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公共外交40年圆桌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

2018年12月26日，“中美关系与公共外交40年”圆桌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网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主持了此次会议。

此次论坛的举办正值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01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将迎来建交40周年。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却能够始终破浪前行，保持向前发展的态势。当今世界正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和深刻的变化，中美关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释放了直面问题、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但与此同时，中美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分歧。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和时间节点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网联合主办了此次论坛。此次论坛邀请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美国学会、暨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从事中美关系、公共外交研究与实践的2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交流。专家们围绕“中美多元公共外交发挥的作用、现状问题与未来路径”，“中美关系历史经验与面临的挑战机遇”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美关系与公共外交40年圆桌论坛”是在当下中美关系出现巨大波折的关键时刻举行的重要学术会议，具有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希望能通过此次论坛正视中美间的关键问题，本着确保中美发展、提出创新思想和建议的宗旨，积极维护和推动中美关系协调、合作、稳定发展。40年前，中美建交改变了世界局势，此后中美两国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已经从相对贫困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则保持了40年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关系始终机遇与挑战同在，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前提下，中美两国走到一起，也往往会因为利益的冲突和诉求的分歧使中美关系时常会出现危机。中美矛盾和冲突将长期存在，这一点必须要有清晰认识，但是协商和合作不会中断，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包括开展多样的公共外交来塑造和维护和平、合作、发展、共赢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确保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顺利实施，确保中国人民伟大复兴顺利实现。中国思想界应该通过提出创新性、建设性思想和主张，引领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致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责无旁贷。

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高级编辑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美关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中美两国拥有广阔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空间。4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站到了时代的十字路口，当今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存国际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大国之间博弈、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尤其是在过去一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2019年中美两国将迎来建交40年，人们常说四十不惑，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各位专家能够以中国立场、全球视野为中美关系的协调、合作、稳定发展提供真知灼见。

*此次论坛的专题研讨第一环节以“中美多元公共外交发挥的作用、现状问题与未来路径”为议题展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主持了这一环节的研讨。参与讨论的专家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员副院长许勤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员副院长许勤华，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庆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指出，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加强理解与互信，避免误解与误判。中美建交40年来，多元化的公共外交对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理解和互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困难和波折，面对很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只有合作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也最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全球的稳定，中美应在竞争中寻求一切可能的合作空间，以确保中美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战略界应该保持理性的思想沟通，继续加强多元公共外交，通过多倾听、多对话来深入理解对方的关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发言中表示，历史给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应该在中美关系的推动中大有作为，一方面，中国可以直接参加与美方各个方面的战略博弈，润物细无声，但是相互影响是明显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公共外交中要有自信，敢于与美国对弈，不卑不亢，以国家利益至上，据理力争。最后，公共外交也要注重讲究学理性和专业性，要通过深度的分析和研究来引领舆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指出，40年间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可以从精英层面和公众层面两个维度来看。在美国精英层面，中美关系变化较大，从战略性接触改变为战略竞争。中国的精英层面也发生了意见分化，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或者美国的模式来发展自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要坚持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在中美两国的公众层面，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舆论调查显示，当今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评价和30年前对中国的评价差不多。调查显示，1978年美国民众对中国打了44分，今天美国民众给中国打了45分。中美相对稳定的民意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员副院长许勤华认为，学者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事件和议题中积极发声，也应该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维度。学者参与公共外交时，如何保持客观中立立场，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又要合情合理地说服其他国家，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液化天然气的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润滑剂，中美在大宗商品的贸易机制中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能源外交中有很多议题值得学者们关注和深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表示，我们的公共外交在过去40年有很多成功经验，积累了很多存量，同时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国家强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要客观理性地进行中美公共外交，不过度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反美情绪。继续大力拓展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认为，虽然目前中美人文交流出现了不少挑战和障碍，但是经过多年努力，中美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三大根基之一。在美国，汉语教育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公众基础。下一步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公共外交，包括汉语教学来进一步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增进两国关系的韧性和深度，打造中美关系的地基，使得公共外交成为促进两国民间交往、增进共识的重要途径。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指出，近年来中美公共外交领域出现新难点，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应对：一是“跳出美国做美国的工作”，即通过与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国家或组织加强联系，间接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与社会舆论形成影响;二是不仅要关注美国国家层面的态度和问题，也应该针对各州关心的议题开展针对性交流与合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庆安表示，中美公共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公共外交主要面临三大问题：如何对冲焦虑症、如何建立战略确定性;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我们的朋友圈。中国公共外交要超越传统的话语体系，脱虚向实;如何超越传统的公共外交模式，构建由泛到精的新模式、新架构;探索公共外交新的传播对象;有效构建新的公共舆论决策桥梁。

