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偏执性格害了老张

他是我大学的同窗，姓张，绰号“男胖”。我们先后走出校园，又到了同一个工作单位，一口气共事了35年。

记得大学时，每个宿舍都有一本学校订的《红旗》杂志，热心的读者中就有男胖。碰到重要文章，他还经常自己再买一本，用铅笔比着尺子画重点。一条线表示重要，两条线表示更重要，三条线则是重中之重。

那时流行谈心活动。我是班级团组织委员，他是团小组长。一天，他满腹心事地找到我，说近来有一个问题想不通，很苦恼，希望我能帮助他疏导一下。问题大得吓人：他坚信共产主义，但很多事情让他觉得共产主义恐怕实现不了。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总算统一了看法：我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这类大而远的事，轮不到我们操心。

我们在校期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发一张点心票，可以买半斤饼干、点心。他总是买来一包饼干，开了封后放在半开的抽屉里。饼干香味飘溢，这对饭量特别大，却又经常吃不饱、总是饥肠辘辘的他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诱惑!但他不为所动，安之若素，硬是磨练自己。有一段时间，他每天练竞走，风雨无阻，有时肩上还扛着重物。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两条腿的内侧都磨破了。从未听男胖讲过他的雄心壮志，但我想，他刻意锻炼身体，磨练意志，是在默默地为未来做准备。

那时人单纯，毕业时同学间互相临别赠言，我对他说的是：你质朴勤奋，自我要求严格，有股牛劲，这是优点;但喜欢钻牛角尖，爱走极端，思维方式上有些形而上学。我还特别叮咛：这些毛病不改可能要一辈子吃亏。

1967年，我们由同学变成同事。我刚到单位，就听到一些议论。有人说，你那个同学可真厉害，领头造反，到处夺权。他狂热的劲头我完全可以想象。“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的号召，又有那么堂皇的名头，他不头脑发热、行为偏激才怪。“四人帮”粉碎后，他的处境一度很难。我当时任党支部委员，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地为他说些话，于是在不同场合都说：“老张本质是好的，是个好人，他主要吃亏在思想方法上。”

老张常年在国际部夜班当检查。有段时间夜班值班副主任嫌新华社和本报驻外记者发的消息稿数量少，内容单薄，便让老张抽空从《参考资料》上编些综合性的消息。自接这个差事后，老张每天到下班时间也不走，一直干到天亮。他将自己编写的见过报的消息贴在旧杂志上，并装钉成册，取名《雨点集》。领导和同事都劝他要悠着点，长此以往，身体会吃不消的。他哪里听得进，几年下来，厚厚的《雨点集》集了近10本。显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他身体的透支为代价的。

前几年，我们都退休了，时间充裕，一身轻松。本该是老人专享的人生幸福，但他有福也不享。他有糖尿病，得知治疗此症只有通过运动和控制饮食后，就想在这方面创造奇迹，每天两小时快步走，还时时小跑，总是大汗淋漓。有段时间，效果还真不错，糖尿病主要指标都下来了。有天早上，他带着自己买的血糖仪给我俩量，他的血糖指标比我的还低。这自然令人高兴。然而不久后的一天，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最近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他得了肺癌，基本上确诊了。他很苦恼，想找我谈谈。不一会儿，他神情沮丧地走进我的书房，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说什么好呢？我知道他很相信“充足理由论”，便装得理由十足地安慰他，反复说不会有问题。第一，他身体底子好，抗病能力强;第二，单位的几位老同志患肺癌好几年了，现在都活得好好的;第三，医疗技术日新月异，说不定很快就能根治癌症。说这些话时，我同时在想：他的病是否与他锻炼过度、身体透支有关？当晚，他爱人在打给我的电话里哭着自责：“老张对自己的糖尿病太重视了，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又使劲锻炼，营养哪里跟得上？我当时怎么没想到阻止他……”

患病半年多，老张就走了。这些年，大家一起结伴去看望生病的老同学时，他曾是拎水果、提牛奶的“壮劳力”，不承想他会走得这么快。在向他遗体告别那天，老同学们大发世事难料、人生无常的感慨，我同时想起了那句“性格决定命运”的老话。(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