共产主义。我经历了由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到动摇共产主义信仰、再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生三阶段。
荆州农机校 毕业合影 李昌平（右二） 1982年，图片由作者供图，下同
1982年毕业后，我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自愿申请到了最偏远落后的周河公社工作（周河公社是我的家乡），此后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无特别值得一提的建树，但错误犯了不少，错事做了太多。
我在1987年县乡财政体制“分灶吃饭”和“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时就开始担忧。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主要农产品基本供求平衡，高度分散的小农被迫落入“增产减收”的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农民、农村、农业每况愈下，再加上分税制改革导致乡镇财政入不敷出和同时的内地经济边缘化，我等基层干部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收效甚微。无可奈何久矣！
终于，我于2000年3月某日之夜晚，“揭被而起”，奋笔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全党、全社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
但同年9月，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辞去公职，告别体制南下深圳打工，成为了千千万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这个时候，我真正成为了农民和农民工的一员，不再有救世主心态了。
2000年，我37岁。于我而言，离开体制后的“打工”生活，确确实实自我感觉要比当乡干部的生存状态自由自在很多。我以为，我从此告别了农村、农业、农民，在我后半生会开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但，初心难忘。
2001年春节，我在珠海。当我获悉，我曾经工作的地方，在我辞职之后依然因为农民负担过重而连发“恶性事件”，极为震惊！深感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在悲愤状态下，七天七夜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9月，我带着《我向总理说实话》书稿北上，成为一名“北漂”。一个饭局偶遇著名三农专家、《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先生，温总编出于同情，收留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编辑。
任职《中国改革》时期 ，2003年
2002年年初，《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面市。此书由九号院“院主”、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老先生作序，由京城出版界的“女侠”徐晓“愤不顾身”编辑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此书也成为我混迹三农江湖的“名片”。
温铁军先生是我进入三农圈子和农村发展领域的引路人和导师。在温先生身边的三年，我把“九号院”各位大家的文章读了个遍。这三年，无疑是我人生学知识、长见识、混圈子最多的三年。
与温铁军老师在云南开会， 2003年
是温铁军先生，在不知不觉中把我重新带回了三农领域。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研究三农的大大小小的圈子无数，人数众多，在中国三农现代化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选择上，整个圈子的主流意见大体上趋向一致，其基本主张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寄希望于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在京城还有比三农圈子更重要的圈子，如：金融圈子、法学、经济学圈子和企业家圈子。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必须在GDP超出美国两倍之后才允许出现“日本式衰退”，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还要至少维持高速增长30年以上。
唯一可靠的办法是把农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确权颁证到家庭，让家庭持有土地权证后把经营权让给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再让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拿经营权在银行抵押贷款（死钱能够变活钱），或让农村土地自由交易起来，逐步走向完全市场化。
