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007等间谍大片为什么会火得一塌糊涂？_风闻

最近几年，描述二战结束至柏林墙倒塌之间时期的电影与电视节目明显增加。

我认为这不是巧合。

那么，这一波怀旧浪潮的背后是什么？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现实主义学派的“教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早就预言了这一切。

早在1990年，他用以下的话开始了一篇现在非常著名的文章：“和平：这是极好的。我与其他人一样喜欢它，也无意故意在一个对世界未来形态的乐观四下弥漫的时刻保持悲观。尽管如此，我论文的主题是，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后悔冷战的离去”（Peace: it’s wonderful. I like it as much as the next man, and have no wish to be willfully gloomy at a moment when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shape of the world abounds. Nevertheless, my thesis in this essay is that we are likely soon to regret the passing of the Cold War.）。

米尔斯海默写道，随着东西方冲突的结束，欧洲大陆将面临民族主义、不信任、暴力和无政府状态的复兴。

冷战结束以前，这一切都由两极世界秩序、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双方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的事实所抑制。

学术界将以上三者视为1945-1989年间的“长和平”（long peace）之锚。

简言之：权力属于男人，导弹待在发射井，国家躲在高墙后，而女人留在厨房。

今天，相比之下，失序主导一切。

我们开放社会的敌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在美国一个女人曾竞选总统，而德国已经由一位东德妇女统治了10多年了。

同时，在莫斯科，普京毫无愧疚地驻足于生锈的冷战工具箱的周围，并夸张地玩弄其中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宣传、颠覆、“小绿人”以及大声自语俄罗斯核导弹的射程。

这一切都令人困惑和害怕。

难怪人们都渴望回到过去。

在实践层面上，权力的平衡取决于各方找出其他人可能发展的“能力”（部队、坦克、弹头、导弹）以进行对抗或做得更好。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两种获取此种信息的方式：技术或人力手段。换句话说：卫星和间谍。这是一系列怀旧电影、电视的主题之一。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与日益增长的不确定的时代的我们――对冷战如此着迷？

在如此多的冷战故事中，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其一，我们无疑是被有一张面孔、一个官方的政府地址，以西方以为自己可以理解甚至预期的方式行事的其他方面（即敌人）所吸引。

其二，可能我们怀有哪里有秘密、哪里就有真相的希望

。最后，我们追寻1989年以前的年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善恶之间清晰的、线性的叙事。

冷战紧随二战与大屠杀的恐怖之后。并且，冷战之后是一个欢乐的结局――历史的终结、单极时刻、和平红利。至少，这是当时我们告诉自己的。

相比之下，今天，我们必须扪心自问：1990年到今天的一段时间是第二个“长和平”吗？其后的一切会更糟糕吗？

**本文为译文，供参考借鉴，不代表战略学人观点。原文摘译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部美国与欧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康斯坦策•施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女）的《冷战，我的爱》文章。**摘自陈瑜编著《全球智库军事战略研究动态》，新华出版社。