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伊朗骚乱，社交媒体该背多大的“锅”

最近，伊朗多个城市同步爆发骚乱，并迅速扩散至全国。伊朗政府迅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包括屏蔽示威者使用的两款社交软件，以及在部分地区限制互联网接入。

这一幕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2009年美国国务院一位青年官员致电他的大学同学、推特的创始人，推迟48小时升级软件，确保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可以不受影响的使用社交软件发动“革命”。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伊朗官方第一时间将此次骚乱定性为“2009年推特革命的翻版”，指责外国代理人通过社交媒体渗透是导致骚乱的主要原因。从形式和直觉上来说，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和证据。

但伊朗政府的这种认知是不准确的，这是有关社交媒体作用的两种较为典型的认知之一。一种体现为以理想主义眼光看待社交媒体，将其视为是一种天然中立、客观的工具，无视社交媒体无法改变在不同程度上受主权国家管辖和规训的必然命运;另一种则体现“正确的都归我，错误的都是其他人”，将社交媒体看作是一切问题的源头，这种认知通常依托明显的阴谋论式的分析框架。同时，在归因分析的过程中，这种观点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存在错误认定，将本质上属于次要矛盾的社交媒体的冲击和影响，人为的定义成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矛盾。在实践中，这通常被具有强大惯性，换言之就是偏好懒政拒绝真正反思的行为体所喜好。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从法理还是政策实践，在网络空间实行紧急状态包括采取限制接入等策略，作为应对特殊状态的措施，都是无可厚非的。从实践看，完全不受司法、行政管辖，甚至是独立于主权管辖之外的网络空间，也从未存在过。但是，将应急政策常态化，也从来不是被实践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长久之计。

实际上，伊朗政府对此次骚乱中社交媒体扮演作用的归因，与输掉2016年总统选举之后的希拉里、奥巴马以及一众美国的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相似之处：直接将社交媒体看作是主要原因，完全忽视对自身政策设计和实践中存在的“硬伤”。

说白了，尽管具体的微观作用机制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特点，但是要通过社交媒体策动颜色革命，乃至最终取得成功，都需要现实中的分裂或者政策实施中的失误，纯粹意义上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谣言进行的煽动很难成气候。无论是当年的阿拉伯之春从伊朗到突尼斯再到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传播，还是在美国出现的从维基揭秘、到占领华尔街、再到斯诺登事件以及最终的特朗普胜选，都是如此。

相比此前阿拉伯之春中提前培养、预置框架以及主动策动，此次伊朗呈现的态势是可能存在的外部势力“因势利导”，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放大”、“扭曲”和“催化”：放大政府的失误;扭曲对失误进行解读的框架;催化民众中间早已存在的不满情绪。面对这种因势利导的阳谋，简单的应对策略，无论是封堵还是简单的指责外部力量干涉，都很难起到预期的效果。

当然，相比实质性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满足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需求，切断社交媒体应用等方式更加简单，短期内效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如何克服由此带来的对短期政策的过度依赖，是关系政府治理能力体系建设成败的胜负手。就此次伊朗骚乱而言，相比社交媒体和境外力量因素，更关键的任务在于切实解事关福伊朗人民福祉的问题。(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