他们认为只有农村几百万亿价值的土地能够金融化和市场化——“死钱变活钱”，中国才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和转型才可以成功。对此，我并不认同。
与上述“主流共识”持不同观点的也有一些人，但真正像贺雪峰、张路雄等人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并不多。但是他们在回答如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实现“土地抵押贷款”这个问题时，没有解决方案。而另外一方，其主张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土地市场化能够使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总量超美国”的“强国梦”，可以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解决农民问题。
我强烈意识到，贺雪峰等人一方没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能够回应“土地抵押贷款权如何实现”这个问题，这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甚至成为了心病！
我虽然没有学问，但却是一个绝对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人，甚至极力避免落入别人的话语体系和解释框架中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信口雌黄”地创造新词也是我的一大特点。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中国难题（李昌平难题 ）”、“中国拐点（李昌平拐点）”、“农村金融李昌平定律”“村社内置金融”等等这些新词，都是我“信口雌黄”创造出来的。我创造这些新词，是为了不落入主流话语逻辑，用自己的视角和话语认识和解读事物的本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道路和方法。
所以，我在京城时，经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得罪人。明明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了。《我的困惑》一文发表于2003年《读书》杂志的第七期和第八期，我用简单粗暴的文字将各种主流共识和政策性举措质疑了一个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连累到了温铁军老师。
我在京城的时候，有好些老前辈对我爱护有加，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老先生尤甚，主动收我为“编外弟子”。在我为自己的鲁莽连累到温铁军老师而内疚的时候，在我为未来怎么走而彷徨的时候，陆老师劝我离开京城，到广阔的农村去做实验。
陆老师耐心开导我说：在中国，既懂北京各种圈子的话语、又懂中国三农实际情况、还能够俯下身子做实验的人少之又少，可能就只有你李昌平一个。京城三农圈子，多一个、甚至多十个耍嘴皮、跟人吵架的“捣乱者”李昌平，毫无意义。但中国少一个深入基层做实验的实验员李昌平，却是很大的损失。陆老师嘱咐我记住他的话：“一火车皮的论文，其作用赶不上小岗村十几个农民的红手印。”
参观学习凤阳小岗村
温老师把我带进了北京的三农中国，陆老师指引我返回了底层的三农中国！
二
2003年10月，我带着陆老师的期待，离开温铁军先生和中国改革杂志社，离开了北京，参与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发展工作之中。
2004年 石门坎商议修铁路 与村民合影
2006年 回访云南石门坎
我在云南贵州的大山深处真切感受到了贫困中国，认识了过去不曾认识的另一种状态的中国，甚至比我家乡不知道还要穷多少倍的中国。我写了不少扶贫日记，流传极广的《贫困的制度性原因》一文就是那个时期所写。其间，我去过日本、越南、印度和我国台湾省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考察调研。
日本农协 名古屋附近 与日本农民合影，2005年
日本农协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服务小农的无微不至，特别是农协“内置金融”支撑小农土地产权实现的强大功能，给我以醍醐灌顶的启示，对自己过去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对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实施的私有化改制的所谓改革，悔恨不已；对自己一直指望城市商业金融保险机构为农民农业提供金融保险服务的无知，羞愧难当。还有日本的“县乡村”并无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没有像我们体制化的川流不息的大会小会、检查督办、评比验收而自主运转，却十分有序有效，这让我这个曾经十分反感以“大会小会、检查督办、评比验收”推动工作的井底之蛙大开眼界。
2005年，日本访学期间
