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抱着取经的态度去美国学习，却碰到一个问题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12月19日，北京大学召开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邀请林毅夫教授等11位获奖教师及校友回到母校，与北大师生分享了他们参加大会的感受和学习总书记讲话的体会，以及自己在改革开放40年伟大历史征程中的感悟。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以下为林毅夫教授在座谈会上的演讲全文：

尊敬的邱水平书记、郝平校长，各位老师，同学们：

上午好！昨天，有幸参加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并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我深受鼓舞。我认真聆听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今天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三点感想：

1.我特别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能够获此殊荣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转型理论的探索。我们知道，新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连续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持续时间之长，增长速度之高，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或地区从未有过的，现在已经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所谓“奇迹”，就是不能以现有理论作出解释，但任何经济现象的发生一定有其道理，总结归纳出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新理论。改革开放这40年，对我们理论工作者而言，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同时，任何理论其实都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以说明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且越简单越好。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重要的经济体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换而言之，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我认为，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中国的现象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中国的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才随之越来越大。因此，作为理论工作者我感谢能够遇到这样的理论创新的好时代。

2.我特别感谢北大。

我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回到祖国大陆，来到北大当学生。当时我的专业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

1982年我到美国学习，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做一年博士后，1987年回到国内，在北大兼职，并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发展所工作，参加了很多改革开放的问题的研究。

我原来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到美国学习，认为美国之所以发达，一定有其道理，只要把这些道理学会，就可以回到国内指点江山，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但在1988年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当时出现了建国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高达18.5%。上次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是1985年，8%，其他时间通货膨胀也就百分之一二。

学过经济学的人会认为，解决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成本，从而减少投资需求。提高利率以后，消费减少，投资消费总需求都减少，通货膨胀也就减少了。而且，如提高利率，只有好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才高，才会继续投资。不好的项目，投资回报率低，就不做，这样有利于资源配置。但在1988年，我国采取的是治理整顿，通过行政手段把许多项目砍掉，来压低通货膨胀率。

根据西方理论，用行政手段压低通货膨胀，可能会把很多好项目砍掉，坏项目保留下来。当时看到的情景确实是这样的，很多明显是很好的项目，比如，当年新大都饭店的18层新楼盖到13层，通货膨胀来了，项目就被砍掉，成了烂尾楼。

当时我想写一篇文章或内部报道，指出行政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没有效率。但是，想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道理后，让我开始思考，原来我学的理论与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否有差距。

仔细想来，有很大差距，因为当时很多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主要靠低利率补贴，如提高利率，就会严重亏损。如按西方理论让其倒闭将导致大量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很多与国家安全有关。在此状况下，只能给予补贴。财政补贴以后，财政赤字增加，必然增发货币，又造成通货膨胀。

所以，如考虑这些条件，当时利用行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是较好的办法。发达国家没有像中国在转型之前有那么多的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没有像中国有大量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企业需要保护补贴，所以可用提高利率的方式治理通货膨胀。经济基础不同，所以办法不同。后来，有关新结构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就是从那时开始思考的，能想通这一点，离不开我在北大学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潜移默化。

在北大读书还有一个影响，因为北大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成立的机构，北大学生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所以在北大培养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如不关心发生在我们国家的现象，只是读文章、看文献，不可能提出新理论。我对国家、对社会的关心也主要来自于北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

九十年代我回到北大，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前几天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在北大探索新的理论，对我来说，有三方面的帮助：第一个方面是，北大的工作环境宽松，而且北大校领导对北大老师十分宽容，给我们非常好的探索机会；第二个方面的帮助是北大老师有胸怀、有抱负、有学养，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观点碰撞切磋才能完善理论。第三个方面是北大的学生，教学相长，站在讲台上如不能说服学生，学生是会挑战老师的。这种互动是我们不断深化理论的重要条件。

我们常说天时地利，我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天时，北京大学是理论创新的地利，我特别感谢。

3.获奖是一种责任，是对过去的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期许。

习总书记2015年11月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纪念会上指出，经过改革开放的努力，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行百里路者半九十，在中华民族复兴最终实现的道路上绝对不是平坦的，越到最后内外部挑战必然越尖锐。所以，习总书记在昨天讲话中特别提到，我们要有信仰、要有信念、要有信心，同时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因为只有不断的理论创新，总结过去的经验，了解我们未来新的挑战，才会对我们未来工作提供比较好的参考，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北大人的机遇，也是对北大人的期许。

中国人追求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我们有同样的追求，都希望国家快速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

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到2025年前后，应该可以跨过高收入门槛，变成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目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是15%，中国现在人口占世界的比重是19%，中国进入高收入，世界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过去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抱着西天取经，想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拿回去发展他们的国家，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实践而变成发达国家。二战后，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推行的政策从西方理论看来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现在国际上主流的理论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作为理论前提，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结果必然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可以较好地指导我们的政策实践，而且，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总结于中国的理论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好的参考借鉴。

我现在提倡知成一体，这些年我不断把中国的经验与理论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实践，我发现确实比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更能推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更能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

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有幸身处这个时代，应该抓住时代的机遇，不辜负这个时代。

（林毅夫教授是国务院参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参与中国当代一系列重要改革政策制定，积极推动中非合作新模式。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重新构建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理论，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