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正失去社会流动的阶梯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用“叠加危机”形容欧洲的局势，这些危机叠加合成的结果就是政治危机，导致欧盟国家传统政党纷纷从权力舞台中央坍塌下来。笔者不久前撰文，提到欧洲中产阶层从社会稳定的基础变成不稳定因素，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欧洲传统政治难以应对社会现实的内外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于财富分配不均和中产阶层角色转变，还有教育的社会功能异化、精英设定的价值体系遭到挑战等等。

教育门槛改变欧洲制度模样

欧洲国家教育正失去社会流动阶梯的功能，变成大众难以逾越的门槛、精英独享社会权力的专属区、社会分裂的凝固剂。

历史上看，欧洲社会围绕权力分配，即谁有资格享有权力成为统治阶层，大致有过三个门槛：先是血统门槛，以确保贵族独享权力和统治地位;之后是财富门槛，以保障新兴的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再后是教育门槛，使形式上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成为国家和社会各领域的权力精英，尽可能把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挡在权力大门之外。

可以说，以学历为表现形式的教育门槛总和并代替了血统和财富门槛，至今保持着分配社会权力的关键标准。与前两个门槛不同，教育门槛扩大了社会选择的范围，把以往血统和财富门槛隐含其中，形式上显示出更多民主特性，赋予了教育作为社会选择工具的合理性。

但现实中，不是所有受教育者都能逾越教育门槛，只有受过精英阶层通过各类行政措施和排名确定的精英教育才有机会，血统和财富人群依旧是少数精英教育的主体，只有一些满足精英需求的社会中低层个体被容纳和补充进来，大众则被淘汰出这个精心设计的“产业链”，成为服务权力精英的一般脑力和体力劳动者。

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到全部议员的一半，其中不乏工人、农民议员。现如今，联邦议员几乎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教育门槛在容纳血统和财富门槛后，成为现今欧洲社会选择的综合关卡，把精英和大众分割为上下两个阶层，上边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联合体，下边是大众。按照传统制度的分工，主要由议会政府组成的政治精英代表人民，由媒体和教育构成的知识精英教育人民。

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融合导致技术主义盛行，政治决策被拖延在烦琐的技术程序中，由知识精英组成的各类专业委员会登堂入室影响着政治过程，形式上由议会和政府做出的决定实质上被“外包”给“外脑”，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行政和行政外包中缩水，民众被排除在外。

有学者指出，经合组织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教育排名和报告，比民选产生的各国政府威力还大，左右着各国教育政策，使教育成为经济的劳动力供应商和社会竞争的工具。欧盟更是各种专业委员会和专家小组林立，其决策机制被普遍认为缺乏议会监督，主要由政府和行政精英运作。随着布鲁塞尔官僚体系不断强化对各成员国政府和民众的影响，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感觉自己在“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面前成了“看不见的”存在。

可以说，今日泛欧洲之民主制度已失去原有模样，变成一个让许多民众恐惧厌烦的庞然大物，以反欧、厌欧起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正是迎合这种民众诉求，原本“代表人民”的政治精英被“民粹主义”攻击为“人民的叛徒”，肩负“教育人民”任务的媒体被称为“谎言宣传”。从这种意义上说，被精英阶层称之为民粹主义的运动是欧洲传统政治变化和民众不满的结果，不是原因。

传统价值体系遭到内外冲击

除了教育门槛，另一导致欧洲传统政治危机的变化，是自由主义思潮不断渗透并形成普遍反权威的意识形态，瓦解了欧洲传统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大众基础，传统政党依靠的大众日趋小众化，小众不断碎片化。“全民党”渐渐无力回应社会深度碎片化时代的多重要求和期待。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爆发被冠名为“学生运动”的教育和思想革命，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领域都要反权威、反传统、反制度。“平等”“自由”和“民主”被奉为判断是非、真假、优劣的道德标准，甚至被诠释为欧洲自古就有的传统，也是放之全球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在那场运动中，“批判”被推到崇高位置，不仅被当作方法，还被认定为绝对真理和价值本身。精英既是批判者，也是价值判断者。

在国际上，深怀价值自信的欧洲精英成了全球道德问题的教育者和裁判员，到处都有来自欧洲的批评、谴责。但不断批评别人的欧洲，有着它自己难以逾越的矛盾。比如，德国魏玛是欧洲文化大家歌德、席勒生活工作的地方，曾被确立为1999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展现着欧洲文明的灿烂，但就在魏玛近郊，矗立着当年纳粹建立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昭示着那段阴暗历史。以残酷反证文明，这是欧洲思想精英们难以逾越的一个矛盾。

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喊的那句“你们当时在学德语了”，杵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痛处。欧洲从道义制高点上构建价值共同体的路径充满矛盾和纠结。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还远没在欧洲各国发生，至今的纪念活动还停留在仪式的重复，着力发掘战争中的人性和英雄精神。让战争来体现人性，这本身就充满荒诞。

在欧洲社会内部，精英们设定的先验价值在现实面前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欧洲民众越来越发现，所谓的舆论自由实际是精英们控制的媒体发表舆论的自由。“谁上台都一样，我们都要交更多的税，社会负担更大，够了!”这是近来参加法国“黄背心”示威运动的年轻人表达的愤怒。这已是整个社会关系出了问题，导致上层精英失去社会感受，中下层民众在焦虑和不安中反抗。

难以应对社会关系多重变化

综合来看，战后欧洲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济增长使人们财富增多，但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财富分配不均;教育门槛使社会权力向精英积聚，社会中底层因无法有效参与政治而不安、不满;民众知识层次普遍提高，信息独立能力和意识增强，传统政治和知识精英垄断政治与信息资源的能力、程度极大减弱;随着自由主义思想高度渗透，每个个体都成为具有制造、评判和传播信息能力的基本政治单元，在竞选政治中受到党派“贿赂性”追逐，传统政治失去往昔的尊严、权威和支撑;自由主义全球化极大削弱了欧洲各国政府治理国家的宏观战略能力，使其无力应对现实变化和民众不满;互联网加速和提升了自由化程度，也进一步瓦解了精英阶层对知识、信息和思想的垄断。

这些都改变了政治生活的模式和结果，加速了欧洲传统政治的崩溃。(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