我因《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与中国的自主性》一文发表在日本《东洋经济》杂志上，获得去日本访学的机会，在日本访学期间，和东京大学自主性（梁漱溟）学派的交流获益颇多，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农民自主性的丧失是中国三农问题无解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更让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农民自主性的丧失，也必将导致中国国家自主性的丧失。此后，“自主性”三个字，便成为了我求解中国三农难题和中国难题的出发点。
在我国台湾地区访学，陈羲煌老先生给了我两次求教的机会。陈曦煌先生对中国大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正面评价，特别是陈曦煌先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陆土地村集体所有制也是民有制”、“大陆的农地不能抵押贷款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问题，而是金融制度的问题”的思想，对我思考中国大陆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产生了颠覆性影响。
2005年 与日本东京大学学生 深入乡村访问
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访问学习，在我心中种下了“在村社（集体）内置合作金融，以实现农地抵押贷款”的种子。
2003年 入村调研 贵州毕节破败的民房
在经历了2003-2008年的云贵扶贫和对日本、越南、印度、朝鲜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地区的访学和调研之后，我向陆老师系统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中国小农长期存在是客观必然的，要防止一种糟糕局面出现，即：出口导向工业化完成以后，三农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峻。中国可能要谋划逆城市化发展。
第二，既然小农会长期存在，重建小农村社共同体、并由小农村社共同体主导农村发展和治理，必须成为基本国策；
第三，以小农长期存在为前提的三农现代化必须坚持“一个中心目标，三个基本前提”，即：以村民共同富裕为中心目标；以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升小农及其共同体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土地村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和壮大集体经济为基本前提；
第四，以 “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突破长期制约中国三农现代化的双重瓶颈——“农民组织无效和农村合作金融无效”（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承包权或成员权抵押贷款权在内置金融中实现），是激活农村内生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四两拨千斤”的之举。
第五，组建李昌平团队，选择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的村庄或乡镇或县市区试点，实验的名称：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自主综合发展实验。
陆老师基本同意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认知和实验思路。陆老师再三嘱咐我记住：中国三农现代化之路一定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的大学问、大智慧一定在中国三农现代化的过程中。陆老以《为学》勉励我：中国乃至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问题，唯有去做、去实践，才有可能找到破解这个世界性难题的办法。陆老师说，他对我寄予特别的期待。
陆老用手指敲打我的额头叮嘱我：要尽量避免和人打嘴仗，集中精力埋头做乡村综合发展实验。
为了教我做实验，陆老师还经常让我参与他主持“成都试验”“太仓试验”“晋江试验”的一些活动。每次告别陆老师的时候，他都微笑着、挥挥手，留给我一句话：去吧，好好做，李昌平要用实验说话！
三
2005年，我的乡村综合发展实验就开始了。我是一介草民，而我对自己的实验成果的期待是：准备星星之火，等待燎原之时。
我的实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协作小农及小农村社共同体“以自主性建设、实现自主发展”。实验思路：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突破“组织无效和金融无效”双重瓶颈，建设小农及其共同体的主体性，最终实现小农及其共同体自主振兴乡村。操作方法：党和政府是实验的领导者，党支部和村社共同体是实验的主导者，村民和社员是实验的主体，我们乡建院的同事们是实验的协作者。
第一个实验点选在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及周边的8个村子。