*专题讨论第二环节以“中美关系历史经验与面临的挑战机遇”为议题展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了这一环节研讨。参与讨论的专家有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贾庆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贾文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主编王文峰，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余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过去两年来，全球主要矛盾是美国出现一定程度的衰落，世界秩序出现一定的权力真空。中国当前不应把关注点聚焦于中美贸易竞争，而应是更多聚焦深化改革。中美之间虽然有危机、有竞争，但合作空间还是很大，中美合作的大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今年中美贸易量可能还会提升，孔子学院虽然关了几家，但总量还在，根据形势的变化做一些调整一下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也应有大国心态。

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认为，我们应该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当前中美关系。1949年，美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华政策辩论 “谁丢失了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美国正在感受到第二次“失去中国”，而此次“失去中国”可能意味着美国也“失去世界”。由于中美实力对比关系到美国的“国运”，中国此次难以通过传统公共外交手段与美国达成广泛共识，而需要“多管齐下”：不仅与美国智库沟通，也要与美国更广泛的群体进行交流;在舆论宣传中找到美国痛点;让坚持客观事实的美国人有更多发声的渠道;坚定地支持自由主义与多边主义，防止麦卡锡主义再次出现。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贾庆国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如下规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能兼顾对方利益，两国关系会好一些，否则两国关系会不太好。“君子取之有道”，守规矩和按理出牌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国尊重对方的利益和愿望是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把当今中美面临的竞争态势与历史上英德竞争进行对比，中美间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导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均是新兴国家国力的提升引起守成国的担忧与警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我们脚下的星球演变有很大的相似性。地球的发展演变在亿万年历程中，时而剧烈时而瓶颈，人类社会也很相似，人类社会的发展时而天翻地覆，时而波澜不惊。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似乎进入新的波动的时代，中美关系近年来出现明显波动。但我相信中美两国的领导者能够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当前我们更不能忽视中美两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中美如果发生对抗，除了两败俱伤以外，还有可能导致无法确定的局面出现。回顾历史，中国始终是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在多次摩擦中，中国都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未来，中美学者都应该认识到中美关系已进入新阶段，放弃幻想，要在竞争中谋求合作，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继续坚持互利共赢、寻求战略共识，并进一步加强相互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贾文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限合作阶段，双方从零开始，逐渐扩大合作领域;第二阶段是奥巴马时期的威慑外交;第三阶段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展开的一系列竞争，从威慑逐渐在提升到遏制。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国应该在强调合作的基础上，也要有一定的竞争与反遏制。同时，要通过公共外交缓解美国精英的焦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主编王文峰指出，在美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认知是有差别的，是有不同层次的。简单的说，在美国民众层面，对中美关系的印象并不是那么糟糕。用美国的中国通杰弗里.贝德所说的，“美国基层没有很强烈的对中国竞争意识”。我觉得这在未来会是一个常态。焦虑或者是负面的态度更多集中在精英层面。对于美国精英人士来说，更多从战略层面考虑中美关系。但是对于美国老百姓而言，他们想到的是平常的日子，想到中国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在经贸领域、在日常生活中的伙伴。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不应该忽视它的尖锐性。同时，要尽量避免和美国之间恶性的战略竞争。

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余智指出，现在中美谈判正在紧张进行，结合媒体的公开报道和相关研究来分析，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角度出发，中美双方各让一步是有可能的。中国在外贸政策、产业政策方面做出的调整和改革，不仅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基于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战略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国发院”)是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并入选全球智库百强，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国发院聚焦于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三大核心研究领域，目前已建立二十个研究中心，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高水平研究团队。2017年，国发院拓展国家高端智库的地方合作网络，成立了宜宾分院(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和青岛分院，迈出了校地合作的标志性步伐。秉承时代使命，人大国发院努力成为“最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