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如何借助民众破除形式主义痼疾

几天前刚刚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让国人坚定了信心，而且我们未来改革开放的程度将是递进式的。在过去40年里，中国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让我们敢于承认问题、克服问题、解决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党更具有凝聚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升了，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当然，有些问题不是一劳永逸地就能消除，很可能会以新的形式又生发出来。例如形式主义就可算是一种“痼疾”，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权因此被断送。正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努力克服这一难题，将消除形式主义作为改善党风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值得重视的是，时至当下，在大力转变党风政风的情况下，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局部地区甚至有愈发加重的苗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痕迹管理”重“痕”不重“绩”，“文山会海”有所反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了突出问题。为什么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对形式主义的危害清楚明了，且严令改正的情况下，依然难以解决，并且成了顽症？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形式、仪式与形式主义的平衡点、临界点不易把握，缺少科学的判断标准和考评依据。换言之，对于反形式主义我们一直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也没有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反倒是有些规章制度给形式主义留有余地和空间。

其次，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某些工作方式交织在一起，让有些人很难区隔。共产党是通过政治动员群众教育群众获得力量，而动员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营造政治氛围，并且氛围越浓烈，动员效果越大，这就涉及到仪式和程式，所有这些都有向前延伸的可能和冲动，从而让一些人掉入形式主义之中。其实，不仅政治动员工作，目前一些对下级工作的评价，执行中央或上级指示情况，都是从形式和氛围营造进入。

再次，习惯性工作方式严重存在于一些人的思维和观念中，加之因循守旧不思改革，很容易加重形式主义。以会议贯彻会议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是形式主义的重要载体，这在一些人的实际工作中并未成为要加以注意的问题。比如，中央会议已经通过公开媒体走向群众，下来需要落实于工作，却搞层层传达，并且只是照本宣科了无新意，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并且导致形式主义。

甚至有少数地方、单位，把中央强调的“讲政治”，变异为“讲小政治”。中央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提出“讲政治”，是希望党员干部以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站在更高的层次考虑问题，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而少数地方、单位却以地区的、部门的、单位的或领导个人的利益作为“讲政治”的依据和着眼点，从而让一些党员干部陷入“讲小政治”的圈子里，没有人敢轻易更改，以示自己是遵守“讲政治”的。

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的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在坚持现有措施之外，还可以给民众更大的评价监督权。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政治生态下，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刚性考评存在。革命战争年代，之所以较少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除了党的先进性，很重要的是立竿见影的绩效评价，即形式主义意味着脱离群众，意味着吃败仗。这容不得形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那么，党获得了执政权后，要保证有同样的刚性评价，避免形式主义毁掉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很重要的是由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转变，以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个刚性的制度性评价系统应是什么？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中国改革“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只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具体到克服形式主义上，值得尝试的可以是赋予民众更大的评价权和监督权，将此化作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刚性约束。

不久前在网上引起热议的一则新闻是，某地汇报新建水渠为27.2公里，而当地村民测量只有8.3公里。可以看出，民众在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上是可以发挥相当大作用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搞党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分解和制衡，但可以找到一种平衡点。即不仅仅是借助，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是一种新政治观下的国家治理模式探索。

选择这样的方式，也是建立于政治自信和政治逻辑之上。既然党的性质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群众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那么在保证我们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把部分评价和监督政府或官员的权力分解到人民群众手里，即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也符合政治逻辑和政治伦理。

当然，在落实这种评价和监督方式的设计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区别对待人民和民众两个概念，人民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民众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中央讲人民，这是政党从政治高度确立的对应关系。对于各级政府来讲，还是具体到属地的民众，实现另一种对等和对接，避免因概念上的差异，而将民众的权力抽象化。

二是让民众的权力能够有机地渗入政府行政行为的过程之中，真正把民众的评价监督权显形化、载体化，富于质感。(作者是兰州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