实验目的是“村企共建大午城，自主发展共享经济。”实验方案是创建“内置合作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农户和集体产权能够金融化（变现）或股权化和可交易化，把各村股权化或金融化后的集体建设用地向大午小镇“漂移”集中；与此同时，把各村村民向大午小镇（生活区）集中，把大午集团的农牧企业向各个村庄转移（生产区）。村企共建大午城，合作发展共享经济。
村民可以土地承包权或集体成员权做抵押在“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贷款，既可以贷款发展生产经营，也可以 “按揭贷款”在大午小镇买集体建设用地建的“商品房”，甚至村民所必需的一切生产生活物质都可以“先消费、后结算”，村民的农产品也可以随时以“存款”的形式“存入”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
实验仅仅开始一个多月，因各种原因被迫终止。
放下憋屈，擦干眼泪，抖擞精神，匍匐前行。
2005年11月，我的第二个实验点选在我自己的村庄——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
最早试行内置金融靠近洪湖的王垸村
王垸村地处湖北监利县洪湖西岸，2600人，占地6000亩。村民大多以种稻谷和养殖螃蟹鱼虾为业。村民不仅贷款难、贷款贵，存款也要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从进入90年代开始，增产不增收，减产也减收。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实验依然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切入点，建设小农及其共同体主体性，探索实现村社共同体主导的可持续自主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王垸村有点集体经济，每年能够拿出5万元给村里的老人发过年红包，人均200元。尽管如此，我们村的村两委班子也是频繁变动，弱化、软化、边缘化的趋势日趋明显。
2005年年底，我和村支书李花清商量：我找10万元“种子资金”回村，村集体匹配25万元“种子资金”，每位老人出2000元入社，创建王垸村“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养老资金互助社。由老人们给年轻人放贷款，“存一万贷三万”，以承包地抵押贷款。在解决村民贷款难的同时，所产生的利息收益全部分配给老人。这叫“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益敬老人”。
我跟李花清书记算账：如果250个老人，一人出资2000元，是50万元。加上“种子资金”35万元，合计是85万元。按照信用社贷款利率算，当年可实现利息收益10万元以上。
李花清觉得“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非常好，但他有两点担心：一是符不符合政策？二是放款了收不回怎么办？
我讲了一号文件精神，李花清的第一个担心放下了。第二个担心确实是个问题。
我跟李花清反复琢磨把风险管理到最小的方法：第一，开始时，每户最高只能贷款5万；第二，农户用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年租金1000元的一亩农地，每亩价值3万元，只能抵押贷款2万元；第三，把老人编成小组，把贷款指标分配到老人小组管理，贷款由老人小组审批，根据贷款额度由n个老人或乡贤或社员担保贷款；第四，贷款时夫妻俩都必须签字画押……
2007年 王垸村内置金融合作社章程
2007年 最早一批合作社社员名单
村庄是熟人社会，即使有个别村民贷款后经营失败了，相信不会赖账，更不会赖老人的账。先还利，再慢慢还本，风险应该是可控的。即使有人恶意赖账，不是还有土地抵押兜底嘛。
村里的老人们参与积极性特别高，还给李花清鼓劲打气。我协作村干部和老人代表们制定了王垸村养老资金互助社章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监事会。70岁的老支书李功兵被选为理事长，在任村支书李花清当选监事长。2006年年初，王垸村养老资金互助社开业了，初始资金87万元。
李功兵和李花清领导的理事会、监事会，联合制定了一套极其简单的工作机制和管理办法：所有贷款的期限都是一年，贷款要申请排队编号（先申请优先得到贷款），每年腊月小年前后两天，收回贷款——决算——再按照申请贷款的排队号发放贷款——分红大会——张榜公布。理事会一年只有5天左右的时间正式办公。这套“懒办法”既省事、又节约成本、还很有效。
2006年，我们村养老资金互助社收入10万多元，每个老人分红500元，积累2万元。老人们非常高兴，都说：分了蛋，鸡还在。
2013年小年，我回村参加了养老资金互助社的分红，每个老人分红900元。每年的分红日，成了我们村老人们的节日。
2016年10月份，养老资金互助社举办了“王垸村首届重阳节”，请正规剧团唱了两天花鼓戏，表彰了一批好儿媳。 村里的“乡贤”为重阳节捐款7万元，小伙姑娘都踊跃当志愿者为重阳节服务。
从2006年以来，养老资金互助社为村民贷款3500多万元，2018年上半年放贷款超过550万。2006年至今没有一笔坏账，累计为老人们分红147万元。
此外，还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变：一是高利贷少了，金融机构有主动上门服务的意识了，农民贷款有尊严了；二是乡贤和孝道回来了；三是老人地位高了，好儿子好儿媳多了；四是村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服务能力大大提升了，村庄的凝聚力增强了，干群关系改善了，村支部书记十几年再没有换人了；五是自主发展能力提升了，农民增收路子多了。
我们村不仅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虾稻共生、双水双绿”示范村，还是全国小龙虾种苗和技术输出第一村，每亩“虾稻共生”收入持续多年保持8000元以上，已经有数十位返乡创业青年“在自己的银行的支持下”走向全国各地农村输出王垸村的“双水双绿”模式和养虾技术及种苗。
201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朱玲带队调研王垸村
李花青书记和最早入社老人
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仅用35万元“种子资金”，撬动村民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办起了村民自己的“发展银行”，为村庄发展安装了内生“永动机”，为村里的老人们种下了“摇钱树”。
王垸村的实验证明：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突破“组织无效和金融无效”双重瓶颈，增强村民及村民共同体的自主性，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自主发展模式，确确实实是振兴乡村的“四两拨千斤”之法。王垸村的实验，为我的“振兴乡村”和“精准敬老”“精准扶贫”试验事业开了个好头！
我的第三个实验选在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村社内置金融+美丽乡村综合体。
2009年，我应邀到信阳市平桥区党校讲课。信阳是河南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试验的核心课题是“土地确权、抵押贷款”。信阳市政府部门给村民发了70年的产权证，结果没有任何银行接受农民的产权证抵押贷款。改革实验失败了！
我有针对性地做了《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的讲座。我对信阳的干部们说：林地、农地确权后，正规金融机构是不会接受农民林权证、承包证抵押贷款的。这是因为：权证抵押给银行贷款后，农民违约后银行要通过很复杂的司法程序才能把产权过户到银行，成本极高；银行得到农地林地后，再转包经营所获得的收益可能还支付不了成本。因此，正规银行是不会接受小农农地抵押贷款的！
农户的林权证或承包证只能在村社内置金融内实现抵押贷款，除此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如果农地只能在村社内置金融抵押贷款，又何必兴师动众的搞土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呢？
授课后，我被授予平桥区政府顾问。在平桥区政府的要求下，我来到了当地有名的贫困村——郝堂村。
郝堂村是信阳市城区近郊山区村，2500多人，占地面积21平方公里。村委会主任叫胡静，时年56岁。胡静干了几十年村干部，她问我“为什么咱村干部的道路越走越窄了？”，很坚定地对我说“再也不当村干部了”。
我问胡静不当村干部后准备做什么去？胡静说想为村里的老人做点事。她说“想为老人做点事”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在场的区干部告诉我，村里有两个老人自杀了，刚刚办完丧事。胡静说，这些年，村里几乎年年都有老人自杀。
我给胡静讲了王垸村“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故事，并承诺从自己的课题费中拿出5万元，找政府再要10万元，用这15万元“种子资金”，引导郝堂村的乡贤和老人参与创建郝堂村内置金融——养老资金互助社。
胡静动员（包括她自己）7名乡贤共出资14万元“敬老资金”，村集体也筹集了2万元，开始只有15个老人出资入社，每人2000元。郝堂村养老资金互助社2009年10月份开业，初始资金规模仅34万元。两年后，资金规模达到650万元。
在郝堂村，农民承包证、林权证抵押贷款就像饿了吃饭一样简单。困扰当地政府很久的农地不能抵押贷款难题，就这样轻而易举的突破了。现在，郝堂村养老资金互助社最头疼的事是资金贷不出去。
郝堂村第一步改革实验任务完成之后，当地政府希望在郝堂进行下一阶段的实验——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试验。
2015年 CCTV《新闻联播》走进郝堂村
2018年 人民网直播郝堂村
2011年，我辞去了原有的正式工作，和孙君等人发起创建“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后更名为“中国乡建院”），乡建院的总部设在郝堂村，把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战的乡建人才聚集于乡建院，从郝堂开始专心于乡村建设及“精准助老”事业，把业余爱好变成了正式职业。我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个把乡村建设变成一种职业的人，是引领中国乡建有业余走向职业化、专业化道路的人。
郝堂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件事是“垃圾分类”。由于郝堂村通过养老资金互助社把老人们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老人们特别有战斗力，一个半月就把村庄搞得干干净净了，并且做到了垃圾不落地，垃圾资源化。
郝堂村美丽乡村建设做的第二件事是土地收储。按照规划，村集体需要收储数百亩土地用于新农村建设，第一批收储83亩建设用地，从养老资金互助社贷款170万元支付村民。郝堂村集体先后共收储集体建设用地310亩，从收储土地的谈判到资金筹集，老人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郝堂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土地增值（每亩30万元）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了爆炸式增长。2015年，郝堂村集体资产总规模就超过了8000万元。
郝堂村2009年是一个贫困山村，到2013年时被建设部授予“美丽宜居示范村”，年客流量超过百万人。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不足4000元增长到2015年的2万多元。2015年，胡静被授予“全国劳模”。
从2009年以来，郝堂村内置金融——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累计为老人分红139万元，还积累了80多万元。
从2011年到2015年的郝堂村建设，政府投入了2000多万元（路、水利、学校），村集体投入了4000多万元，村民投入了8000多万元。2013年政府基本上停止了对郝堂的投入，而村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挡都挡不住，让政府深感头痛。
郝堂村村民分红
郝堂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死钱可以变活钱”了，村民和村级组织有了自主发展能力；二是郝堂村村民说的：别人敬菩萨，我们敬老人。老人就是“活菩萨”。这两点是郝堂村最深刻的变化。
郝堂村的成功，让我对自己的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老”模式增强了极大的信心！
我的第四个试验：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区张远村——通过体制机制建设，以较少的增量投入激活空心村巨大的存量，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2013年8月，我应湖北鄂州梁子湖区区委之邀走进了书记杨全意蹲点的村庄——张远村。
李昌平乡村振兴论坛 “张远模式”分享会，2018年
张远村1600人，占地4000亩，属于丘陵浅山农区。标准耕地年租金100元/亩左右，一般的农地平均年租金80元/亩以下，大量的农地处于抛荒和半抛荒状态。是典型的空心村。
如何把劳动力基本外出打工、土地抛荒日益严重的村庄重新激活呢？这是农村待解的普遍性难题。
杨全意书记请我去张远，是希望我像打造郝堂村一样，尽快把张远村打造成“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村庄，以备来年中央办公厅回访时有一个交代。杨全意书记给我交底：花钱不是问题。
经过深入调研后，我觉得张远村过于闭塞，在交通条件和周边环境没有大的改善之前，暂时不宜花重金打造。即使花重金打造好了，也会迅速变成新的“存量”。
我给出的建议是花100万元种子资金做一个“金融乡建”实验。即政府出100万元种子资金，引导村民加入村社内置 “（养老）银行”，以内置（养老）银行收储抛荒和半抛荒的土地、并集约经营，让农户的承包地成为内置（养老）银行的贷款抵押物，观察比较“金融乡建”和“财政乡建”、政府主导乡建和农民自主乡建有什么不同。
具体构想是：在内置（养老）银行建立之后，鼓励农户的承包地、林地、房屋等，以“长期存款”存入“内置银行”，且“长期存款”可以用于抵押贷款或者直接变现。譬如：一亩地的转包费是300元，这亩地就可估价1万元“存入”村社“内置银行”，存入的期限越长，每年获得的利息收入就越高。这样就可以将土地等资源资产货币化、金融化“集中起来”，再集约经营起来。
土地增值收益归农户，金融收益主要归老人分享。假如内置（养老）金融每年贷款800万元，5年就是4000万元，按照1:3算账，4000万元贷款可以为张远村额外创造1.2亿元GDP。这就是说，五年内，张远村的人均收入要比同水平的隔壁村的人均多收入4-5万元。杨全意书记同意了我的想法。
梁子湖区政府出种子资金100万引导，乡建院也匹配种子资金30万元，“钓”出乡贤的敬老资金15万元，优先老人（每人2000元）入社，同时也接受村民现金入社、或土地入社（存款、股权、托管）、或房屋入社（存款、股权、托管）。
张远实验和郝堂实验有所不同，就是政府出资100万元种子资金后，再没有大的资金投入了，看村社内置金融是否可以激活内生动力而实现自主发展。我心中的愿望，是希望五年以后的张远村能变成第二个郝堂村，甚至超越郝堂村。
2013年年底，张远村“内置（养老）银行”开业，初始资金高达189万。而郝堂内置金融开业的时候只有34万元。
张远村内置金融开业不到三个月，全村有近1000亩承包地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连片“存入”“内置银行”。每亩地年平均租金220元左右（估值8000元/亩）。土地确权由此变得简单了——以“确权、确利、不确地”的方式确权到户即可。农户承包地（账面数字）每亩可以获得8000元抵押贷款权。加入两年后土地租金（利息）上升到900元/亩，则每亩可以获得3万元抵押贷款权。
在“内置银行”完成对村民的承包地等收储之后，武汉市农投公司来到当地搞有机稻米生产，每亩保底地年租金上涨到400元以上。
张远村“内置金融”为村民发放贷款逐年递增，无一坏账。2018年，仅上半年的贷款规模上升到了1100万元，当年仅利息收入可达100多万元，40%分配给老人，老人人均分配将达到2000元。还有50%的利息收入用于积累，当年可积累近60万元。
2018年 CCTV《新闻调查》 张远村的试验
从2013年以来，张远村大变样。一是全村的土地基本实现集中连片了，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二是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在外经商的人多了；
三是自主发展实现了，贷款需求一年比一年增加，内生发展动力彻底激活了；
四是村两委班子凝聚力和服务能力极大提升，干群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善。张远村让我完全理解了日本县乡村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的治理模式的合理性。现在的张远村，发展和治理完全可以自主化；
五是自愿做乡贤、敬老的人多了，年轻人在养老资金互助社贷款了，创业发展赚到钱了，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敬老基金捐款，现在乡贤超过了18人。在爱老孝老的同时，帮助贫困户也变成了村民和村级组织的自觉，张远村在内置金融中专门设立的“扶贫基金”，建立起了精准扶贫的长效体制和机制；
六是村里的老人们成为了村里最有活力的一个群体，贷款发放、风险管理、垃圾分类、环境美化、山林防火、互帮互助、文化娱乐……，老人们都是志愿者，村子里没有老人们完成不了的事情；
七是村民变了，变得讲礼了，爱面子了，爱张远了；
八是张远村也变了，环境变清洁了，景观变美丽了，房子变得漂亮宜居了，村庄也开始接待游客了。
我希望未来的张远村是一个养老村，吸引城市老人也来张远村养老。
农村，已经是一个“老人中国”，如果这个“老人中国”都像张远村一样，也是活力无穷的中国，也是温暖和幸福的中国！
张远村的成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了45分钟的深度报道。
中央电视台纪念精准扶贫5周年 在十八洞村采访李昌平 2017年
张远实验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政府投入100万元种子资金，短期内可以将内置金融规模做到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更多。100万元种子资金实现了“金融有效和组织有效”——体制机制有效，激发出自主性和内生动力，这种自主性和内生动力生成奔腾不息的血液循环，其产生的作用远远大于财政一次性投入数千万（补品）的作用。金融乡建，才是真正的“四两拨千斤”的乡村振兴之法。
我压根就不是做学问人，但我喜欢为人民服务的学问人；我命中注定是一个干活的人，特别喜欢和人切磋琢磨怎么做事。每月26-28日，我都会请专家和实干家在信阳郝堂村恭候战斗在全国乡村振兴第一线的朋友们，大家欢聚一堂，小口品茶喝酒，大声“吹牛”切磋，已经坚持三年了。
参加特色小镇博览会圆桌论坛 ，2016年
中国乡建院的同志们协作基层干部和群众做出了郝堂村、小朱湾、宋家沟、张远村、杨村等一百多个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农民自主综合发展与民主善治的示范村和乡村综合体，为中国梦，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路径、方法及一大批样本案例支撑。
我庆幸自己创建了“中国乡建院”，庆幸“中国乡建院”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践行者和“振兴乡村战略”落地实施的排头兵。这，似乎是某种超力量安排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有陆学艺老师、温铁军老师、徐祥临老师、陈金陵老师、张晓山老师、蒋中一老师、陈晓君老师、赵树凯老师……多年如一的指导和陪伴，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倾力支持。而最最值得提及的是，无数多的县乡村干部拿乡建院的人当自己人、当战友、当亲人，所到之处合作顺风顺水，真让我感受到了某种超力量的安排。
四
从2013年郝堂村、小朱湾等美丽乡村相继火爆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动邀请中国乡建院合作打造美丽乡村，乡建院120多名员工远远不够用。我没有迎合市场的需求去大规模扩张规划设计及落地实施团队，因为我更喜欢张远村式的乡村建设模式。
在我看来：打造一个村庄美丽的外表虽然是重要的，但激活一个村庄的灵魂和内生动力及能力是更重要的；政府主导示范村建设虽然是重要的，但村民自主乡村复兴是更重要的；用政府财政手段重金扶持乡村建设虽然是重要的，但以政府财政种子资金引导村社创建内置金融自主乡村复兴是更重要的。
何况，在我内心深处，刻着“日本式衰退”一词，刻着“中国自主性”一词。我经常警示自己：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中国农民的“死资产”能够自由的变成“活资金”。
如果振兴乡村做的都是“活钱变死钱”的工作，就只能靠财政烧钱，钱会越烧越少，并且财政烧再多的钱也增加不了农民收入，也扩大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内需，也避免不了“日本式衰退”和“国家经济自主性丧失”。
如果振兴乡村做的是“死钱变活钱”的工作，财政不烧钱，钱也会越来越多，农民的可支配现金流会爆发式的增长，才是扩大内需的真招和实招，才能避免“日本式衰退”，才能增强中国经济的“自主性”。乡村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农民，更是为了中国梦的实现。
乡村振兴，村社内置金融必须先行。对此，我有万分执着！
从2014年开始，中国乡建院在规划、设计和现场指导三个团队之外，专门成立了中国乡建院最核心的团队——内置金融团队，把乡村建设服务模式由规划设计引领模式转变为内置金融引领模式。这种模式叫“提供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和陪伴式落地实施服务”。
中国乡建院的乡村建设服务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协作乡村建设的模式已经和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模式”非常相似了，或者非常类似日本“社区营造”模式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中国乡建院的乡村建设陪伴式综合服务，必须由“专业的社工”来主导，规划、设计、建设和内置金融等团队协同服务。
2016年，中国乡建院组建了专业的“社造团队”，由社造团队驻村，协调规划、设计、建设、内置金融等团队协同开展“系统乡建”或“社区营造”工作。社造团队主导的“系统乡建”或“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服务模式大受欢迎，供不应求。为了传播我们的乡村建设理念和方法，2016年年初，中国乡建院“郝堂乡村复兴讲坛”创立，固定在每月26-28日开讲，案例交流是郝堂讲坛的特色和灵魂，很受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青睐。
重庆巴山坪上村社工团队 垃圾分类教育
贵州桐梓中关村 激活的闲置空间 “墨仓空间”
2017年，中国乡建院将内置金融和社造团队合并，要求做内置金融协作的员工必须是社造专家，做社造的员工也必须是内置金融专家，还要学习一些规划设计知识和技术。于此同时，中国乡建院要求做规划和设计的员工，也要学习做内置金融和社区营造的知识和技术。总之，希望乡建院的员工，都是复合型人才，多面手。
我要求中国乡建院的人，要以延安时期的干部为偶像要求自己：一个人，什么东西都不带，深入到村庄，就能发展党员和支部，就能发动、组织、武装农民，就能建设根据地，就能依靠农民自主发展，就能成为人民战争坚强的大后方！
2017年的中国乡建院，服务地区已经遍及全国21个省市区了，由为一个村、一个村提供系统性乡建服务转向了一个县、一个县提供系统性乡建服务，人手不够成为了最大的制约。中国乡建院的员工是不能在市场上招聘后直接上岗的，招聘来的人需要较长时期的“传帮带”才能上岗工作，我们的人才一般都是自己“带”出来的。
2018年，中国乡建院制定了 “社造千人计划”——在协作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培养协作者，在社造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社造队伍。中国乡建院按照“延安干部”的标准， 要在两年内完成1000名核心“社造团员”的建设目标，以备振兴乡村战略之需。
农村有存款、土地、人力、文化、物产、环境等，什么都非常丰富，什么都不缺，只缺激活乡村的体制机制。以我中国乡建院的乡建模式，政府投入100万种子资金引导创建内置金融村社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就能“四两拨千斤”，足以激活和振兴一个村庄。这是张远等村的试验给我们的启示。
重庆城口合作社开业 2016年
乡村振兴，必须以村社内置金融先行，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社区营造方式”协作农民自主推进乡村振兴，一定会成为主流化的乡村振兴模式。对此，我有百分之百的自信。随着振兴乡村战略的深化和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第一线的引领者、排头兵理所当然的是中国乡建院。振兴乡村战略落地实施需要千千万万的“懂爱爱”参与和协作， 中国乡建院的“千人计划”仅是杯水车薪。中国乡建院还要在“千人计划”之外，承担起培养千千万万乡村振兴“懂爱爱”的使命！
现在相当部分活跃在乡村振兴战场上的小有名气的机构和个人，多多少少都与中国乡建院有些渊源。此外，全国有近千个县市区负责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干部，参与过中国乡建院“乡村复兴讲坛”的交流和培训。提到“振兴乡村”，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中国乡建院”。“振兴乡村有个乡建院”已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了，这是中国社会对我带领的中国乡建院的赞誉和鞭策。中国乡建院的“千人计划”，就是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孵化“懂爱爱”的计划，中国乡建院愿意承担起这个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